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文化强国也成为中国的文化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①
1995年，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笔者提出了中国在文学理论中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②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失语”问题仍然没有得以解决，一旦离开了西方学术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同样如此，在长时期内依赖西方学者建构的理论话语，以“求同”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排除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异现象。
然而，由西方比较文学界构建起的比较文学理论，存在着许多漏洞与不足，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科，比较文学学科应当具备世界性的研究视野，承认异质文化间文学的可比性，这就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研究的学术浪潮中，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历经不懈努力，建构起了真正适合全球的学科理论。变异学学科理论的构建，使比较文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术话语，弥补了西方理论中的现有缺憾，使中国学者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建设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不少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有了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异的。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
法国学派提出的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保证了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但是却忽略了文学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文学影响研究，实际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关系，忽略了其中复杂的变异过程和变异事实。实际上，变异是一个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基本事实，更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及创新的基本规律。影响研究不研究变异性，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最大缺憾。在平行研究中也存在着变异问题，这是指在研究者的阐发视野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的交汇处产生了双方的变异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文明在阐释与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恰好被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学科理论所忽略了。
缺乏“求异”的理论，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存在的问题，也是他们都忽视了的问题。事实上，不承认异质性与变异性的比较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对异质性与变异性的重视，也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超越前人学科理论的创新之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尽管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派创建却并不多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过程正是一个学术话语创新的典型案例，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专门的、建制性的学科被学术界公认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学术队伍的庞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却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快速的成长中经历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扰着大家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学理基础。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奋斗，中国学人终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作为一个示范性个案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创新的视角。
二、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历程
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意即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既属于中国自己的，又符合世界的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其理论能够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历经了学界的多次论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领域力图打破西方的理论架构，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在这期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争鸣，在探索中不断推动着学科理论的构建。中国学者提出的诸多观点，在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合法地位曾多次遭到批评。然而，面对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中国学者却迎难而上，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西方学界的挑战，以鲜明的话语观点和跨文化传播的具体例证，证明了变异学理论的合法性。
(一)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话语建构初期的努力
尽管比较文学的实践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学者就曾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却大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台湾由于派出学生留洋学习，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一些学者领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风气后返身自观，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1971年7月中下旬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民、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在会议期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台湾学者首次提出了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在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初期建构阶段，李达三、陈鹏翔(陈慧桦)、古添洪等学者致力于中国学派的理论催生和宣传。1976年，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③在这段阐述中，古添洪、陈慧桦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同时也对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④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适性，遭到了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
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引起了国内外比较文学学界的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美国学者奥德里奇(A.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国内学者如孙景尧、叶舒宪等人，也反对“阐发法”的理论思想，主要是认为这种方法是用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文学作品，势必会造成所谓的“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最终成为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
针对台湾学者“单向阐发”的观点，陈悖、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⑤“双向阐发”指出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相互阐发、相互印证，修正了“单向阐发”的缺陷。杜卫在《中西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⑥，充分认识到了阐发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学术意义。据此，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应该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和互释，“跨文化”意识上的“阐发法”，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二)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
尽管道路崎岖，在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大陆学者仍不断致力于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话语。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⑦
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先生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198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⑧
然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甚至撰文抨击中国学派的合理性。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质疑，并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同时，很多国内学者也反对“中国学派”的提出，邓楠、王宇根、严绍璗等学者都认为，“中国学派”的提出是故步自封的表现，在多元文化时代提倡学派，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现。“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坠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地研究之中。”⑨
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声音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中国学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文中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绩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只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⑩1991年，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孙先生认为佛克马所谓的国际主义观点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东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11)在199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美比较文学会议上，李达三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是有益的。
围绕“中国学派”的持续论争，促使中国学者在长期不懈的研究中慢慢成长，进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这正是一个学派成长的标志。二十年之后，佛克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佛克马教授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12)
(三)关于“异质性”的论争
在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前，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异质性”，即跨文明文学间的可比性是否能够成立。1995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在该文中笔者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特色概括为”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寻根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中国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这些方法对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同样适用。
然而，西方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异是不可以被比较的。因此，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巴登斯贝格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13)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也认为：“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14)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15)
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下的比较文学理论，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较为框架，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比较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同源性”和“类同性”，那就不构成可比性。显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东西方文学是没有可比性的。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大家，但这种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看来是没有理论合法性的乱比。出现这种论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始终被束缚在西方的“求同”研究之中，导致中西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却不被西方学界所认可。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论学科。因此，西方学者仅仅强调“同”是远远不够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异性、保持各自文化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在进行跨文明比较学的研究时，如果只求“同”，不辨析”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最终使研究流于肤浅。这恰恰是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文学的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化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文学的影响关系应当是追寻同源与探索变异的一个复杂的历程。
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根本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西方面临的危机中去。而西方比较文学面临的危机，恰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建构的转机。
三、变异学：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成功构建
所谓“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言说体系，是中国特有的言说方式或表达方式。(16)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既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观点，还要用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问题。变异学的提出打破了比较文学界X+Y式的浅层比附，使研究视角转向前人所忽略的异质性和变异性，重新奠定了东西文学的合法性，为东西不同文明的比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变异学的提出
从哲学层面而言，异质性的探讨其实是当代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当代西方的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都是关注和强调差异性的，没有对异质性的关注，就不可能产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可能产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不可能出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的影响下，差异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异质文明间的冲突与对话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
在比较文学上百年的实践中，变异现象其实早就存在，遗憾的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没有把它总结出来，这无疑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的一大缺憾。比较文学变异学有利于促进异质文明的相互对话，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变异学并非无中生有的理论、更不是突如其来的拍脑袋想出来的理论，而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认识、探讨和论述。1975年，中国台湾学者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模子”，不可避免会对异质文化产生歪曲。赛义德1982年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说，时隔多年后又发表论文《理论旅行再思考》，形成了“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这一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和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盛宁指出，赛义德撰写《理论旅行》一文的“本意是以卢卡契为例来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异这样一个道理”(17)。
2005年，笔者正式在《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18)，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变异”的角度出发，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2006年，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为变异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19)，并在《比较文学教程》中对此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补充(20)。
(二)变异学的基本原理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21)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规律，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同”转向“异”。
变异学理论主张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在承认中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研究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变异。从研究范围来看，变异学理论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而这种他国形象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22)，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必然会产生变异现象，而变异学研究的关注点即在于他国形象变化的原因。第二是跨语际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译介学。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跨越语言的藩篱，在接受国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被改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变化即是变异学研究的焦点。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典型代表是文学接受学研究。在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渗入着美学和心理学等因素，因而是无法进行实证性考察的，属于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围。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过滤。文学从传播方转向接受方的过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对传播方文学作出的选择、修改、创新等行为，这就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对象。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论是跨文明研究中的话语变异。由于中西方文论产生的文化背景迥异，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差异。西方文论在与中国文学的阐发和碰撞中，双方都会产生变异现象，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发”的理论，主张在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用后者来反观前者，这是变异学从差异性角度出发对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有益突破。
(三)变异学的主要贡献
第一，“变异性”与“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法国著名学者佛朗索瓦·于连对求同模式的批判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注意到文化与文学在传播影响中的变异和阐发中的变异性。
第二，明确指出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的。影响研究，是由影响的同源性与文学与文化传播中的变异性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平行研究，是由文学的类同、相似的对比，以及对比中的相互阐释与误读、变异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可以说只有包含变异性的研究，比较文学可比性才是完整的。
第三，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变异学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关注同源性、共通性，也关注差异性、变异性，如此比较文学的学科大厦才会完满。我们中国学者提出异质性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之一是异质性，这无疑就从正面回答了韦斯坦因的疑问，为东西方文学比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建立起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第四，变异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人们讲文化创新，常常强调文化的杂交，提倡文学的比较、对话、互补，同样是希望实现跨文化对话中的创新。但是，对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究竟是怎样实现创新的我们还缺乏学理上的清晰认识。
变异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规律、文学创新的路径：文化与文学交流变异中的创造性，以及文学阐发变异中的创新性。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又一个重要理论收获。变异学研究发现，准确的翻译，不一定就有好的传播效果，而创造性翻译的变异常常是创新的起点。从创新视角出发，变异学可以解释当前许多令人困惑的学术争议性问题。例如：翻译文学是否是外国文学、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西方文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如何、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学理性问题、日本文学的变异体等等。总之，变异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野。
(四)变异学理论的国际评价与影响
2013年，《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学者提出变异学理论与方法，在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影响，该著作系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该书的出版，将变异学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英文版《比较文学变异学》一经问世，即受到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主席(2005-2008)、荷兰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杜威·佛克马(Douwe W.Fokkema)亲自为《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作序。正如杜威佛克马教授所言：“曹顺庆教授的著作《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的出版，是打破长期以来困扰现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障碍的一次有益尝试，并由此力图与来自欧洲、美国、印度、俄国、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各国学者展开对话。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正是发现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完全有资格完善这些不足。”(23)
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5)，高度评价了笔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该专著的第50页，作者引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中的部分内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于另一个必要的比较方向或者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对比，曹顺庆教授倡导第三阶段理论，即，新颖的、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模式，以及具有中国学派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通过对中西文化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顺庆教授的看法会更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前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汉斯伯顿(Hans Bertens)在与笔者的信件中写道：“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阅读您的著作，但很享受阅读的过程。由于我个人的专业领域是二战战后文学，所以显然对于您书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我称不上行家，但您的论辩与博学却使您的著作和研究很有价值。”
西方学者对变异学理论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法国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Bernard Franco)教授在最近出版的专著La Litterature Comparee Histoire,domaines,methodes中，多次提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贡献。
此外，多位学者专门撰写书评，肯定了变异学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非凡意义。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人文部主席)、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教授，斯文·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期刊第70期第5卷中，发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的专门书评。在书评中，他指出：“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阅读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曹顺庆有着广博非凡的学识。他既通晓始于约1800年欧洲比较文学，又熟知中国的元思考文学的悠久的历史。与许多世界文学的研究一样，曹顺庆教授始终关注不同文化文本的文学性。同时，他还探索产生文学现象、效果及概念的跨文化互动。因此，《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是进入与西方比较文学对话的邀请。而此时机也已成熟。”欧洲科学院院士德汉(Theo D'haen)评论：“我已经非常确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将其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拉向一种更为普遍的范畴。”(I am already sure,though,that your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y from a predominantly Western-centred approach to a more universal one.)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达姆罗什对变异学的评论：“非常荣幸也很欢迎《比较文学变异学》用英语来呈现中国视角的尝试。对变异的强调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角，一则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再者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质化趋向。”(emphasis on variation provides a very useful perspective that helps go beyond the simplistic Huntington style clash of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or universalizing homogenization on the other)(24)
四、变异学对中国学术理论话语建设的借鉴意义
在学术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受到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关于话语问题，是当下中华文化传播最重要的问题，重建中国话语也成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目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在对外交流中往往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外交往之间，甚至在国内研究中也是如此。自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现象后，虽然经过学界多年的讨论与努力，但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文化经典节目，以面向大众的方式传播了中华传统经典，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体诗？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它的创作？在中国文学的教材中，我们使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内容、形式、风格、典型来讲讲中国文学，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能否使用属于我们中国的话语来讲中国文学，这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因此，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它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起的理论话语，弥补了西方理论中的诸多不足，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以变异学理论为标志，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起了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赞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对外交往中获取话语权。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无论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批评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傲人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在学术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领先于世界，可以说，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作为西方学者的巴斯奈特和已故的法国学者艾田伯，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25)
变异学理论的成功案例，证明了中国学者有能力建构起既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理论话语，用新的话语来引起世界上的研究和讨论，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变异”一词，是《周易》思想的重要部分，而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变异，变异学理论恰好解决了西方面临的“比较文学危机”问题。对于其它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如何能以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激活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意义，是所有人文科学研究者应该时刻注意的。变异学的理论贡献，不仅体现在比较文学领域，更为人文学科的话语建设提供了先例，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
③④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2页。
⑤详见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⑥杜卫：《中西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
⑦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⑧黄宝生：《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⑨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⑩智量：《比较文学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
(11)孙景尧：《为“中国学派”一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12)详见《比较文学报》，2007年5月30日，总第43期。
(13)[法]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14)[法]卡雷：《〈比较文学〉序言》，李清安译，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3页。
(15)[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16)高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2期。
(17)盛宁：《“卢卡契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衍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18)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
(20)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1)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22)[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3)Shunqing Cao.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Verlag,2013,p.v-vii.
(24)德汉(Theo D'haen)、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给作者的学术评论邮件。
(25)王向远：《比较文学中心已经转向到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