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中说：“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
在作家萧军身上，即体现着历史的多侧面，以至于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真正的萧军，尤其当他尚处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历史时段过程中的时候，更是无法给他的肖像画出逼真的效果，哪怕勾勒一张历史的剪影速写，都属奢望。庆幸的是，值此萧军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可以用历史之笔给他画张像，绘画的原料自然离不开他自己书写的文学的历史记忆——20卷《萧军全集》——也离不开他之外的诸多记忆。或许有些记忆正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但历史的目的之一即是把“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呈现出来给人“观看”。
书卷少侠萧“三郎”
童年萧军对被圈在私塾里接受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的传统国学教育提不起半点兴趣，他的文学启蒙，幼时对忠奸善恶的分辨，都来自民间说唱文学。上了小学，常因在课堂上无法在老师眼皮底下“淘气”而逃学。但当同学送他一个“逃学鬼”的绰号，他又因感到羞辱而跟人打架。他有诸多的理由选择放弃受教育的权利，跟父亲“商量”的结果，是被打得胳膊脱了臼。10岁，对教育充满逆反的萧军，偷偷拜师学艺。他要自己长大，要“背插单刀一把，闯荡江湖，除暴安良，辅助弱小，”他的偶像是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视死如归的“刺客”。但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满脑子侠义思想的少侠突然爱读书了。这时，他仿佛就已经具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属于“另类”的叛逆气质，而且，这种气质伴随了他一生。他似乎总难随遇而安，他似乎总要挑战什么。试想，如果不是因受五四运动影响，顶撞了无理申斥他的体育教员，被学校以“辱骂师长”开除，他可能还不会像“一条饥饿的蚕”那样苦读起中国古典小说来。
18岁，已经成年的萧军进身行伍，成为一名骑兵。因写得一手漂亮小楷，擢升为“文书见习上士”。但“兵匪一家”的现状，让他想尽早从“人间地狱”中脱离出来，他渴望一种“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醉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酒人生。
对军事已了无兴趣的萧军，一边继续着行伍的日子，一边偷偷地写文章并试着以“化名”悄悄向报纸投稿。“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萧军因秘密参与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情败露，潜入哈尔滨。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炮兵科毕业学员刘蔚天，就在此时，开始了那个笔名叫“三郎”的作家生涯。
与萧红：“乡心一片鹃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将萧军与萧红的相识定格在1932年的夏天，萧红因欠哈尔滨“东兴顺旅馆”600多元的债，被“囚禁”在散发着霉气的房间里，并极有可能被卖到妓院抵债。此时，她怀有身孕。后来，她产下一个女婴，因无钱付住院费，而把孩子留在了医院。产后住在医院里的她，身体虚弱，头发开始脱落。后来，她病情加重，甚至感到了死亡的临近。而他以近乎失去理性的野蛮暴怒，换来医生还算及时的救治。所以，许多年以后，他仍是那样掷地有声地说出：“至少我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未来出色的女作家。”
一男一女两位“萧”姓青年，拥抱了，亲吻了，“萧红所拥抱着的是一个都市里的流浪诗人，是一个反叛社会的青年；而萧军所吻着的，不单纯的是一个少女，而是带有作为的一个为宗法社会所损伤的那种被迫害的实体。”患难催生爱情，他们成了“情人”，在欧罗巴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结为夫妻。萧红后来在小说《商市街》中，以文学的历史真实记录和折射出他们此时窘迫而幸福得活色生香的生活。“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1933年，他俩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们二人的文学之路，也从“商市街25号”起步了。萧红的小说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在报上发表。1933年，署名“三郎”“悄吟”的萧军萧红小说散文合集《跋涉》“非法”出版。1934年，从哈尔滨逃到青岛的萧军萧红，在观象一路一号的住所，以生命爱的结晶胚生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部名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文学途路上的携手“跋涉”，成为他们最美好的爱情记忆。萧军永远难以忘怀1934年11月的上海，在阴冷的亭子间，萧红为他誊抄《八月的乡村》修改稿；为第一次参加鲁迅在“梁园豫菜馆”做东邀请的“宴会”，不吃不喝，也不理人，花十几个小时，为他赶制一件帅气的“礼服”……。
然而最终，这对一度患难与共的知心情侣，曾令人羡慕不已的作家夫妻，因“性格不合”分了手。
几十年以后，萧军回忆说：“六年中，我所付出的代价与辛苦，我所经受的内心苦痛与牺牲，又有谁能知道？！就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强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所承诺过的一切，我从不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可以这样说——我与萧红，是偶然地相遇，偶然地相知，偶然相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1938年，我们永远分离的历史渊源，其实早在这结合的开始就已经存在着了，历史已经做了证明：终于，她去寻找了她想要寻找的人！毁灭在了战乱中的香港……”
1942年，萧红在香港去世时，萧军已与夫人王德芬有了一双儿女。
与鲁迅：漂泊的灵魂被伟大的温情浸润
萧军读鲁迅的第一本书是《野草》，这本蕴涵深邃哲理的散文诗集，给萧军思想与感情的影响，仿佛松花江南岸明净的秋天，引起他深深的哀思与漠漠的惆怅。而鲁迅在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里，却这样写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这让萧军感到先生的朴素、真诚，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
在上海，见面之前，鲁迅还曾在信里善意地“警告”二萧，“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通过鲁迅，萧军萧红结识了一些左翼进步作家。鲁迅特地“指派”叶紫作他们的“向导”和“监护人”。1935年，在鲁迅的“授意”下，这三个“小奴隶”组成一个“奴隶社”，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鲁迅为他们分别写了序。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鲁迅陆续要了几批分赠给朋友们，很快，有人将书带到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国外，苏联最先出版了“俄译本”，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随后出版了不同的版本。
从1934年10月萧军给鲁迅写第一封信，萧军萧红共收到鲁迅写给他们的书信53封。其中署名给萧军的33封，给萧红的1封，给两个人的19封。
当萧军得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病逝的噩耗，赶去扑倒在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的号啕大哭。”
萧军作为“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承担着各项具体的工作，连续三夜值守灵前，抬棺扶柩。送葬时，他担任总指挥，并发表了激昂的演讲。
那以后，无论天气如何，每周他都要到先生的墓地去一次，献上一束花。
几个月过去了，回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萧军还恍惚在昨：“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你真的是死了。这简直是一个幻景！虽然我曾一直看着你埋入了地穴，却总以为你还是仰坐在你桌边的藤椅上，一面吃着烟，一面从那个圆筒似的，没有尾巴的白色日本瓷的小茶杯里一口一口地在吃茶。”
“先生：你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我们了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他喂饱。”
把历史中意味深长的几个时段不同，但内在逻辑紧密相关的细节连缀起来，即拿时间的挂钩把历史的花锦做成插花，常常会获得一份意外的学术惊喜。其实不仅在萧军身上，像这样的花锦还有很多很多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1942年10月19日下午，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备忘录》，并由此与人展开激烈论战的萧军；在东北“《文化报》事件”中，对批判者说出“你要能批的我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的萧军；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中的萧军，只能是同一个年轻时“体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的萧军，是那个对一切不公正的压迫有着“决斗”意志的萧军！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他追随先生，是要“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他有十足的资格做一个流浪人”
在妻子王德芬的眼中，萧军“是个热诚、真挚、善良、敦厚、开朗、豪爽、朝气蓬勃、幽默风趣的人。”她跟萧军恋爱时，相处没多久，就坚信“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左翼作家，是抗日进步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政治上是可靠的。”尽管家里反对，她却义无返顾。因为她相信，“如果他真的爱我，我可以跟随他到海角天涯！只要和他在一起，他什么也不怕，我相信自己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我一定能够和他同甘苦共患难！伴他以终生！”她真的在不满19岁时就把“终身”托付给了他，跟随他桀骜而孤寂地任命运主宰，并毫无怨尤地跟他漂泊了一生。谁能想象的到，刚跟萧红离婚不久的这个小伙子，居然在给反对这门婚事的未来岳父的信里，斩钉截铁地写下这样的话：“我只屈服于‘真理’，却不能对‘暴力’低一低头的。”“德芬已经是我的，我也是德芬的，即使刀放在脖子上也要爱到底。”这只能是萧军！
在女儿萧耘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出色的人，豪杰般的猛士！”她说：“父亲生前，朋友们打趣说我是爸的‘影子’，是他的‘跟班儿’……他们说我太像父亲：圆胖的笑脸，豪爽的快性子，以至热忱、欢喜的直肠子……特别是当我们爷儿俩高歌一曲‘信天游’为朋友们带来无比的欢情时，父亲的那份满足，远远地超越了那歌唱。”“他有着一双看透人生一切，而对生活仍充满了信任与希望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备受炎凉之苦，而仍火红的博大的仁爱之心……”这是萧军！
评论家眼里的萧军，“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他对自己有的是信心。”“他的骨气够硬的。”“他以士兵的单纯的信仰从事文学，然后明了文学不像当兵那样容易。”
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倔，似乎是萧军的个性，既在作品的格调中，也在作家主体的创作意识中。”
萧军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我是个性格暴烈的人。”“对于任何外来的、敢于侵害我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要以死相拼的；但对弱者，我是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用残害虐待自己的肢体来平息要爆发的激怒……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能想象吗？萧军曾对批斗他的人说：“你们可以批斗我，叫我怎么都照办。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如果这样，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
“钟期死去哀千古，地老天荒一寸心”
对于喜欢某一个作家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来说，最宝贵的材料莫过于作家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因为单就阅读而言，最过瘾的感觉也是莫过于能阅读到作家的自述文字。因此，20卷本的《萧军全集》在是作者一种个人化历史“微观叙事”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大历史”的意味，至少它可以透过个人在不同时期沧桑坎坷的命运遭际，折射出不同阶段的历史轨迹。
当晚年萧军回首往事时，对他的一生无怨无悔。“我这一辈子，如果说，所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得少的话，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仍是精力饱满的在干着……”
其实，早在40年代，萧军就已经写下这样的自剖：“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或正在恨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世界上还有比为自己所信服的真理，所信服的人，所信服的事业，所信服的美（万事全应以不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前提）工作一生，或战斗而死更悲壮的吗？”
萧军以他的命运选择，回答了自我，并把这份答卷交给了历史，交给了读历史的我们！而我们对萧军，对历史，又像萧军在鲁迅逝世40年之后的缅怀诗所说，常常是“一番追忆一怆然！”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
萧军小传：
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三郎、田军。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现为锦县）。30年代与萧红一起去上海，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1935年出版《八月的乡村》。抗战爆发后，在武汉与胡风等编辑《七月》杂志，后转赴延安、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丛书》主编，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讲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7年春，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1951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市文物组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研究员。1979年，重返文坛，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舍文艺基金会副会长及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等职。1988年6月22日去世。
萧军代表作：
《跋涉》（与萧红合著）、《八月的乡村》、《羊》、《江上》、《绿叶的故事》、《十月十五日》、《涓涓》、《幸福之家》、《侧面》、《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即《第三代》）、《吴越春秋史话》、《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我的童年》、《从临汾到延安》、《萧军戏剧集》等。20卷本《萧军全集》即将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