摘要：本文作为国内第一篇专门讨论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杜威·佛克马的论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佛克马在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建树：（1）作为比较文学界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并引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兴趣东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他对文学经典建构o及重构的讨论，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为中国文学的进入全球视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得一部世界比较文学史中有了关于中国及其他东方文学的描述。作者认为，佛克马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较文学学者应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走向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佛克马 比较文学 文化相对主义 经典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 全球化
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 1931—）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汉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十分熟悉的一位西方学者。他早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文化参赞等职。任职期满后长期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曾出任过该系系主任兼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1996年退休后任乌德勒支大学荣休教授。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等职。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的文学教义及苏联影响》(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1965),《20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与蚁布思合作，1978)，《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欧洲文学中的现代主义》(Het Modernisme in de Europese Letterkunde, 与蚁布思合作，1984),《现代主义推测》（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与伯顿斯合编，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Exploring Postmodernism, 1987），《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与伯顿斯合编，1997），《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与蚁布思合作，2000)等。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佛克马曾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并出席学术会议，对中国比较文学在新时期的复兴和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佛克马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界的重大影响和独特地位，对他的学术思想特色进行研究应该是颇有必要的。
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研究
与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其他理论大师所不同的是，佛克马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的专著并不很多，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却有着鲜明的理论性，并有着扎实的经验研究作为基础，对于当今具有理论争鸣意义的论题均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见解大多散见于发表在期刊或文集的论文之中，出版于1987年的《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就是作者自己精选的一本专题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由十篇论文组成，其具体篇目如下：第一篇为《文化相对主义重新思考：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第二篇为《文学史：关于文学撰史学问题的一些评论》(Literary History: A Comment on Some Problems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第三篇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狗，和猿猴：关于接受理论的一些思考》(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a Dog, and an Ape: 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ption Theory)，第四篇为《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第五篇为《审美经验的符号学定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期代码》(A Semiotic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eriod Code of Modernism)，第六篇为《文学研究中的代码概念》(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第七篇为《文学理论中成规的概念与经验研究》(The Concept of Convention in Lite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第八篇为《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The Canon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blem Solving)，第九篇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法和反教学法》(Didactics and Anti-Didac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十篇为《论文学研究的可靠性》(On the Reliability of Literary Studies)。从上述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佛克马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大都在当今的学术界有所反响。
这部论文集之所以以《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为标题，恰恰体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思考。所谓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主要指欧洲一些大学的非国别/民族文学研究，探讨的是一般的理论问题，类似于中国的文艺学。与那种传统的X加Y式的类比研究迥然不同，佛克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特色体现了总体文学的风格和精神。同时，由于他的研究总是跨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因而又充满了比较的特征。但他的著述开始的切入点总是提出问题，最后的归宿也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反思之后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建构。这种研究特色始终贯穿于他的这本文集中的各篇文章。尽管该集所收论文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但仍体现了作者所受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学术训练：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正如作者在“序”中所不无遗憾地表达的，“我曾作为一位汉学家受过训练，因此早期的部分研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那些文章不得不在本集中略去，但是读者可以注意到，本集所收论文在参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献时有时也参照中国的材料。”（vii）(1)因此，这本书仍有着一定的体系性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性。
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从不屑进行那些表面的比附式研究，他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比附式“研究”才使得比较文学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他总是以提出问题为讨论的对象和核心。早在80年代后期，他就针对中国学界所热衷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短的争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无需讨论什么学派问题，而是要讨论理论问题，探讨各民族文学的一些审美共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一些国别/民族文学文本仅作为理论探讨的材料，正是在对这些广为学界人们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这本文集中的各篇论文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著述特色。
虽然从上述论文的标题不难看出这本文集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但我们仍可以梳理出作者的一些主要观点。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2）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3）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4）比较文学与新的范式；（5）关于文学研究的代码问题；（6）文学成规与经验研究。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较早，并且在各种场合均提出自己的前瞻性见解。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这些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仍没有成为“明日黄花”。这里仅将上述前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作为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学者之一，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2) 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比较研究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1）这种开放的眼界和广阔的胸襟决定了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发展。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的编写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多卷本（世界）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3) 这不能不说是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学史编写方面的一个突破，同样，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和经典的重构也不无启迪意义。
毫无疑问，经过佛克马等人的努力以及国际学术界的一系列理论争鸣，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今天的语境下，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关于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由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总体文学的视野，因而他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他从考察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此歌德在谈话中多次参照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歌德看来，“诗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这一点在所有的地方、而且在所有的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不行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歌德对全人类的共性十分感兴趣，因此贸然推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们的也十分相似。”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一些论文中，佛克马也涉及了世界文学问题，认为这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受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候，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明，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世界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来，已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进行了专门论述，可见佛克马的理论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印证。(5)
（3）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经典原先在希腊语中并非只有今天的明确含义。按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翰·吉勒理（John Guillory）的解释, “‘经典’从古希腊词kanon 衍生而来，其意义是‘芦苇秆’（reed）或‘钓竿’（rod），用作测量工具。后来，kanon 这个词逐渐发展成为其衍生义‘尺度’（rule）或‘法则’（law）。这个对文学批评家有着重要意义的词首先出现于公元四世纪，当时 canon被用来指一组文本或作者，尤其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圣经一类书籍。” (6) 也就是说，经典一开始出现时，其宗教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发展到后来才逐步带有了文化和文学的意义，而在今天，后两者的意义甚至比前者的用途和含义更广，因而更容易引发我们的理论思考和争鸣。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界定和论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佛克马就涉足了经典的建构与重构问题，他提请人们注意接受美学对经典形成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此外，由于经典的形成往往有着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因素，也即一个民族文学中的非经典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的经典，反之亦然。因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必然也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的兴趣。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又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一文中，佛克马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想有一个经典，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挑选经典；或者说如果我们知道哪些是经典的话，又如何去说服我们的同事相信我们选取的经典是正确的。”（157）既然除去欧洲以外，亚洲、非洲和北美的文学研究者都面临着选择经典的问题，那么经典的选取就应当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之下来进行。在回顾了韦勒克等人关于经典的论述后，佛克马指出，“因为文学的经典是著名文本的精选，而且应当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有教育作用的，并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参照系。既然这些文本是著名的，受人尊重的，因而出版商便争相出版它们。”（159）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语境下经典概念的流变却很少有人去进行梳理。在本篇文章中，佛克马描述道，“经典的概念已经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危机。例如，（1）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2）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为了欧洲文学史以外的语境来选取例证，那么（3）从儒家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时期”，（160）在这些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都有人为经典的确立而努力，因而经典始终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而且不可能仅有单一的经典。对此，佛克马以中国的文学经典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全球的和比较的视野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研究。他和蚁布思 (E.Ibsch)在一部出版于新世纪初的专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提出质疑后，便大量引证中国文学的例子，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7) 由此可见，佛克马不仅在理论上较早地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论证，而且在实践上，他也着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撰写了一些批评性文字。但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宽阔胸怀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比较文学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的存在。我们今天重温佛克马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章，仍然倍感亲切，同时也更加钦佩他为中国文学的跻身世界文学经典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文章都与当前的比较文学理论争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自觉地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总体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视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在一个全球化的跨文化语境下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和借鉴作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尽管佛克马本人并非专门研究现当代西方理论思潮，但他却以一位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中扮演了较为独特和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主要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因此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不同于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那种“统领一切”的多学科广阔视野，也不同于他的老朋友伊哈布·哈桑的激进的从文学先锋派切入来推进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方法。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国/民族文学中的影响和流变，并在广泛阅读了各家后现代理论家的著述后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力求客观地反映各家理论的长处和局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并不能算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而更是一位经验研究者。尽管他的研究从现代主义入手，但由于他和蚁布思合著的专门讨论现代主义文学的英文著述出版较迟，而且主要聚焦于作家与作品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欧洲作家的研究发现某种“现代主义的代码”，因而他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不那么显赫。
应该承认，如果从学术研究和文学编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佛克马在后现代主义研究方面的最主要贡献体现在这几部著作和编著中：《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4)，《走向后现代主义》（与伯顿斯合编，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与卡林内斯库合编，1987），以及《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与伯顿斯合编，1997）。即使在后几部与别人合编的专题研究文集中，也体现了他的广阔的全球视野、包容各家理论的思想和专注文学语言和艺术技巧等特色。
与不少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一样，佛克马也是首先从探讨现代主义文学入手。与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的多元视角的包容性“泛”现代主义观点所不同的是，佛克马和蚁布思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主要限定为1910-1940年的欧洲文学的主潮，所讨论的十一位作家也全部是欧洲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艾略特(T.S.Eliot)，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瓦雷里·卡波(Valery Larbaud)，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伊塔罗·斯维沃(Italo Svevo)，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杜·佩隆(Charles Edgar du Perro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8)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认为佛克马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原因所在。而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的视野则大大地开阔了，不仅突破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局限，而且甚至大胆地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但是他的这种宽阔的理论视野是在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流变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变形无疑对他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在此回顾一段几近湮没了的历史还是颇有意义的。
早在1988年，他在应我邀请为《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译本撰写的“序”中是这样说的，“在讨论文学思潮—或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文化生活潮流时，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它们的地点、时间和社会认可性。确实，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它起源于北美洲的文学批评”，(9) 因此在他看来，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也大多在那里进行。他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欧洲土壤中产生出的，但同时又对之作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界定：“也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东亚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10) 显然，这与他更早些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1983年春，佛克马作为伊拉斯莫斯讲座演讲者赴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三场演讲：“国际视野中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现代主义的预设：纪德、拉波、托马斯·曼、特·布拉克和杜·佩隆作品中的文学成规”(Modernist Hypotheses: Literary Conventions in Gide, Larbaud, Thomas Mann, Ter Braak, and Du Perron)，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博尔赫斯、巴塞尔姆、罗伯-格利耶、赫曼斯及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成规”(Postmodernist Impossibilities: Literary Conventions in Borges, Barthelme, Robbe-Grillet, Hermans, and Others)。在这三场演讲中，他确实从文学成规和文化代码的角度对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第三个讲座的结语一段话里，他竟然武断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后现代主义对想象的诉求在伊凡·丹尼索科维奇的世界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有一句寓言也许可以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衍生出来，叫做‘画饼充饥’。然而，在中国语言的代码中，这种表达有着强烈的负面意义。因而有鉴于此及另一些原因，在中国赞同性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不可设想的。”(11) 但是1989年10月，他在接到我的来信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性接受时，他则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改变了原先的观点，立即决定邀请我赴荷兰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并要我为他和伯顿斯合作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撰写一章，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先锋小说的个案”(Th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Avant-Garde Fiction)。(12) 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后来，在佛克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编史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终于被打破了。
然而我们今天回顾的上述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而恰恰是佛克马关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退休的佛马克在完成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大项目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首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就是当代先锋小说。在2005年8月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邀作了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大会发言，后来应我邀请稍作修改后收入我为美国的文学史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辑。(13)在这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中，佛克马通过细读和分析了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王朔、余华、韩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说后，颇有理论敏感性地加以了理论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是同时出现的，其中先锋派作家们更为偏好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是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共存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地位较之其西方同行来则更为强大，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迟缓了的发现和实践……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一种反动，因此在这方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竞争者，倒不如说更是同盟军。”在具体的文本分析方面，他在仔细阅读了余华、韩少功和莫言等人的小说后总结道，“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产生自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叙事特征。”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才能更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学经典，反映世界文学发展的全貌。如果说，当年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所提出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 只强调了理论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佛克马已经更前进了一步：他通过考察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出自西方的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应该对我们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无启迪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显然，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谈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了一种时髦。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种种挑战，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当代知识分子，佛克马也被卷入了这股争论的大潮中，并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文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佛克马在1996年退休后，在国内和国外扮演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荷兰，他主持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就是“欧洲文学语境下的荷兰文学”，而在国外，他则频繁地出访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不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也在多所大学演讲，所涉及的论题不仅限于比较文学，而且涉及了全球化问题和文化研究。从这个角色来看，正好前者是他所赖以立足的本土化实践，后者则是他力图发挥其学术影响的全球化语境；前者多涉及文学研究，后者则涉足了文化研究。应该承认，他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立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一开始的批判性立场逐渐走向批判性认同，并力图使其朝着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引导。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和文化研究也与他自90年代后半叶以来对中国的数次访问密切相关。
在1998年8月18日-20日于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邀作了大会发言。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详细阐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时指出，“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同一化所产生的后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可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认为，“强调差异倒是有必要的”。(14) 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之不同内涵之后指出：“应当对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加以界定，它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既然政治家的动机一般说来是被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发起来的，那么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创意就首先应当出于对政治圈子以外的人们的考虑，也即应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15)就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16) 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他凭借自己的丰富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回顾道，“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若在欧洲便以文化相对主义之名义发展的那些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17)
应该指出的是，佛克马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渊源，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他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上：“我的中文姓名‘佛克马’是我自定的，它不仅与其西文发音相近，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分别反映了我对三个领域的兴趣及研究：‘佛’代表佛教；‘克’与孔夫子(Confucius)相偕音；‘马’则代表马克思。这三者均对中国文学颇有影响，而且我对之也下了一番功夫。”(18)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地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流露出来，这也是他在语言才能和文化知识方面明显地高于他的许多欧美同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佛克马从一开始就与那些竭力鼓吹“趋同性的”全球化的人不同，他更加理性地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和德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使用“全球化”这一具有争议的术语，并且致力于发现新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现象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反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对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以致于有人竟认为全球化的驻足文学研究领域，对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研究都敲响了丧钟。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作为一位精英文学研究者和比较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热情鼓吹者，佛克马的看法并非如此悲观。在最近的一次和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对话中，他指出，“在最近的十年到十五年内，文学研究确实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挑战，但实际上这只是拓宽了学科界限，因而忽视了对文本和其他文化现象的关注。最近，有学者已经论证到，文化研究也处于危机状态，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域过于宽泛了。当然，这里的情况也许更为复杂，显示出危机状态的还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显然对比较文学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倒是与其相反，从经济的意义上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在迅速地变成一体使人对文化和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感到茫然。”(19) 显然，他也和许多具有理论远见比较文学学者一样，认识到了全球化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正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雏形）诞生了；同样，正是在全球化处于高涨期时，比较文学在朝着世界文学的方向发展。因而谈论“比较文学的消亡”看来确实为时过早。针对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因而导致了后者的衰落之现状，佛克马指出，有些学者认为文化研究近来发生了危机，他在质疑文化研究的学科之合法性的同时，主张用“文化学”(cultural research)来替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20) 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走向“科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使得文化研究这门准学科领域得到进一步合法化并摆脱危机的一个途径。
当然，佛克马的学术生涯远没有结束，而且他本人仍然活跃在欧洲和中国的比较文学讲坛。况且他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关注仅处于开始阶段，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尚不能作出全面的总结，但从本文的描述和讨论，我们至少不难看出他之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意义了。
Abstract: As the first article exclusively dealing with Douwe Fokkema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discuss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Fokkema’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 As the first comparatist recasting and bringing cultural relativis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e helped to make the shift of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to the East: (2) His discussion of 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West-centric” mode of thinking paving the way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enter a global scope; (3) In the study of postmodernism, he has also broken through “West-centrism” by adding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and other Oriental literature to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 the author, Fokkema’s theoretic contribu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have offered illuminative revelations to China’s comparatists: we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relativism; canon formation; postmodernism; globalization
注：
(1)本文这部分中的注释除标明出处外，凡引自《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一书的文字均用括号标明页码。
(2)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Cf.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5, p200.
(3) Cf. Hans Bertens &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5) 关于“世界文学”之概念及涉及范围的深入全面地阐释，参见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specially “Introduction: Goethe Coins a Phrase”, pp. 1-36.
(6) Cf. John Guilory, “Canon,” in Frank Lentricchia et al.,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2nd e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33.
(7)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40.
(8) Cf. Douwe Fokkema and Elrud Ibsch, Modernist Conjectures: A Mainstream in European Literature 1910-1940.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87, especially “1. What is Modernism?”, pp.1-47.
(9)(10)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中译本序”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 Cf. Douwe W. Fokkema, 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4, pp.55-56.
(12) Cf.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pp.499-510.
(13) Cf. Douwe Fokkema, “Chinese Postmodernist Fiction”,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a special issu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edited by Wang Ning and Marshall Brown, Vol. 68, forthcoming.
(14)(15)(16)(17) 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收入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247页， 261页，263页，25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8) 参阅“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诸问题—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收入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9) 参见佛克马、王宁，《多元的想象与重构—关于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等若干理论问题的对话》，载《跨文化对话》第18辑，第20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20) 参阅佛克马于2005年6月10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文化研究与文化学”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