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的《法制晚报》登了一篇记者的采访报道，题目是《白鹤群：我没为老舍收尸》。里边记录下白鹤群先生的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采访者是完全根据录音进行整理的（指我和夫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中关于老舍之死对白鹤群的采访实录），当我跟采访者说：‘你说是你捞的，我说是我捞的，他说是他捞的，我来告诉你们打捞老舍尸体的两个人吧……’就在此时，采访人更换录音带，而我仍在不停地说。于是，《口述历史》一书把我也写成了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其实是不正确的。”
想必读者在看完之后的第一感觉也许是，这两个做口述史采访的人怎么能这样？人家后边还有话呢，“更换录音带”就断章取义，把人家说成了打捞者？真不负责任！
可我不知如果您在看完整个采访录之后，是否自己就能分析出到底是我们“更换录音带”了，还是白先生“更换”了自己的记忆。
第一， 单说整理出来的文字稿，白先生提到的那句话，是他在刚开始录音不久说的，远没有到“更换录音带”的时间。
第二， 在这句话后面的文字当中，白先生不止一次提到他参与了打捞。列举如下：1、他说，“和我一起捞的人叫韩庆祥，我明天带你们去他家找他。”2、“他（指唐浩澜）看见我们捞了。”3、当问他，“您当时拉尸体上来，有没有看见眼镜、拐杖什么的？”他回答“我没拉，我胆小，一直在船上呢。”4、又问他“您发现尸体并把他捞上来，为什么没有去报警呢？”他说“这不是我的责任”。5、再问他，“您当时打捞时，老舍是扎在泥里还是漂在湖面上？”他说，“漂在水面上。我们为什么把他放在那儿呢，因为只能把他放在一个没人去的地方。”白先生没有提及这些，是因为这几处无法“更换录音带”吗？
第三， 确如白先生所说，“这本书的采访者是完全根据录音进行整理的”。那最直接、最正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便是我们完整保存着的当时的录音，还有录像。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把十余年来所有采访老舍之死的录音录像资料，都捐给了我所服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来查证。否则，如果只凭我在这里说白先生是怎么说的，而他再出来说他没那么说，就无法对证了。
我搞了十余年口述史，对这样的事已习以为常，即使因记忆的误植而带来口述史的不同版本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并不希奇。因此，我不会怪白先生是在自我否定。相反，有意思的倒是，他的这一最新口述“我没为老舍收尸”，已经成为了另一个记忆版本。记忆的梦本来就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更何况它可以为“口述史理论”提供又一鲜活的例证，即事过境迁，一个人可以用后天的记忆去替代以前的记忆，并由此产生出最新版本的“口述历史”。其实，不光个人，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常会因“时代意识”的变化而出现历史“录音带”的“更换”，许多国家的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证。我们不是接受过许多被“更换”的“正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