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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规定，2009年，我63岁，学校人事处通知我办了退休手续，但仍然返聘，如常上课。又因为我曾有幸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高校名师”奖，全校也就八九位“名师”，规定可以继续招收博士生。可是我不想再“挤占”中文系的资源，返聘两年，就想彻底退下来，写点东西好了。何况当时的系领导也并无挽留的意思。不料此时山东大学就“盯”上了我，托人来打听，说打算设立“人文社科一级教授”，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应聘。记得当时我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山大原党委书记曾繁仁先生和在任校长徐显明先生约我见面，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2011年7月，我到徐州开会，会后顺便去了趟济南。山大文学院院长郑春热情接待了我，还安排我做了一场学术讲座。回京后，便和我妻子商量，觉得身体还行，而山大又是很不错的大学，在那边图个安静，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便决定应承山大的邀请。2011年9月初，我和妻子便来到山东大学。
我们打算就住在济南，把十多箱书也带去了。学校安排我们入住南院“院士楼”。房子是新装修的，家具一应俱全。办公室主任沈文细致入微地安排我们的生活。南院是山大教师的老宿舍区。这里还有当年专门给成仿吾先生建的“校长楼”，可惜他没有住过，改为俱乐部了。虽然是老旧小区，生活却很方便，上课步行去学校也就过一条马路，走十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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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还没有安下，就给本科生上课了。是讲“现代文学作家专题研究”，属于选修课。这是我为山大做的第一个工作。
大概因为好奇，岁数不小了，还给本科生开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有一百多人。很快，这就成为新闻，当地报纸报道了温儒敏受聘山大，给本科生开课的消息。之后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学界都在传播这个消息。我甚至还被山大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回想起来，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之所以引起一些关注，一是借所谓“北大中文系主任受聘山大”吸引眼球，而并非我本人有什么“能耐”；二是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可能比较少，借此说明山大还是重视本科教育的。
不过我的课也的确上得比较认真，也比较活。我一般不做满堂灌，而要求学生先看作品，然后在课上引出一些有趣又有料的问题，当场组织讨论。比如，为何文学史对郭沫若评价很高，而一般读者却不看好？《雷雨》的主角到底是谁？《边城》的情节很简单，靠什么吸引人？等等，几乎每次课都有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引出阅读与评论的方法，学会观察文学现象。这样授课，是在传递方法性知识，授人以渔，学生感觉有些趣味，也就愿意多读写作品了。
山大的本科生都是高分考进的，比较聪明好学，也比较踏实，和我配合很好，我也比较悉心指导。给他们修改小论文，对每一篇都有针对性地写上批语，提出进一步学习的建议。这个课我在山大上过四轮，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就是在讲课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我在山大还讲过另一门课，是《文论精读》，原来在北大也开过的。主要是博士生的讨论课。内容是选择十多篇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而在研究角度与方法上具有一定典范性的论文，加上若干篇可能有“典型”毛病的博士论文，让学生先阅读思考。然后分工，每位同学负责讲析其中一两篇论文之得失，大家讨论，我最后点拨分析。开这门课是为了打开思路，所谓“观千剑而识器”，学习论文写作的规范与变通。这门课也开设过三轮，学生反映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进入论文写作是有帮助的。
我把上课作为我在山大的主业，从2011年讲课，一直讲到2017年。记得最后一次上课是晚上，课后同学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宾馆学人大厦，很让我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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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大的第二项工作就是指导硕士生与博士生。从2012年开始，到2024年，共指导过7名硕士生，7名博士生，还有1名博士后。到2023年，我考虑年纪大了，向学院说明决定不再招生，现在（2024年）我名下还有两名博士生尚未答辩。硕士生一般都是招收进来后由教研室分配导师，博士生则是由考生认定导师后再报考。大概因为我的“名气”比较大，又传说比较严格，每年报考我门下的考生总是很少。我带的博士生多是从其他老师名下转过来的。多数博士生学业基础不是很好，但都比较努力，学风比较扎实，四五年内就有明显进步，最后完成学业，成功答辩。
我指导博士生一般不会带着他们作我的课题研究，而主要看博士生的长处、兴趣和发展的可能性，帮他们找到比较适合的论文题目。他们的题目五花八门，比如研究五四时期翻译（尹辉）、研究畅销的通俗刊物（刘启涛）、研究五十年代“人大文学研究班”（杨伟）、研究“语文方法性知识”（靳彤）、研究王瑶的文学史思想（刘世浩）、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封面设计（侯滢），研究“胡风派”作家路翎（孙诗源），等等，几乎都是学界少有关注，而又有学术价值的论题。他们的论文写作都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有的简直是“煎熬”，甚至要放弃了。我说写论文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可能终身受益，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尽力做好。我也会帮助他们改文章。帮学生修改文章是很苦的事，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改，考虑让学生能够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几易其稿才定夺，这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要难得多。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全都在大学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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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三件事，是申报“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项目，帮助山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说到学科建设，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科研项目。我对于“项目化”的学术生态是有些抵触的，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不同，不能过多预设，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理，还是要让学者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创造性。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委员多年，对项目管理的得失还是有所体会的，但也不否认得当的项目研究，可以带动学科的发展。所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帮助教研室（研究所）的老师申请项目。刚好2012年前后国家社科基金拥有的款项增加了，启动所谓“重大项目”的申报。我就想到不妨试一试申请一个有关“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大型项目，把现当代连接起来。我的动议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赞成。我们便讨论了一个申报方案，题目定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很快，这个重大项目就顺利通过了。
因为是刚开始实施“重大项目”，有上百万元的资助，审批过程很严格。记得“答辩”时，我和叶诚生教授去的，答辩委员七八人，都是文学理论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要认真回答问题。有一位委员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有什么学理根据？一时着急，我还真的回答不上，就说这还只是实践性的设想，希望能通过调查了解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存在状况。其实，我们也是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才逐步形成理论和概念。有惊无险，我们这个项目得以通过。当时，“重大项目”还很少，山大2012年也就申报成功这一个，我们教研室老师都非常兴奋。
之后，我们把项目的宗旨定为：“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我们把这个重大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由教授带领教研室一些成员（包括北大的）去调查研究：贺仲明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张颐武和邵燕君主持《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郑春主持《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张学军主持《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刘方政主持《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直接参与项目调查研究的有叶诚生、丛新强、谢锡文、史建国、马兵、国家玮、程鸿彬、唐锡光、王小舒，等等，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这个项目完成结项，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出版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专门发布新闻，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还专门设立了“文学生活馆”（谢锡文和侯滢是主持人），为学校提供一个文学阅读交流的场所，还经常举办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学讲座。如今山大北门一进去，就看到“文学生活馆”，那个牌子还是我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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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大做过的第四件事，就是编写语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部就聘任我为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教材编写比我想象要艰难，各方面都有要求，社会关注度还很高，动辄会引发网上热议，很多精力要做各种平衡、协调和“灭火”的工作。我经常要回北京开会，讨论修改稿子。2016年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编完，不想再干了，又经不住教育部再三动员，接着又要编高中语文统编教材。这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而山大校方和文学院，对我这项工作始终是支持的。2018年某一天，山大校长樊丽明还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我汇报了教材编写的情况，说这也是属于山大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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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又有刘泮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授过“鲁迅研究”，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作出过重大贡献。邀请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黄万华与郑春老师他们提议的。
郑春教授的父亲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可是不会说客家话。我总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结果很失望。不过我和他很说得来，他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生活上的帮助。他在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留学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专深的成果。长期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对他的专业是有些耽误的。我宽慰他说，学者做教学科研管理，也是一种贡献，应当有成就感。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了，从我的窗口望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那么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恰如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也许因为侨乡的缘故，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他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老师还未来山大。山大有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些未找到。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老师就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当代学科就决定联系调动黄万华来山大。孔范金教授退休后，黄万华就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黄万华教授著作很多，包括“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后来又汇集出版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的时空，自然有各种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三史”研究的难度和特殊意义。在这个领域，黄万华教授毫无疑问是全国领先的。我去山大不久，黄老师要退休了，我曾找过校长，希望像黄教授这样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能延缓几年退休，可惜未能获准。黄教授自己则无所谓，继续做他的学问，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种新著出版。
杜泽逊教授也是给我较多帮助的。我认识他比较晚，2015年暑期，我把家搬回北京，山大那边还有课，每隔一两周就从北京去济南集中上课。杜老师是2018年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希望我能续聘，而且酬金比之前高出两倍。我考虑年纪大了，北京这边还要为教育部编中小学语文教材，精力照顾不过来，就婉拒了，答应改聘为“兼任讲席教授”，不再授课，只负责带博士生。杜泽逊教授也尊重我的决定。他出任文学院院长，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调动教师的主动性，活跃学术氛围，有时找我商量，我都是支持的。我还把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推荐给山大。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温儒敏谈读书》，杜泽逊教授和办公室主任沈文老师还专程到北京参加该书的发布会，很让我感动。记得我们还在王府井的一家饭店聚会，谈得很畅快。杜老师是非常有实力的古文献学家。对他这一行我不熟悉，但很景仰。他参加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大型古籍的编纂工作，主持过《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五经正义》等古籍的整理。最近又在主持《永乐大典》存卷的综合整理研究，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杜泽逊教授真是那种把学术当作自己志业的幸福的学人！他的科研任务如此繁重，还能出任文学院院长，双肩挑，真不容易。
山大文学院很多老师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曾繁仁先生担任过山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还曾经被教育部委派到北大督导过工作，我们又都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彼此很熟悉。我来山大，显然也是他支持的。曾先生从校长职务退下来后，全力投入到“生态美学”的研究，现在山大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全国文艺美学界的一个亮点。我和曾老师平时见面不多，也就是在一些学术活动上见到，会聊上几句。他对我在山大的工作生活是很关心的。当我说决定不再续聘时，他似乎有些感伤，说山大留不住人！
张学军、刘方政、贺仲明、叶诚生、丛新强、马兵、史建国、国家玮、程鸿彬、谢锡文、沈文，还有不在一个教研室的等等，各有其学术专长与成就，这个学术共同体是很和谐、团结的，没有文人相轻和某些单位常见的“互卷”现象，没有傲气凌人的脾气。有时我们也会找个由头聚餐，主要是说说话。山东人很讲礼节，如何排座，如何敬酒，都有讲究。我刚去时不懂“酒过三巡”，一开始就举杯，还闹过笑话。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常感到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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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大任教，如果算到现今，已经12年。2011到2015年，我住在济南，在山大南院，也有5年。那时山大全聘任的一级教授有十三位，文学院有盛宁先生和我。可是大多数一级教授都不住在济南，只是有课或有活动时才来学校。而我是搬家到此地过日子的。课不多，也较少应酬，那是难得的安宁的日子。至今我还经常想起南院的居家生活，想起闵子骞路的菜摊，想起山大校园的小树林，想起我在知新楼的办公室，想起学人大厦，想起和老师同学一起的那些情景。
很庆幸，到晚年，我生命中还会有山大这一段美丽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