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抡先生的《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一书，一九八七年十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从书名看，是一部用语言学方法解读中国古籍的书。目录包括《越人歌》《离骚》《天问》三种典籍的校释，内容和方法都跟音韵训诂学有直接关系。音韵训诂学被现代人看成冷门绝学，这种书，除了业内的学习者，是很少有人看的。但是这正在我的专业领域内，惭愧的是，我不但没有读过，对作者名和书名都没有太多印象。主观上，是因为自己的学术积累不足，而客观的原因，是这部书只出了一版就没有再版，等到我关注训诂和文学语言关系时，已经很难找到了。
可是，一种缘分让我拿起了这部书，而且从头到尾细细读了好几遍。
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二0一四年的夏天，一位名叫陈桂芬的女医生辗转通过我的学生李瑞找到我，送来的就是这本《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还附带送来一摞作者用很不整齐的纸做的卡片。他说：“陈医生想找人帮着看看她父亲陈抡写的书，帮忙写个介绍或序言什么的。”李瑞同时也说，他和陈医生并不熟，要我不必太在意，没有时间就推辞算了。我简单翻看了这本书，也查到陈抡先生与我的师辈年龄相仿，是一位长者。但那一年《辞源》第三版修订面临收尾，加上教学、科研的忙碌，更怕自己识见不足，耽误了陈医生四处探访的苦心，所以准备婉言谢绝这件事。只是因为担心李瑞受人之托不好交代，想给一个比较礼貌的推辞方式，假期里，我拿起了这本书翻看，第一篇就是再熟不过的《离骚》。文章一开始就说 ：“‘离’就是‘流’，‘ 流’就是‘流放’‘放逐’， 这里指接受动作的人， 可译为‘逐客’……‘骚’就是‘操’， 就是‘曲’。”“《离骚》就是逐客曲。”我会意地在心里默念，“流放者之歌”。读了那么多《离骚》题目的解释，类似的说法不是没有，却没有讲得这么直白而清晰的。而且，这说法的根据也非常直白，作者提出，在古代方言里，-iu 韵字读如 -i 韵字的很多（他举了不少例子，这里只说一个大家都懂的——读“求”如“祈”，“求”-iu，“祈”-i），所以“离”就是“流”。他又认为：“谓‘曲’为‘操’， 犹谓‘去’为‘造’。谓‘曲’为‘骚’，亦犹谓‘去’为‘扫’。”“骚”是“操”，也是“曲”，这是事实。《乐书》记载有古琴操《公莫渡河曲》，乐律之书记载古代有“ 五曲十二操”，也记载“古琴操”配有“九引曲歌辞”……都证明“操”和“曲”是一回事。这已经不是问题。但为什么古琴曲叫“操”？似乎没有人注意。仅仅《风俗通义》有一个解释说：“其道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改其操也。”是把“操”解释作“操守”的“操”，很迂曲。而这里用方音解释，采用训诂学的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两种方法，如此简洁、合理，完全说服了我。
更让我心动的是下文，陈抡用《离骚》比喻《箕子操》说：“箕子名其曲为‘箕子操’， 屈子名其曲为‘逐客骚’。我看， 这是有意的模仿， 并不是偶然的雷同。”这让我马上想起那首《箕子操》：“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保，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想起商纣王无道，比干被剖心惨死，箕子装疯为奴以自保，心里已经万分压抑。又忽然想起，太老师朱季海先生有一次说起《楚辞》的《天问》，曾经对我说：“人到无奈才喊天，你说屈原的《天问》像不像《箕子操》喊出的‘天乎天哉’，像不像《窦娥冤》的问天呼冤？”思古抚今，浮想联翩，我仿佛听到了蒙冤者的呐喊，一个晚上也没有睡好！
往下看，又一个地方让我诚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陈抡用《方言》“纷怡，喜也。湘潭之间曰纷怡”，《尔雅》：“怡 ， 喜也。”《广雅》“： 欢、纷怡，喜也。”《后汉书·延笃传》：“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四个证据将“纷”解释为“喜”，而且说是从“欢”派生出来的。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喜欢”“欣喜”“欢喜”这些双音词的语音关系，在古音里，h 与x 本来就相同，在方言里，h 与m＼f 相通的地方也很普遍。他又说，“能：古音台”，这不正是“能”和“態（态）”的声音关系吗？他说“楚俗音 téi”，不是很容易就跟“美”（mei）、佩（pei）押上韵了吗？
连续读了两天，看到了类似的太多的精彩之处，明白了陈抡方法的创新性。他心里的语音，不是我们在韵书里用汉字表示的那个音，而是口语的音，既是口语，必有方言。跳脱出汉字的字形来用口语解读民歌，很多难解的句子变得非常明白通晓。这方法是典型的因声求义，但不是一般人能够采用的。要有古今的方言语感，要有丰富的材料寻找规律，没有积累做不到。慨叹之余，我才仔细看了那一摞卡片。卡片一共八张，纸张粗糙破旧，大小不等，边沿不齐，似乎是用手撕成小块儿的。稍微整理一下，就会看到这样的音义关系：
“ling-bi 令- 俾”，“ling-bie 另- 别”，
“ling-bu 灵- 卜”，“ling-bao 凌- 暴”，
“ling-ba 岭- 岜”，“ling-bo 领- 脖”，
“ling-pa 舲- 舥”，“ling-po 岭- 坡”。
一看就明白，作者是在寻找古声韵“來”纽（l）和唇音（b ＼ p）的关系，没有想到他竟然找到了这么多其实很浅显的例子。每一条单独看，“别”从“另”得声，“卜”就是“灵”，“欺凌”与“强暴”同义，“领”就是“脖子”，等等，虽符合语言事实，但都带有偶然性，并列在一起，语言规律就显现了。这种积累，应当不是一时兴起，更不会是一日之功。我回头看了自己的卡片柜，早期的也是废纸，但裁得整齐，后来就是专门印好的，还有专门的分类卡。那时候我的工资只有81.9 元，还能这样积累资料。陈抡这么重要的内容却是这么破的卡片，是在什么情境下做的？
想了一夜，我第二天一早就给李瑞打了电话，请他邀请陈医生来见个面。过了两天，我终于见到了陈桂芬医生。她比我小不了几岁，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背着一个很重的双肩包，自己带着水瓶。她语言凝滞，好不容易才向我说明父亲著述的过程。在她出示的父亲为书的出版与当时很多专家学者来往的信件中，最使我感到亲切的是我的前辈师长杨树达先生和周秉钧先生介绍这部书的信。杨树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的《词诠》《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读书记》都是我们学科的必读书。周秉钧应当是我的业师，他在湖南师大任教，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过他的课，但经过导师陆宗达先生的介绍，我的《尚书》是他亲自指导的。两位先生都是湖南的知名学者。我明白，他们的信，可能就是陈抡的书一九八四年终于能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原因吧！
陈桂芬医生告诉我，其父一生在做古籍校译的工作，家里存有很多没有发表的手稿，父亲想作一本古代方言的词典，收集了很多材料，装了整整一个麻袋。她告诉我，父亲是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去世的，她一直想把父亲留下的遗稿整理出版，但她只是一个医生，退休后想学一点古籍方面的知识，又不能再去上学。她说，这次好不容易联系了北京的线装书局，准备重出父亲的《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而且除了《越人歌》《离骚》和《天问》以外，还加了《诗经》和《天论》两种。她说自己参与校对，但责编不听她的意见，不好好改，要我帮她看看她的意见对不对，还要我给其父的书写一篇序或者介绍。我安慰她说：现在出书很难，即使自己出钱，出版社也会提出一些“包销”的条件，她不是这个行当的人，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看着她匆匆赶来而孱弱的身体，我归还她的书和那摞卡片，也回答了陈医生校对中提出的问题。她毕竟不是业内人，意见有牵强之处。但令我吃惊的是，她的确不简单，找出的错处多数有道理，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有不少可行。对于一位西医医生，如不是因为对父亲的书弄得很熟，而且专心、精心于此，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她在联系出版和跟编辑打交道的时候会有怎样的遭遇。现在的社会不是“尊老”的社会，老年人连买东西付款稍慢一点，也会看到嫌弃的脸色。何况陈医生口音很重，又不善于表达。势利眼几乎是当今很多人的习惯，看地位，看名气，甚至看衣着，看仪态……她的交涉不会很顺利的。我答应了写序，对她说：“陈抡先生是我的前辈，他的学问也比我大得多。如果我的老师辈还有人在，这件事是轮不上我来做的。但是现在连我都已经快要八十岁了，老师们都已经离开，作为这本书的学习者，我已经知道了它的价值，不忍推辞，也就勉为其难了。”这以后，倒是我反过来向她讲述我对这部书价值的认可了。
二0一五年，陈抡这部书在线装书局出版，很快售完，书局不肯再版，陈医生再次向我求助，我写了推荐给中华书局，请一位师大毕业的很优秀的编辑许庆江做责编，书名改为《楚辞解译》，二0一八年， 终于在中华书局出版。陈医生请了归青老师作序后，仍然希望我给一个序。为了给这部书写推荐和写序，我已经将陈抡先生的书断断续续读了第二遍，似乎已经完全懂得了他的意图和方法。但是在为《楚辞解译》写序时，我的认识又深进了一层。
我原以为，陈抡是湖南人，《楚辞》产生在楚地，可以借助他方言口语的语感，更为锐敏地找到更多的语音关系线索，沟通古今后，进入对词语意义的解释，根据应当是充足的。而对他用这种方法解读《诗经》和荀子的《天论》等其他典籍，仍有些疑虑。《诗经》地域广阔，比如《召南》，召在今陕西岐山之阳;《邶风》，邶在今河南朝哥以北……《天论》的作者荀况，战国赵人，赵国大部分地域在今山西，少部分在今河南，荀况晚年虽受春申君之邀到了楚国，任兰陵令，但口音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从这些典籍中勾稽方言，与湖南方言对应楚地古籍，规律应当有所不同。陈抡的方法能不能扩大使用呢？后来，我从陈抡的生平中看到，他不是仅仅用自己的湖南方言来做研究，而且注意收集了上海、南京、北京、湖北、广东、福建等一些其他的方言，他应当掌握了吴语、闽语和粤语这些最有参考价值的现代方言，我也从他具体的解读和注释中看到，他深入研究了训诂专书和古代方言资料。所以我断定，他凭借自己的湖南方言语感进行研究只是一个起点，而真正的做法确实是在现代方言、古代方言和古代雅言之间寻求联系，而且借助汉字为线索，用这些语音比较的规律来解读古代典籍的词义和文意的。
其实，历代解读《诗经》《楚辞》的知名学者很多，成果也不少，而像陈抡全面借鉴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神，又根据古代汉语的特点运用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音韵训诂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创新。他以语音为线索，加入了方言因素，从而考证词义，疏通文意，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让一部冷门的学术放出了异彩。
陈抡的这两本书出版后，我觉得陈桂芬医生实在辛苦，劝她一定要歇息，但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整理父亲那一麻袋卡片？在我看来，那的确是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如果陈抡还在世，根据现在的条件，应当在他指导下，对每张卡片进行校对，统一音标，输入电脑，然后根据语音比较的意图，研究出编则，归纳出体例，采用音序方法排列起来，真正做成一部古代方言词典。只是，陈抡已经去世了整整三十年，他在世时，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一切都要自己动手。那些卡片虽然用棉线捆成一小摞一小摞，但装在麻袋里，必然不会有严密的排序，应当比较零乱。加上音标不统一，体例无规划，还难免有笔误，别人做起来，如果没有理解他的思想和方法，缺乏他对资料了解的纯熟，又没有他那样研究古籍的根底，恐怕是难上加难的。老年学者中方言、音韵、文献功力可以胜任者即使还有，精力、体力都已经不足了，无法承担。这个领域培养的中青年学者本来就少，能够不图名利、一心向学的优秀者发展学术的重任在身，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件事的紧迫性也还不到动用他们的时候。至于那些功力不足或无心做真学问只想“短平快”混名利的人，更不可能关注这样的任务。因此，我替她着想，劝她将卡片按音序排列，装在资料盒里送到国家图书馆或湖南省图书馆收藏，以备将来有懂行的人花工夫整理成字典。陈医生对我劝她知难而退的办法显然很不甘心，她说：“那会不会就藏在那里永远没有人再看到这批材料了呢？”她执拗地坐在我那里，不肯起身。看着她不肯放弃的眼神，我只能对她说：“如果剪贴编排，影印出版，可以多处收藏，也是一个办法。但财力、人力应当投入很大吧？为了出版和再版父亲的书，你已经花费很多，影印的花费会更多。而且，即使把那一麻袋卡片排序后一张张贴起来，恐怕也是一个大工程呢。你心脏不好，身体本来就弱，能不能坚持做完这件事啊？”她没有再說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劝告究竟起没起作用。
从二0一七到二0二一年，陈医生一直在湖南，因为疫情，我们没有见面。她有时来微信，以医生的口气，嘱咐我一定要喝牛奶补钙，要轻微运动和晒太阳，还用快递寄来奶粉。我以为，她终于放下了。
没有想到，前年夏天，陈医生到我家。她告诉我，终于得到全家人的支持，要将卡片整齐排列，剪贴影印。去年夏天，题名《古代方言词语考释资料集成》已经完成，集成十二册，准备在线装书局影印出版。陈医生要我帮助推荐，寄来凡例和两本样稿。我才知道，卡片一共五万六千零九十张，剪贴整齐，按音序排列粘贴，凡例井井有条，目录荦荦清晰，还附上了音标表。我对着目录仔细读了样稿，莫名感慨，竟说不出话来。
这批材料真的有留下来的价值吗？当然有。我国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传统语言学文字、声韵、训诂三门学问的应用价值，就是为了让现代人读懂这些文献，掌握古代真实的史料，发掘古人的思想智慧，以古为鉴来认识今天。由于语言学研究这一个世纪以来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太大，有些成果是脱离中国古代语言实际的，有些甚至对语言面貌的描述有干扰作用。认真的、对古代文献语言的解释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陈抡的这批材料影印出版，保留下来，当下可以查找，可以引用，可以评判;如果和其他相关材料放在一起对照、互补，对典籍的解释必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将来一旦出现了进一步整理的机缘，这批材料没有流失，可以全面发挥作用，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从二0一四到二0二一年，我和陈医生为了陈抡的著作和资料而相识、相熟，已经八年。我怀着钦敬、佩服的心情眼看她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也随着与她的交往对陈抡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更加懂得他的艰难和执着。
他是湖南省溆浦县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的大夏大学。那时，厦门大学的一部分师生因为学潮离开原校转移到上海，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帮助，建立起来一所新的大学，校名“大夏”。这个名称既与“厦大”有联系，又含“巍巍华夏”的意思在内。大夏大学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五十年代初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大夏大学的主要部分并入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很少有人知道，大夏大学的中文专业有极为坚实的古代语言文学基础。我国古代文献语言学的学术体系，是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三个分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闽语、粤语保留古代韵母的入声和闭口韵，这些语音因素在其他方言区特别是北方方言里已经完全或部分消失;所以，闽粤地区的学者研究音韵学有天然的优势。自从传统语言学走入现代以来，音韵、文字学在广东、福建等地区最为兴盛，很多知名的研究者，大多是广东、福建人，或者是离闽粤地区较近的湖南、湖北人。我这才知道陈抡的方言基础和研究传统语言学的思想渊源。
陈抡不但是一位非常平凡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饱经人间沧桑的中国文人，一位既无光环护身又无荣誉标签的普通学者。他先是一名中学校长，后是一名中学老师。生活一直貧穷拮据，“文革”时被迫停职，送进了“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四十年来写成的上百万字书稿和全部藏书曾被付之一炬。之后，他被遣散到农村生产队，温饱不能维持，却凭着非凡的毅力和惊人的记忆在煤油灯下恢复旧作，写出新作。他完全靠着手写，遍寻废纸，年复年、日复日地把将近六万张卡片一张一张、一例一例地积累起来。他要下多大的工夫、读多少书、花多少时间、费多少脑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他遗留的书稿和整整一麻袋的卡片里，蕴藏着他毫无功利的、一心求得最终结果的纯净动机，不论多么艰苦，也要坚持下来的韧性，以及视继承传统为己任的骨气和情怀。
在他的书稿终于面世的过程中，蕴藏着另一种精神。陈抡先生已经去世三十年。在他生前的艰苦岁月里，陈桂芬姊妹四人支持着他，供他生活，帮他买书，给他鼓励。在他身后，未完成的草稿堆积，资料装在麻袋里，他的已经年逾七十的女儿退休后，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苦苦地学习、求助，终于让父亲的遗著面世。陈桂芬医生的执着，使我想起《论语》的话：“三年无改父之志，可谓孝矣。”她何止奔波了三年。女儿延长了父亲的学术生命，也把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留给社会。这已经不是一个“孝”字所能涵盖。这是一种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和支持，是被父亲的执着激发出来的更深的执着。
我在这些年少有的激动中写出这部极有创意的冷门学术著作背后的故事，不只是一种对他们的表彰，更是希望这种两代人深刻的相互理解更多一些，这种执着激发的执着更多一些，中华文化宝贵的遗产也许会失落得少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