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我的朋友，看着我瘦马蹇驴的模样，往往规劝道：你这都是叫愤世嫉俗的杂文给害了！其实，这冤枉了杂文。我自幼多病，１５岁以后就没断过药；大学期间住过三次医院，长的一次达半年，要不是系领导念我那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而睁只眼闭只眼，早就“休”掉我退回老家了。
先读过我一些文章然后与我打交道的人，往往会说，老鄢并不像他的文章咄咄逼人嘛，待人接物还是蛮温和的。有人因此在网上撰文贬我处世圆滑，近交远攻，不敢拿手边的事较真，“就像《南方周末》只揭外地不敢碰广东”。这是误会。没有进报社之前，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给《武汉晚报》写过三四篇批评青山区的长篇报道，根本不管我的领导高兴不高兴；而进报社之后，我就没用过记者证，编余只写新闻评论和文史随笔之类，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大的背景和制度变迁。我想，身边的人和事，纵有令我不快不满乃至愤慨的，那也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造成的，必有所恃。所恃之物才是我们应当痛加针砭的。
也有人说，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像五十几岁的人。我想，这不完全是客气话。虽然按我多灾多病的经历，墓木已拱亦属正常，但自问心理年龄应在壮年偏青。——尽管我不得志。
肯然不得志啦。读高小时就当班主席兼少先队中队长，１９８４年就是组织部任命的科级干部……到如今五十多岁混成了报社最底层的编辑，编稿、排版、校对，恭恭敬敬地送一审、送二审，审稿人都比我年轻呢。与我年岁相若，“新三届”的大学毕业生，薄熙来、刘源乃至刘亚洲他们，正在中国引领着风骚，要我承认他们的德与才生来比我高而不是锻炼的机会比我多，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转念一想，晋朝左思早就吟咏过“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中国正处于走出“历史三峡”的转型期，我又何必“恨恨而死”呢？对当下的种种不满和愤慨都可以作如是观。它们产生于我们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意识，参照系来自于我们基于普世价值观的理想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但是与中国具有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历史相比，当今之世还是有不少进步的，而且这种进步趋势不可逆转。对此，我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即使我看不到转型完成的那一天。
再说，要取得“兼济天下”的权势，是必须付出人格代价的，现实政治从来如此。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做一个“无官一身轻”的散淡的人，只写自己想写的文章，那也算“求仁得仁”。
审视自己的心态尚属正常，不仅归因于还算“想得通”，而且应该说，更多地归功于那些善待我的人们。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爱护、保护，使我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信心，滋润着温情，胸怀着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善意。
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想，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五十多年里，祖辈、父辈和兄姊的养育之恩，妻子忧心劳形的扶助之恩，亲朋师友的关爱提挈之恩，忠实读者支持慰勉之恩……方方面面，或明或暗，根本不是我能报答得了的。倘若涌泉以报滴水，则我倾五湖四海亦不足。不仅物质上无力报答，就是逢年过节给每个还记得姓名的人写封信、打个电话也难做到，只有铭感于心，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并且努力做个好人，多写几篇好文章，以不辜负他们给予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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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遭受挫抑和磨难，“想起往日苦，两眼泪汪汪”本是常态；但回首五十多年的经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关键时刻总有人关照我，扶我一把。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我从上海“串连”回到家乡。父亲说，你姐姐出嫁了，这一家七口就我一个劳动力不行，你下学吧。母亲卧床多年，四个弟妹年幼，家里已年年“超支”，他倘若还有一点点办法也断然不肯做出这个决定。那时我初中没毕业，不满１５岁，长得矮小，还莫名其妙地像得了痨病一样地咳嗽。辍学固然让我伤心，干农活也令我发愁。
第一次到我们生产队的棉花仓库（秋季收晒棉花然后出售，其他季节供社员开会，也放一些农具）开夜会。屋中间的梁上挂着一盏“马灯”（有挡风玻璃的新式煤油灯），乡亲们就或站或蹲在灯光周围。队长先讲了一些什么事不记得了，只听他说：“胡家姣姑出嫁了，队里差个记工员！”沉默片刻，不知是谁嚷了一声，“那就叫鄢明山接她”——“明山”是我的小名，队里人都知道我“下学”了。队长问“行不行？”没有一个人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了。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时刻。那个“乌烟瘴气”（那么多男人抽着自卷的劣质叶子烟）的场景４０年来历历在目。
记工员虽然不算队委会的干部，但他的工作与社员们最关心的工分（分配钱粮的依据）密切相关。虽说这时每个社员每天记几分工已不由记工员说了算，是各作业组每月评，由队委会核定的，但有否旷工、迟到早退，每天是否完成工作量，记工员是有相当大发言权的。
不能说队里青年男女数我文化程度最高，就一定该我做记工员。事实上胡姣姑是初小毕业也干得挺好，我不下学队里也是会找到人当记工员的。只能说，这是乡亲们对我、对我一家的善意。这大大出乎我和妈妈的意料，对我的父亲想必也是一个极大的宽慰。
因为“四清”运动刚刚结束，而我的父亲正是我们生产大队“四清”运动的头号目标（１９６４年的叫“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１９６５年以来的叫“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理阶级队伍）。那两年我在三十里外住校读书，每周只回家背一次米和腌菜；有一段时间暴发流行性脑膜炎，我还被关在学校一两个月，对批斗父亲的具体细节不清楚。只听妈妈说，人人都要揭发他，连我们鄢家的人也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大会斗争时，大队民兵连架着机枪对着他。
为什么是斗他而不是斗我二伯父呢？他兄弟俩是我们村里的“梁生宝”——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父亲（余续汉）与工作队员魏光荣联合署名的文章被毛泽东选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二伯父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出席过北京的“群英会”。合作化结束，二伯父成了国家干部到公社工作去了，父亲担任大队党支书，领导全村的“大跃进”。１９６０年“反五风”时父亲成了垮台干部，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排湖，抛家别雏带着一帮“五类分子”及其子弟（我们生产队——现在叫“组”，没有五类分子，就派一般社员轮换）驻场垦荒；而应村里的“老革命”（土改时的带头人）的强烈要求，也是当时精简国家干部的需要，二伯父回村做了党支书。按照斗争掌权者的全国通例，二伯父或大队长或大队会计才应该是“四清”的重点对象。
这个问题至今我没有探访过村里的任何人，凭感觉猜度，那就是因为二伯父性情温和，颇似我吃斋念佛的奶奶，没有得罪乡亲；而父亲性格刚毅，说一不二，大概像他的习武使双股剑的父亲，我的只在１９５８年“平整土地”时挖出的棺材缝瞅过一眼的祖父。他搞“合作化”，“五大农具”归公，定然得罪了不少乡亲。记得有个富裕中农在１９６０年代初他下台后的一个除夕到我们家闹事，要将尿罐扔到我们家堂屋的祖宗牌位上。他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执行“强迫命令”刮“共产风”又得罪了一批乡亲。记得我刚回乡劳动，隔壁生产队的“张家树棍子”，放下正在耕田的犁，跑过来夺过我手中的铁锹往河里扔……
我回乡劳动，母亲一怕我身体孱弱吃不消，二怕有乡亲拿我报冤仇。须知，这时候二伯父也因年纪大了，不再做党支书，我们鄢家连堂姐召的上门女婿算在一起也只有三户，什么保护屏障也没有。
然而，乡亲们却选我做记工员！他们心无芥蒂，没有人担心我会记仇弄权报复。后来，胡家幺爹对我说，搞运动嘛就是“牵起牯牛来牴脑（打架）！”乡亲们大概都是这么想的，认为我也会通情达理不记恨。我的乡亲们太善良了！念及于兹，我永远感激他们，感激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帮我渡过了难关，也感激他们的信任教给我怎样做人。
１９６８冬季，听说我们小河公社有两个到外地修飞机场的民工指标，我和叫王开山的孤儿立即报了名。参军我过不了体检关，企业招工、机关招干都不可能轮到我，但我却不愿老死家乡，便想着抓住当民工的机会出去闯一闯。记工员和出纳的移交手续都已办完，公社却来通知说民工指标取消了！我当然不能把记工员和出纳的职务再“要”回来。下一步怎么办呢？
正当我彷徨无计之时，大队民办小学的校长姚新章捎信，问我愿不愿意做民办教师——学校里正缺一个人，姓龚的女教师进城做售货员去了，她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局长。
我哪有不愿意的呢？令人感动的是新章叔愿意要我。
新章叔是我们生产队的。本来在北京做空军地勤人员，因为是独子，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复员回乡了。起初是在我们队做农活，同时安排了个“兼职”，当本生产队民兵排的“政工员”。他干农活自然比不过同龄的男劳力，每月评工分时都比别人评得低，不免要与人争执几句。我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居然写了他一张大字报贴在“棉花仓库”的墙上，题目叫《政工员变成了“争工员”》，这是我的第一篇“杂文”，也是我“文革”中所写的两篇“大字报”之一。另一篇是“文革”初起时，有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听说驻队的公社第二书记熊某先一晚在我们队讲话时训人了，我就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什么我忘了，大约是用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教训他作风不民主、盛气凌人之类。后来回家时，听说熊书记要找我辩论。再后来，“文革”风暴愈刮愈猛，他已顾不上跟我怄这种闲气了。
可是，新章叔并不把我的严重冒犯放在心上。他不仅提议我到大队学校做教师，三个月后学校教导主任出缺时，又提议我接任。他的大度是我难以忘怀的。
１９７０年夏季，新章叔被招到武汉钢铁公司做小车司机，给领导开车。大学毕业后我分到武钢所在的青山区区政府，两家时有来往，他还是那么豪爽。去年４月二伯母去世，我奔丧回老家，在我们队的坟茔地里发现一块新碑，上面刻着新章叔的名讳。怔怔地站在墓前，我的眼泪默默地流在脸上。听说他是得高血压突然逝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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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夏季，我的心特别躁动。想的是在４５岁之前，趁还有选择和调动的可能，找一家比较中意的报社。先一年，长江日报已“破例”提拔了我这个非党员做评论理论部副主任，但我总觉得内地太沉闷，报社领导待我再好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１９９８年８月，深圳特区报的湖北老乡、理论部主任邓自强把我介绍给分管评论理论的杜社委；趁我赴深圳开会，又带我面见吴社长。吴社长当天表态同意我进特区报，并直截了当地讲好了职务和待遇问题。邓说吴社长第一次表态这么快。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拟于１９９６年改版的《南方周末》。打动我的是老主编左方的办报理念，图的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自由的表达平台。
１９９６年１月，由８个版的文化娱乐类周报，《南方周末》改版为１６个版的时政类周报，后来又扩至２４个版、３２个版。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是《南方周末》的巅峰时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闻舆论和知识文化界。它的灵魂人物是左方、江艺平。他们的后台呢？外面人特别是北方人总猜《南方周末》有政治后台，其实没有。要说有，首先是中国的人心思变，包括省委书记谢非等，希望借助各方健康力量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大后台”。其次，是左方、江艺平，还有稍后进入的钱钢等一批有志于新闻改革的报人的良心与追求，这是“南周”不惧风险奋然前行的内驱力。若以舞台和表演场为喻，出品的报纸是“前台”，大幕后的这些就算“后台”吧？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要说“后台”，当时南方日报社的社长李孟昱，可算真正的“后台老板”了，他是“南周”的法人代表。“南周”出了什么大事，都得他出面扛。那几年的终审大样他是要过目的。
本文不是讲“南周”故事的，还是说回我的个人经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经李社长特批，我回武汉同济医院做切脾手术。社长考虑的自然不是为节省医药费，是认可我提出的理由——可以请到最好的主刀医生，并有亲属轮流照料。
术后我进了东湖边的一家疗养院。刀口一结疤我就想回报社，继续写我的时评专栏。这边捎信说，不必急着回来，在那边多住些时日吧。后来才知道，就在我被医生动手术的同时，南方周末报社也被动了“手术”。是某部大员到广东来发的指示，要将新闻部主任沈灏、写《纵横谈》的鄢烈山和《消费者》专栏的责任编辑曹西弘清出南方周末。我做了半年的编委不“要”也罢，“饭碗”不能不要呀！正好这时成立了南方日报出版社，沈灏到那里去过渡做部门主任。江艺平代表社委会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出版社去做副总编辑。我猜这是李社长的意思。此前，社里曾推荐我做广东省政协委员，宣传部不同意（当时经管此事的常务副部长，他已退位数年，去年邀我喝茶时向我“道歉”，他其实没有什么可“歉”的，职务行为嘛）。这次报到省里去恐怕更要碰钉子，虽然副处并非省管干部，省里通常只要求报上去“备案”。但是社领导的这番好意还是难得。
我对出版业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入行，我是冲着《南方周末》才南下的。我的态度显然令江艺平和李社长为难了。
李社长拍板让我隐名埋姓继续在《南方周末》工作，编“时事纵横”版，化名写《纵横谈》，该干什么照干什么，但对外称我已调到出版社。
“望门投止思张俭”，我的任性给李社长带来的政治风险虽然没有窝藏政治要犯张俭严重，但也不能说微不足道。若是碰到那种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重于一切的领导人，我离开南周是别无选择的。
到了１９９９年，听社人事处的同志说，为我评正高职称，李社长又给我“拉票”。我在广东根底浅，与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界的人们基本不打交道——除了羊晚副刊的两三位编辑，了解我的权威人士不一定足够多……
李社长已退休多年，北京有关部门的人也早已知道我“隐藏”在南方周末，我讲上面的话应该对他不构成伤害了。
我与李孟昱先生并无私交。与他同住一栋宿舍楼，没有到家拜过年。这两年他搬到外面去住，根本不到报社露面，我连他家的电话也不晓得，电话拜年也不可能。惟愿他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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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在单位里过得比较郁闷；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邀请去做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也一再不获批准。这是大环境使然吧，我也没啥好说的。
这件事却不可不记。２００２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杂文自选集《一个人的经典》，于２００４年冬获中国作协评定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这本以人权为主题的集子能够获这种官方半官方的奖项，对于我来说是侥幸，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意外。
我写杂文当然不会追求获奖，至今也没有加入中国作协，而参加省作协也是随缘的。在湖北时，省杂文学会的几个负责人不仅搞不成任何事，连联谊性质的会也坐不到一起。与我同龄的杂文家杨学武便与湖北省作协的小吴策划，另成立一个杂文创作委员会挂在湖北省作协名下，我也便成了湖北省作协的会员。南下广东，正好广东也是省作协名下有个杂文创作委员会，杂文界前辈章明先生做主任，其中还有老烈、李汝伦等我所尊敬的前辈，于是我转会到了广东省作协。但直到评奖结果出来，我没有进过广东省作协的大楼。杂文创作委员会新主任吴茂信同志打电话让我寄两本书到省作协，我将书装到公文交换信封便做完了一应功课。
这本书居然成了这届鲁迅文学奖唯一的获奖杂文集，这表明什么呢？
我自然不能也没有资格说“这表明公道自在人心”。首先不能以一本书一个人的获奖与否来衡量这个社会的“公道”多少。现实社会太复杂了，评奖结果必是各种因素权衡折衷的产物。其次，单就杂文来说，老中青都有人比我写得好，但是否结集出版，相关单位是否推荐了等偶然因素会起作用。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组初评、复评的评委们，乃至可以说文化知识界的人们对我的善意。再说，“鲁迅文学奖”在社会上其实也并不多么受关注。什么“招安”不“招安”那是心理变态者的妄语。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其理由已在相关访谈和文章中讲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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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么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所讲的善待故事多少有点戏剧性，出乎我意料和所谓的“常情常理”。是的，厚爱于我的人太多了，哪里写得完。以杂文界的老前辈来说，严秀、邵燕祥两先生热心向杂文选刊和杂文报推介我的作品；何满子先生和已故的牧惠先生“拉”我参加他们各自主编的杂文丛书。我在境外出版的杂文言论集《钢丝上的中国》，也是牧惠先生向老作家梅娘之女柳青女士力荐的。而四川乐山的志愿军老战士黄兴舜为我出门远行采草药；新华社八十多岁的离休干部王知还前辈疾病缠身、形影相吊，却不时关心我的健康，常给我寄药和营养品，以致我妻子笑道，你好幸福，不仅有生母、养母疼你，还有第三个妈妈卫护你……
自忖是一个小人物，告诉这些小经历小故事有多少意义呢？
意义有多大肯定谈不上。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可为一定时代的人情世态留一种记录，也可让我们这些如王勃所言的“失路之人”，对人性对社会不至于太绝望——人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万的事例或经历证明，人心险恶、社会不公、遍地荆棘，然而，那只是世道人心的一面。不过，我写这篇文字，并无劝世之意，却如黛玉对宝玉诉衷情时所言，“只是为了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