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期间，每个地区都下达了必须抓出的右派分子数量指标。西北某地质研究所全体人员开了三天会，也没有完成最后一名指标，谁都找不出谁有什么右派言行。但指标必须完成，看来会还要开下去。
也许是水喝得多了一些，加上天冷体虚，坐在墙角里很少发言的张工程师起身去上厕所小解。他是全所最老实的人，41岁，工作无可挑剔。等他回到会议室，大吃一惊：会居然散了，只有所党支部王书记一个人在等什么人。
看着张工惊诧的表情，王书记从脸上卸下往日笑嘻嘻的脸谱，挂上有点做作的严肃表情，对张工说：“刚才会议一致决定，你是本所最后一名右派，请你服从。”
“但是……王……”
王书记没等张工说下去，头也没回地匆匆离去。张工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生了锈的铁壳钟，知道自己离开会场不到5分钟，就交上了一生的厄运。
现在有人讲细节决定成败，也有人讲态度决定成败，都对，但在某些时候，决定成败的东西更简单，比如膀胱。那个张工的膀胱如果容量再大一点，右派帽子就会落在别人头上。很多伟大思想家不能发现膀胱与帽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包括于光远先生。他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膀胱不够大，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官帽。据说，上世纪70年代末，社科院开干部会议讨论一个候选人接替离任的胡乔木出任院长，不少人提议于光远。正在节骨眼上，于老没有蹩住尿，离席片刻。片刻之间，有个副院长说于老有错误思想倾向，等他回来，那个副院长成了院长候选人，上报中央。
去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回忆录《12个春秋》谈到了这个选院长的故事，作者说纯属谣传，那大概就是谣传吧。不过，如果你的膀胱不够大，开会时少喝些水，这总不是一条坏的建议。
2007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