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从乡村变局观中国转型，两个维度尤为关键：一个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是乡土中国的“根”，另一个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这是乡土中国的“魂”。
历经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在2003-201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我们告别了那个以农为本、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城乡中国是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结构形态。
这一变革的根源在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推动这一变革的主力军，正是农二代——这批继承了上一代离土、出村传统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的道路。这一选择导致了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这些新的经济社会特征不仅昭示了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的告别，还将对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农业、村庄乃至整个乡村现代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农民的代际革命，以及他们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是研究乡村转型的根本维度。
三代农民何以立身？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为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迁移的“农一代”，在经历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艰苦打拼后，往往选择“返乡”和“回村”。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城市面临诸多不公平待遇，如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以及制度性歧视的存在。这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一代”很少有长期留在城市的期望，他们通常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相对艰苦的居住条件等，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积累更多的资金，攒足回家过日子的费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民入城创造了机会。但是，中国农民撞城入城后，城市的权利依然只赋予本地市民，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他们只是充当了城市的过客，重归乡土。
2010年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9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仅0.7个月。
他们不再像农一代那样主要依赖建筑行业谋生，而是更多地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更为正式的行业，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15年，90后更高达9.79年，他们在城里也获得了比农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他们迁移的距离离家乡更远，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孩子的教育成长。他们中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
他们不像农一代有钱就在农村盖房，而是选择将积累的资本在本地的县城和城镇买房，显示出将未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 2016年农民工购房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农二代购房意愿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
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
他们与乡村的情感联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春节返乡时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经过短暂停留后又回城。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
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农村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经历一场历史转型，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如果有一天他们还要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进城农民不是他者
农民工不是城市的过客
农二代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他们如果不回村，进城就成为主要的选择。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城市权利向农二代的开放。与已经走过的城市化上半场相比，下半场最显著的变化是进城农民的代际差异。若继续沿用对待农一代的公共政策来应对这一革命性变化，将给中国转型带来巨大挫折。
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未来。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让农民成为城里人的制度设计。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户籍制度将农民与城市人划为两类，限制了农民的流动与发展。尽管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可以在家乡从事工业，但他们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未变。再到后来，即便进城，也缺乏落户政策，使他们成为城市的漂泊者。
政策设计一直基于农民会回乡、应该回乡的假设，但这样的思维只会让农民永远停留在原地。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他们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来实现，这是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促进这种转变，那么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目前，两三亿人漂泊在外，漂不动了又回到乡村。一个国家如果大部分人口仍是农民，且无法被城市接纳，无法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转变，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态、观念，创造财富的能力等，不能成为城市中平等的一员，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让农民留在乡村来实现的。
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问题，关键在于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定下来。农三代，那些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孩子，他们对城乡间的不平等已不敏感，但制度上他们仍被区别对待。我们需要从教育平权开始，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为这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
对于农二代，解决他们居住问题是关键。当前，我国已有大量工作机会，农二代也具备一定的购买力。只要我们制定合适的住房公共政策，他们便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宿。
当农二代获得居住权，农三代获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有了这两个“稳住”，农民是否回乡或留在城市，便成为他们的自主选择。我们应做的，是确保农三代享有教育权，农二代享有居住权，这样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才能更加体面。
农民的去向，取决于我们对待农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间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农民现代化取决于对农民入城还是回村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的发展方向。
此外，社会进步的基本取向是公平。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独享城市的好处，而让其他人承担成本。农民从乡村人变为城市人，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路径。每个人都应有进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我们必须利用公共政策，让农民能够体面地融入城市，特别要关注农三代的教育平权和农二代的居住平权。
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我们必须改变将农民工视为过客的政策惯性，推动城市权利向农民开放，以包容、公平的态度促进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这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重塑乡村老人发展境遇
伴随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境遇令人担忧。他们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缺乏有力的保障，农村老年人服务供给不足、供需错位现象严重。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他们是真正搞农业的，他们热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他们选择以乡村为归宿，以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为主要职业。
然而，这些老人如今却陷入绝望之境。这份绝望并非源于物质匮乏，而是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情感失落。往昔，乡村中一家一户、世代相传，如今老人身边却常年无人陪伴。昔日，家中年轻一代外出打工，尚有孙辈留守，老人尚能在照顾孙辈中找寻到生活的价值；如今，年轻父母携子外出，初中时便有人回乡陪读，高中更是远赴县城，老人的传统血缘关系、情感联系被无情切断。他们不再仅仅是贫穷，更是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之中。
面对乡村老人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难以为继。我们亟需深入剖析乡村老人的生活状况，重塑其生活境遇，提升生活质量，为乡村老人点燃希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改变乡村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水平”的现状，逐步缩小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差距。
同时，我们必须摒弃将老年人视为负担的陈旧观念，在乡村经济活动主体长期是老年人的现实下，积极开发乡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资源。通过推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服务项目、社区服务，建立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此外，我们还需完善乡村老人助餐补贴制度，扩大助餐范围，特别是针对独居、高龄、失能失智、失独等特殊困难的乡村老年群体，提供精准化的助餐优待。提高健康服务水平，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行，满足老年人基本就医需求，特别是急救呼叫和慢病治疗的需求。
最后，通过完善乡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库、建立社会互助养老体系和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丰富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解决他们的“精神慰藉”问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