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欣赏了几个折子的京剧。对京剧，我是完全的外行，生净旦丑都分不清楚。经指点，我才明白，看京剧其实很省心，忠奸善恶都写在脸上。一个白脸出场，你就知道他不会干好事，他不是要陷害忠良，必定会投降卖国。这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得以流行，成为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应归功于后期儒家思想的统治与浸润。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强化，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忠即奸，几乎成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式。

画了脸谱的孙中山和蒋介石

用这个思维定式写戏，就是我们看到的脸谱化的戏；用这种思维模式生活，就是充满了冤假错案的生活。这种思维方式看不到所谓“忠臣”身上的奸，也看不到“奸臣”身上的忠；看不到“善人”身上的恶，也看不到“恶人”身上的善，更看不到非忠非奸非善非恶。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掌握权力的人，通常就是当时给生活画脸谱的人，而史官一般是事后画脸谱的人。权力的严酷，通过历史来缓解，这也是一种矫正。被当权者描成红脸的人，常常被史官改画成白脸。这就是翻案。所以，思维方式简单而专制权力又猖獗的民族，制造冤假错案和翻案，都是家常便饭。

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冤案和翻案最多。最近被翻出来的大案中，有一例是陈炯明案，与本文主题相关，值得说说。陈先生因为反对孙中山和蒋介石，被国共两党的官方史画成白脸，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国共两党共同承认的“国父”，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自然都是大红脸，陈炯明居然起兵倒孙反蒋，还能不是白脸？

至于孙中山当时都干了什么，陈炯明为什么要用炮轰他，就没有人问了。随着孙中山晚年推介的苏俄模式为祸中国日深，孙中山的偶像迎来了他自己的黄昏，他的对手陈炯明的脸上开始泛起红润。1978年，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一书，为他鸣冤。1998年，陈炯明的公子与人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思想真相》重头书问世，从政治理念上为陈炯明翻案，将孙、蒋二人押上审判台。

主权在军

陈著在华语世界的政治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炯明的头上插着“联省自治”倡导者的标签，他可以被看成是在中国倡导并力行现代联邦主义的先驱。如今主张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人，大多数都看到，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中国，其宪政民主不大可能在中央集权条件下实现，因此，异口同声地为陈炯明喝彩。在他成为红脸登场时，孙中山自然面如纸色。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似乎大快人心，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没有多大长进，仍然是非白即黑：原来错了的对了，原来对了的必定错。

现在被描绘的孙、陈之争的核心，是在中国实行联省自治，还是通过北伐建立中央集权制。既然国共两党建立的两种中央集权体制都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似乎正义应当在陈炯明一边。我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涉及到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复杂关系。即使我们假定，陈炯明是一个彻底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联省自治方案中没有他想割据粤港并固守自己势力范围的私利考虑，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现代联邦体制，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主权在君的情况下，军队问题始终是中国解决不好的一个问题。“地方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中央的敌人，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祸起源于此；中央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人民的敌人，历代人民造反，剪除暴政，改朝换代，根源在此。”

在孙、陈发生冲突的时期，中国的主权既不在君，也不在民，而是在军。主权在军，自然就是军阀政治。对军阀政治，我们也不能搞脸谱化认知，把军阀与恶棍划等号。军阀有儒雅者如吴佩孚，有卓识者如陈炯明，韩国的军政府首脑还主动还政于民，实行了从军政向宪政的过渡。

但是在中国20年代，并非每个军阀都有陈炯明的胸怀和见识，不排除若干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更何况，还有内外蒙、东西藏，新疆等清朝行省，并非愿意加入联省自治，而在积极准备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省自治，不能指望会建立起像美国那样强有力的联邦中央政府，因为军队不是联邦军队；也不能保证中国的领土能够完整，因为若干其它民族聚住区倾向独立。

各对了一半

因此，就当时政治现实而言，孙中山是对的，应当北伐统一中国，先将主权从军阀手里收缴到中央；就未来的政治理想而言，陈炯明是对的，中国应当实行联省自治，那应当是在军阀还权于中央之后。

孙中山的错误是他完全放弃了联邦主义的理想，改宗苏俄的极权式中央集权主义，使得他创建的政权常期停留在军政和训政阶段，无法向宪政过渡。虽然国民党政权最终向宪政过渡成功，那也是侥幸，台湾弹丸之地，没有联邦化压力。

陈炯明的错误，是他不懂政治现实，想在龟裂的土地上盖联邦大厦，而且要消灭当时全国统一的唯一象征——孙中山。如果他成功，中国恐怕不仅走不上联省自治的和平道路，而要陷入更加可怕的军阀混战局面，中国的统一需要更长时间，今天的中国版图还可能保不住雄鸡引吭的形状。

但不管怎么说，尽管陈炯明的思想有些早产，但他力主的联省自治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中国政治史的宝贵遗产。他播下了种子，春气动了的时候，总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