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一家宾馆里，重病缠身的王富仁先生决然了断自己的生命。噩耗传来，非常震惊和哀痛，却也能够充分理解富仁兄：他太痛苦和孤独了！就像鲁迅《墓碣文》中所写，只能“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富仁兄就是这样，性格刚烈，独来独往，有大智慧，大决断，做人如此，做学问亦如此。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王富仁是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家和鲁迅学家。他是山东人，生于1942年。常听他半带调侃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也许他下意识自我定位为农民，有意与学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老兄不修边幅，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一身平常不过的夹克或者衬衣也有些邋遢，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农民。其实他并非出生于单纯务农的家庭，父亲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基层干部。不过富仁兄从小生活在农村，大学毕业后还在乡村中学教过书，又到军垦农场锻炼过几年，这些经历，让他熟悉农民，与农民的思想情感血脉相通。这也辐射到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农民”“民间”“启蒙”“革命”等，是他经常思考的主题。

王富仁在山东大学读本科，学的是俄语。“文革”后报考研究生，选择了西北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那时他显然决定要以鲁迅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了。他的硕士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发挥了自己的学业积累的优势，从俄罗斯“清醒的现实主义”得到启发，也以此作为他鲁迅研究的起点。1982年，他考到北师大读博士，师从李何林先生，但他的学术路子并不完全顺从导师，而有意偏离当时主流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学术上他是“独往”的，独立思考，认定目标，就不为潮流而动，坚定地走下去。不到三年，他就写成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深入阐释鲁迅《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结构意义，从启蒙角度考察鲁迅特有的思想革命价值，对以往“政治鲁迅”的论述有明显的突破。后来，王富仁回顾他突破的过程，承认之前像陈涌、李何林等前辈学者的鲁迅研究对自己的起步有很大影响，但他细读鲁迅，又觉得前辈的论述有些“隔”，好像不是在研究鲁迅，而是用鲁迅去证明阶级分析的方法。王富仁则要“回到鲁迅”，从鲁迅的作品实际中发现鲁迅思想的独特性。

现在看来，王富仁论文的这些观点都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他的这个“镜子说”的出现，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虽然也遭到一些非议和批判，富仁兄一度被卷进当时带有政治性的论争漩涡中，但他有定力，还是“独往”，坚执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位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因此而一鸣惊人，登上鲁迅研究的学术制高点。回头看，富仁兄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也有赖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宽容；他还很幸运地遇到《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等伯乐的赏识，可以说顺风顺水。富仁兄在我们那一代学者中，成名是最早的。

之后，王富仁又以鲁迅的思想“打开”五四的研究，以及对现代文学诸多作家作品的阐释。富仁兄的研究特色是大气，喜欢抓大问题，又善于从文学史现象中引发理论思考。他的文章多是从“思想”切入，理论性强，篇幅也长。有些文学现象分析，别人可能说不上几句话，而富仁兄却能伸展开去，洋洋洒洒，雄辩滔滔。富仁兄的文章乐于采用辩证思维，读来有点繁冗，却也以理服人，让人感受到理论奔涌的激情，以及激情深层的某些痛苦的精神气息。我感觉富仁兄的文风与俄罗斯文学影响有关系，他可能在追慕和模仿别林斯基那种博大、雄浑的气势。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王富仁还不到退休年龄，决定离开北师大，到汕头大学任教。为何离开北京，我不太清楚，猜想他是有过内心挣扎的，不可能只是为了报酬较丰。这又是一次“独往”。

他在汕头十多年，可想是寂寞的，人们常见他独自一人遛狗。他到汕头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是转向“新国学”研究。他写过长达十多万字的《“新国学”论纲》，在学界引起一些注意，但是应者寥寥。我想他是想回应当时抛弃五四传统的“国学”热，以“新国学”的这个箩筐把五四新传统都装进去。但“箩筐”太大，容易化为乌有。无论如何，富仁兄用心良苦。

我和富仁兄交往比较多。最早一次是我刚考上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我们几个同专业的博士生有过一次聚会，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早出名的老兄。第二次记得是到北师大登门拜访，具体谈过些什么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满屋都是烟味，床底下很多酒瓶子。后来我们常在一些会议或者论文答辩会上见面。他到汕头后，还邀请我去过一回。他的文章还是雄辩滔滔，但待人接物却很平和了，眉宇间似乎总藏不住某些寂寞。

富仁兄的“独往”，就是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也不盲目轻信权威与定论。我听富仁兄的学生刘勇老师讲过一件事。北师大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由启功先生提出并亲笔题写的，大概是为了给师范生提出很高的要求吧。而王富仁认为不妥，知识分子若总把自己当作“人师”“世范”，不自觉就会高高在上，好为人师，脱离群众，不如改为“学为人，行为世”。我觉得富仁兄说的有些道理，他历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毛病总是很警觉的。

富仁兄给我印象最深的“独往”，是在2012年春，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次小型的会上。教育部准备聘请王富仁和我二人担任小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王富仁也答应了，特地坐飞机从汕头飞到北京来开会。我和富仁兄交谈，还想问他如何分工。他也没有多说。到了会上，他抢着发言，说这件事吃力不讨好。瘦削的脸上似乎显出某些不屑与苦闷，还顺便把教育界种种乱象批判一通，完全不顾及场面与情面。我当时想，既然不愿意接这项工作，富仁兄何必又答应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开会呢？不解。

后来我只好一人承担了义教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的工作，接着还编高中语文，也是统编。十年过去了，教材编写很多制约，众口难调，经历了很多艰辛，也遭受很多攻击，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富仁兄早就撒手人寰，我才真理解了他：编教材是大事、实事，却又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选自温儒敏《师友感旧录》。该书即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