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严家炎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当时严老师提前退席，未能听到我的发言。后来我把发言整理成文章。这次参观严老师的学术文献展览，参加这个会议，回顾严老师60多年治学的经历与成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而崇仰之情。我没有准备新的论文，还是讲一讲我对严老师学术贡献的感悟与理解。

说来我拜严家炎先生为师，也许应该算到60多年前。1961年我在广东紫金中学上高中，就知道严老师的大名，当时严老师发表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评论，影响挺大的，连我这个普通的中学生也很佩服严老师，隐约感觉到严老师说得有道理，梁三老汉写得比主人公梁生宝还要真实。上大学后（1964年），我就有意识找些严老师的文章来读。不过那时不敢去拜访严老师。到1978年春天，报考北大研究生，是奔着王瑶先生来的，写了一封信给王先生，寄了2篇论文习作，算是投石问路。很快收到回信，是严家炎老师代表王先生写的，是一些鼓励的话，欢迎报考。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志愿，王先生和严老师最后录取了我。这就有幸正式成为严家炎老师的学生了。

读研究生几年，严老师正紧张地编写现代文学史，也就是唐弢主编那一种，他上课不多，我也没有完整选过严老师的课，但从严老师这里受教很多。我那时研究鲁迅，也研究郁达夫，编过郁达夫年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伊始，严老师和樊骏老师主持，我的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就发表在《丛刊》第二辑。记得严老师还替我仔细修改过有些不当的词句。那时师生关系很密切。记得严老师上文学史课，我们几个研究生实习，我准备的讲稿很长（讲曹禺，2节课，二三万字），严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突出主要内容。后来我留校任教，严老师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都给与我很多具体切要的帮助。我算是严老师的及门弟子，对老师始终是非常景仰和感谢的。

有时我在想，严家炎先生为何在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靠资历或者获奖的评价，而是很自然的出自众多学界同仁内心叹服的评价。可能就在于人品与文品，在于学术的境界。学问做得好的人不少，现当代文学界有眼界，有观点，有项目，有威望的学者不少，但称得上“有境界”的却是比较罕见。所谓境界，很微妙，难于度量明说，但可以意会，从修为、格局与气度等方面去理解。在现当代文学界，严老师是处在很高的难于模仿取代的水平与位置。我愿意用四个字来理解严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学问境界——“清正宏放”。

严家炎老师做学问是公认的做严谨扎实，他碰到可疑的问题，那怕是已成“定论”的，他也不一定从众，而是抓住问题，从原始材料或者作品的分析入手去深入研究，常常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一是不从众，二是独立思考，三是靠材料和作品分析说话，总有新的见地。比如关于《创业史》梁三老汉的分析，对《李自成》的肯定，对“萧军思想批判”以及丁玲《在医院中》的翻案式研究，以及对五四是否有“打倒孔家店”的质疑，等等，全都靠扎实的史料支撑，或者有细致的作品分析。严老师很多观点的提出，都是突破性，反潮流的，这需要勇气，需要史识，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游谈无根。

严老师总是能提出让人佩服的学术新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某些具体观点，也不能不赞叹他的扎实的治学功底。比如，我不太赞成严老师把晚清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杉客传奇》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但读了严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是下了材料功夫的。

严老师的扎实严谨，跟他在20世纪六十和八十年代参加现代文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周扬主持，唐弢主编）有关。他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部文学史现在看来有些观点比较老旧，但毫无疑问，那种对于史料的极端重视，那种基于史事阐述的厚重感，可以说是所有现代文学史（包括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是未曾达到的。

文如其人。学风的严谨扎实，也跟严老师的个性脾气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是“严加严”。严老师为人做事很认真，他真正信服并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平时生活中也是随時都有独立判断，很少随波逐流。他身上有鲁迅的遗风。严老师的为人直接影响到他的为文，他的品格与脾气融汇到学问之中，成就了“清正”的格调与境界。所谓“清源正本”，严老师的文章总是与浮躁的学风拉开距离。

但扎实严谨只是一方面，严老师的学问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闳放”。他选取的研究问题几乎都是学界熟悉，却又未见得有过深入研究的“大题目”，是人们一看就觉得有意思、想看看究竟的题目。这些题目或大处着眼，或以小见大，都能牵动学界的思考，引发学术生长点。严老师往往对某些惰性、八股、人云亦云提出质疑与反叛，打破成说，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与卓识。从最初讨论《创业史》开始，这种敢于质疑和打破成说的习惯，就贯彻到他的学问选题和论证方法之中。推动学术的进展。尤其是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24万字，写了8年，论述了8个流派，他是通过史料发掘、文学分析去确定文学流派，给予恰当的命名。如“社会剖析派”、“新感觉派”等，后来都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一种知识。

严家炎老师的“闳放”还表现在他的跨界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成为两个学科分支，北大是始作俑者，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未把现代与当代分为两个教研室。其实两者很难分开，本来就是一个学科。如今全国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分工也很细，做现代或当代彼此不越界。学界早就呼唤现当代打通，而严家炎先生早就打通了。他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通”了。他甚至尝试把所谓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也打通，他研究并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有这种打通的意图。

严老师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宏阔，并不受学科壁垒的限制。这与严老师的理论学养可能有关。严老师最初进入北大中文系，跟随杨晦先生读副博士，主要学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他主要做文学史。理论和史在严老师那里得到完善的统一。严老师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具有标志性。我曾在《第二代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评价严老师他们那一代学者：“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这个评价，对于严老师也是合适的。

严家炎老师做文学史研究，那种大气，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中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主要还是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许还有别、车、杜的影响。当然，这种“闳放”的文品也出自于严老师的人品。严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很精审、严肃，甚至有些拘谨，其实严老师又有跳脱、放达甚至浪漫的一面。所谓“清正闳放”，是严老师的人品，也是他的文品，是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境界之高格。

王国维讲“大事业”“大学问”必经三种境界，严老师是经过并达到了。严老师60多年的学术之路，经过许多风雨坎坷，他能做到知人论世，独立思考，称得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而他对学术的使命感与执着的追求，有说不尽的辛劳，却无怨无悔，学术已经化为他的人生方式，而不是“两张皮”。这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王国维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最高境界，不只是有所发现，填补空白，而是豁然贯通，进入了比较通达自由的天地。若严老师回顾自己一生学术，一定会有这种“蓦然回首”的成就感吧。

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