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协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第四十二讲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文根据戴锦华老师在会上的讲话整理发布。
我在比较所的两门主要课程，一门是中国电影史，一门是文化研究理论。讲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在讲文化研究的“死亡”，讲电影的时候我在讲电影“死亡”，当然所指有所不同。电影死亡指的是电影的基本媒介——胶片被数码替代了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是否可能继续延续，在这讨论的不是视听艺术，讨论的是电影这个具体的艺术门类。
但是文化研究的死亡我以为和比较文学死亡论很像，在我的观察当中，这两个学科其实也在非常相近的时间点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勃兴。基本上都是和二战、二战终结、后工业社会莅临、殖民地独立建国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相关，这两个准学科都是尝试在回应这样一些事实而兴起的。因此它们最早都不仅是一个学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路和视野而成立的。今天我们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的思路和视野已经成为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共同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论，以致我们独特的存在开始被怀疑了，人们说你们可以死了，因为我们都会了，我们都在用全球的视野，都在用比较的思想，我们从来都是跨的方法。
某种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确实死亡了，一方面是我们作为思路和方法论被所有学科所采用，所以我们不用再去引证其他学科的比较，因为他们就是跟我们学的，比较宗教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就是跟我们学的。大概不太一样的是，我记得我接触比较文学是大学刚刚毕业就去上北大“中国文化书院”的“黄埔一期”，就是书院所举行的关于比较文学班。当时好像是花接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所有能买的书，就包含比较政治学、比较宗教学。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科确立，我们就是覆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至少当时乐老师的雄心在此，视野在此。欧洲已经开始尝试把自己萎缩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相反倒是欧洲之外的我们还习惯性地把欧洲的知识当作普泛性的知识，但我觉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自觉和做出相应的努力，这一点也可以改变。所以被限定于欧洲中心的比较文学死亡，好像是一个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个事实是欧洲意义上的，跟我们没有直接关联，我们还有很大的、我们置身其间的处女地尚未被我们真正地去处理，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路和方法以及更广阔的方法去处理。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也可以说在国别文学的比较的意义上，不论是影响的还是平行的，我觉得比较文学可能也有死亡趋势，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是，全球化走到今天有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是资本主义不再具有它的外部，或者说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有它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了。而另外一个判断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也不再有内在的差异，比如说英法德之间的内在差异，比如说北美和西欧之间的内在差异正在缩小和抹除。在这个意义上说，狭义的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可能也不像原来那样的清晰、明确、有效和有价值。刚才所说的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的起点，就是当年那个风起云涌，好像一度要统御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这样的一个雄心所开始的比较文学，其实我们并没有尝试去确立学科的范畴、范式，没有限定。
我不去展开中国比较文学史的回顾，因为在座很多朋友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只是现身说法。乐老师连续三年跟我说你过来吧，你来比较所。我说我是搞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的。然后乐老师说我们缺这样的人。那么换句话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我们就是跨学科研究，否则乐老师就不会召唤一个从事电影专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场域当中。然后我来了北大就跑去美国，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听说有一个东西叫Cultural Studies，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电影要打开必须放到这里面。”乐老师说：“好，你做这个，这个是我们比较文学的前沿。”是不是前沿可以另论，但是你可以看到乐老师构想中的比较文学是什么。她认为文化研究研究全球化过程当中的流行文化、文化生产，而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所尝试的跨学科的努力和跨出大学围墙的努力，这些是乐老师认可的，或者说她认为是比较文学的题中之义。所以如果我们说“跨”，我们说比较文学作为题中之义的跨语际、跨疆界、跨学科和作为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的传统——我们这样的一个后发的，但是曾经具有广阔的包含前沿理论、包含批判立场、包含跨学科视野和尝试，包含对整个全球化过程当中文化生产自身的关注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主体位置的自觉和反思——的这样一个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比较文学方兴未艾，或者恰逢其时。
而再退一步说，今年在我的工作坊上我跟学生们再次地讨论《词与物》，讨论当中我意识到我以为我很熟的这本福柯著作，其实有很多东西忽略了。一个是在《词与物》当中，福柯认为人文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人文学本身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在单一学科内部——这不是福柯原话，这是我演绎的——触摸真理，只有当它跨学科的时候，只有当每一个学科的结论重新定位在相邻的多重学科当中，它才有意义。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仍然有方法论的示范作用，因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必须跨，你不跨就算了，你不跨你根本就不是比较文学。
我再延伸一点，就是人文学科自身的特征和比较文学可能完成的示范意义。单一主体，或者说相对于单一主体的单一他者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讨论当中，我们习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当中放置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的位置，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尝试把单一主体推演辐射为一个话语群，乃至一个话语网络？说得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去探讨中国缺少什么或者中国独有什么的时候，而是去探讨中国知识或者中国知识有没有资源性的价值或意义？或者中国知识在什么意义上是具有人类知识的意义或者价值？
最后一点跟我最近的关注有关。今天人文学的危机同时是知识的危机，是整体的知识的危机，因为新媒介的出现和技术革命的全面发生，我个人认为它已经在开启一次知识型的转换，还是用福柯的说法。那么与知识型转换同时发生的势必是新的主体的形成，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的格局，一个全新的媒介、形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话语网络，一个新的全球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讨论人文学乃至我们如何去讨论人都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但不应该死，恰恰相反还占了“地利”。所以我想我们继续走，谁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不关心，但是我们的比较文学方兴未艾，生机勃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