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情愿写下这篇文章，但是我没法绕过这个话题。

今年3月上旬我第4次参访台湾，这次主要是考察台湾的公民社会建设。作家龙应台多年前就说过，台湾最可贵的其实是公民社会建设。这个观点，这回我又得到了印证。参观的台北101大楼附近“四四南村”(眷村博物馆)、闲置旧酒厂改造成的“华山文创园区”，都是公民积极参与、官民互动的产物，其间甚至有人为之坐过牢；正如大陆记者杨猛《最后的眷村》所记，“中正纪念堂”旁边的绍兴南街眷村，地皮被政府划给了台大，却是台大的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帮这些弱势者维权，老师和校方大体上也是支持他们的……

适逢台湾“立法院”总质询会期，3月6日上午我特意到会场，与一批批去上“公民课”的中学生们一起观摩总质询(与平时质询部会首长不同，它是质询“行政院”院长)，目睹了院长江宜桦一直毕恭毕敬站着，回答“立委”的发问，而民进党立委刘某咄咄逼人，不时打断江的话。随后，我拜访了两个民间组织，一个叫“公民监督国会联盟”，一个叫“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听介绍，看PPT，要了一大堆资料，觉得台湾人关心民主建设的公民意识和监督制衡的良治观念，真值得好好地研究和介绍一下……

3月8日适逢全台反核电大游行，我参加了雨夜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反核电集会，感动于会场良好的组织和市民强烈的环卫意识，却也隐约觉出有一股不对劲的民粹的味道，感觉台湾的民主转型并未完成。

当我从台湾归来，处理了一些杂务，正打算写台湾参访感想时，发生了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大事件。

我紧密关注着事件的动态，观察各方的反应，征询台湾知识界朋友的看法，感觉我如果回避就此事发表观点，访台文章就没法静心写出来。

梁文道此言有理

正当我不知如何下笔合适时，读到梁文道发表在大陆《新周刊》上的文章：《台湾没有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台湾人说的那么坏》。梁文道是香港学者，却长大于台湾戒严时期，这些年常进出中国大陆，在大陆发声和出版著作。

梁先生说“台湾没有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主要是说，大陆人对台湾最大的误解是：这个真是传统中国。“实质上，台湾已经不是传统中国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说的价值观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轻盈等，都是台湾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他小时身边的台湾人也很粗野，很暴力，也随地乱吐。

事实上，梁文道笔下所说的“大陆人”，是指一批“国粉”(民国粉、国民党粉)。轻度“国粉”，对台湾风土人情有好感，认同解严后的社会转型成果；深度“国粉”，不仅对现在的台湾甚至对戒严时期乃至大陆时期的“两蒋”，都表示高度认同和赞美。

其实，“两蒋”虽然没有搞“文革”和“破四旧”，却也并没有那么伟光正，如何败退台湾的且不论(真有人像大陆电影《南征北战》嘲笑的国民党军官所说的“不是国军无能，只怪共军太狡猾了”)，退守台湾后向对手学习，搞领袖的个人崇拜，搞白色恐怖，在军队里建立政工系统，足见国共两党都是苏俄的学生。现实的台湾社会也根本不可能完美无瑕。我们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不要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

梁文道《新周刊》这篇文章是在“占领”事件发生之前写的。他关于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短评《政治还是正确》，说大陆有人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鄙视支持学生的艺人，是出于“统派”立场在站队，“据说绿营支持台独，而现在的台湾政府既是蓝营执政，这项协议又是加强两岸合作；所以反对现任政府通过这项协议就一定是绿的了，就一定要鄙视了。”也许有持他所说这种“立场”和逻辑的大陆人，但我肯定不是出于这种心态才反对占领行动。

我这里只是取他这样的认知，不要凭感情和愿望评价台湾，而要实事求是，当褒则褒，当批则批。

余英时的恐共症与历史盲点

余英时是我尊敬的旅美华人学者。但他关于这次“占领”事件的表态文章《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教我实在不敢恭维。它让我看到意识形态偏见，如何把一个大师级学者蜕变成智障人士。

余英时写道：“在整个抗议活动后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海峡对岸极权政府的极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对台政策是运用经济把台湾牢牢地套住，等到台湾离开大陆无以为生时，‘统一’的机运便到来了。这是通过经济以发挥政治影响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参加抗议的公民识破了。”

余英时这种论调就是马英九和江宜桦所说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这种思维是有意无意把“党”和“国”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谈论，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底色，与民进党某些人利用人们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独的宣传思路是一样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国”，也是“中共”。这样一来，似乎反“统一”就是反“独裁”，捍卫民主体制了。

余英时说“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请问“最高”是多高？回到两岸“三通”之前，我看大多数台湾人未必同意。

其实，美国、日本、韩国、欧盟诸国都很清楚，中共虽是中国执政党，政党毕竟不是国家，国家不等于执政党。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同，他们的领导人到访中国，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而来。国家(地区)之间就是谈生意，两厢情愿、平等互利就行，哪有那么多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考虑？要不是日本政府的购买钓鱼岛惹起争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早就按原计划提上日程了。韩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火热，韩国也没有担心导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趋同。

台湾不是香港。台湾政府不需要北京认可，台湾有它的军队，马英九有它的自信和不自信。自信的是不会被中共吃掉，不自信的是台湾傍着中国大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大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若不能尽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台湾就会在经济竞争中败给韩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要大发展很难很难。那些骂他“卖台”亲中的人，不是恐共心太深，就是有意在政治上诋毁他。(大陆毛时代大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则有些人动辄给不同意见者扣“汉奸”、“带路党”的帽子。海峡两岸的思想文化，真是同种同源哪。)

余英时写道：“为了弄清楚这次抗议的真实性质，我曾先后和我十分信任的台北友人们通过电话。他们众口一词告诉我：这是一次自动自发的公民运动，而以青年学生为运动的主体，绝不可误解为反对党的政治操纵。有一位朋友更指出：抗议群众甚至拒绝政党参与运动的要求。”

余英时应该明白，愿望不等于现实。姑且假定他听到的台湾朋友的说法是事实，即“占领”行动是学生和学生社团发起，并不受某个政党的暗中操纵，也不希望介入政党之争。但是，第一，他们的思想观念明显承袭了民进党一些人多年来的宣传文案说辞。2008年两岸实现“三通”直航，民进党危言耸听说是台湾将遭“木马屠城”，严重威胁“国家安全”；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民进党又大肆攻讦这是“亲中卖台”、危及台湾经济利益。就在本月上旬，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公然指控国民党主张终极统一，要台湾跟他们(“中国”)统一……第二，正是反对党一直在“立法院”杯葛“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加上与马英九不和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不作为，“服贸协议”迟迟没有审议，才有了3月17日，“立法院”里国民党在一片乱斗中宣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逾3个月的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第三，18日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之后，3月21日，民进党发动包围“立法院”行动，苏贞昌、蔡英文、谢长廷、游锡堃诸大佬齐齐到场，高雄、台南等地民进党执政诸侯也都率队到台北声援学生。学生显然成了替民进党火中取栗的小猴子。

学生运动就那么纯洁可爱？余英时是历史学家，也关心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史。如果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红卫兵”学生运动，不想反思80年代末中国大陆那场导致官民“双输”的政治风波，他应该记得抗战前夕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吧，应该记得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吧？不过，那时为夺取政权而战的中共是在地下领导学生运动，现在民进党可以公开支持罢了。

哪有什么学生运动天然合理！

敢于挑战法律秩序就要甘愿受惩处

现在才谈到最核心的问题：学生可不可以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应不应该抗争与怎么抗争是两个问题。

余英时说，“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于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过运动而巩固其公民的权利，政府也可以因为‘听到人民的声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质。”

“占领”行动是公民抗议吗？我看是“暴民抗议”。

就算服贸协议通过的程序有问题，有所谓“黑箱操作”，你可以要求揭黑呀。我看到“立法院”内有反对党团开新闻发布会的办公室，有常驻院内的记者，“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还设了“双召委”(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各一名，享有召集会议的权力)，他们可不是摆设。

你还可以请愿、集会、游行、示威，就像台湾的“野百合”运动、“野草莓”运动，上街头上广场去表达诉求影响民意，毕竟“马政府”是台湾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对执政党最大的制约是选票。甚至像施明德领导的反贪腐，搞“天下围攻”也可以。就是不可以“占领”民意机关，不可以攻进“行政院”办公楼。

任何法律、任何政策决议，都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今天你们一些人不认可不满意，可以去占领议场，瘫痪民意机关；明天又有另一伙人不认可不满意，又可以去占领，有完没完？

不要跟我说，这些学生是被逼无奈出此下策。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论战争》一书中驳斥了为恐怖主义开脱的四种理由。他说为恐怖主义开脱的最常见理由是：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最后的手段，只是在所有其它手段都失败后才被选择的。这是走投无路者的选择。……这个开脱理由的描述是违背事实的。要达到“最后手段”并不那么容易。要达到最后，你必须确实尝试了每种可能性(可能使用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不是尝试过一次，比如一个政党可能组织了一次示威，却未能获得立竿见影的胜利，就声称现在开始杀人是正当的。政治是一种重复的技艺，政治活动家和公民们从经验中学习，换言之，通过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事情而进步。很难说他们究竟何时别无选择，但即便在压迫和战争的条件下，公民们也还有其它选择。……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就必须放弃最后手段这个挡箭牌，提出其它开拓理由。(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任辉献、段鸣玉译本)

占领不是抗议而是暴动。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动，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进攻凡尔赛宫，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占冬宫。

别跟我提占领者举止多么文雅，没有施暴，垃圾也都分类处理得干干净净，“占领”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强闯民宅就是罪，携带了什么武器、带没带武器都是罪。

王金平滑头，既不要“立法院”做出驱离的决议，也不要求政府派出警力协助清场，马英九何必出头做恶人？“行政院”就不同了：它不同于“立法院”，不可以关门休息，它要处理日常政务，保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所以，江宜桦不客气地调派镇暴警察，驱散了攻占“行政院”的学生，并拘捕了一些学生。

这些学生也算求仁得仁了，不妨在看守所呆几天。当年梭罗搞“公民不服从”以抗交人头税为名，抗议种族歧视和美国对墨西哥战争，被税警带走关起来，他就顺从地去坐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典范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三原则：“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

但愿这些“占领”者违反的是“不公正法律”，他们的正义性最终会得到社会和法律承认，像金博士一样；如果他们因此成为英雄，像民进党一些大佬当年一样，也不枉了这么“出头”一次。

这些学生有点像义和团

说这些学生只是有点像义和团，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放火，没有砸工厂毁机器，没有砸卖洋货的商店，而他们反对全球化的观念还停留义和团时代。在观念层面上的表达，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写文章，发表演讲，示威游行都是公民权利。我只是为他们的无知而自负感到惋惜。

请看《318青年占领立法院 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服务贸易协议的本质，和WTO、FTA、TPP一样，这些国与国的经济协议，都是在去除国家对人民的保护。服贸协议，不管统独、不管蓝绿，这是一个少数大资本吞噬多数小农小工小商的阶级问题，更是所有台湾青年未来都将面临的严苛生存问题。”

请看Co-China论坛上《今夜，台湾人仍然占领着立法院》一文，以“捍卫台湾的未来”的口号参与政治活动而“留守立法院”的青年学生，对“黑色岛国青年阵线”采访的回答：

“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伤害劳工。台湾不管跟美国、欧洲、斯里兰卡还是哪个国家签协议，自由贸易就是让资本家得利，只有资本家的钱在流动，资本家重复剥削劳工，劳工还是没赚到什么，服贸协议伤害台湾的劳工同时也伤害中国劳工。”

“为什么关心服贸议题？因为大家毕业出去都是劳工啊，我又没有有钱有势有政商关系的父母。请问你的要求是？打倒资本主义。”

“行动是基于思想，建立台湾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价值，捍卫民主！跟劳工站在一起！”

讲“阶级”呀，“打倒资本主义”、“劳工利益”呀，好像是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信徒；其实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因为《共产党宣言》热情赞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功绩。

中英鸦片战争为什么打起来？就是因为清政府顽固地抗拒对外开放，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义和团“扶清灭洋”是因为他们对外来势力充满怀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

大资本、跨国财团确实要警惕，任何政府对外开放本地市场，必须考虑本地产业和劳工的承受能力，但这是一个权衡利弊，讨价还价的问题；而自我封闭，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则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园梦的人，哪有什么“未来”？

说到两岸服贸协议通过后，陆资入台将抢走台湾青年的饭碗，表明言者根本不了解协议内容，无知者无畏瞎起哄。至于担心“让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更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余英时说“台湾已归宿于民主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那何妨让台湾人读《人民日报》、看CCTV？他们有比较能力，有选择自由呀。退一步讲，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闻出版业对等开放嘛。只有被政客吓得丧失了理性，才会这么焦虑。

201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