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老舍夫人）：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 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 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

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当时有人还编了很多谣言，说他来太平湖是在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是上面传下来的“口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到现在也没有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