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诸古今中外的文官制度，首先要把官员和吏员分开(上世纪有人提议，把党政机关干部分为政务员和公务员两种，前者是任期制领导职务，后者是终身的办事职业)。公务员，他们的专业就是行政管理(当然也可以是政府合约的技术雇员)。在他们的系统内，有一套自己的晋升通道。比如在台湾地区，这种职业吏员最高可以做到部委办一级衙门的“常务次长”——不受选情影响，不与选任官员共进退，就是依法负责“衙门”的日常运转，处理日常的民政事务。

广州市知名的女检察官杨斌，近日辞职了!

1992年大学毕业就从事这份工作，为何要辞去公职?杨斌说得很坦诚：“公务员社保并轨，公务员隐形福利被取消、被约束，使得公务员职业不像以前那么吃香，这是社会回归正常的表现。”“以前当一个公务员很牛，他的家庭也跟着沾光，现在的公务员可能越来越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是对，对于45岁的她来说，做这种选择毕竟也因为有底气。她可以去做律师，用学者们的话来说，与原职务仍然同属于一个“法律人共同体”。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资格，却更自由，也可能享有更多的收入。这就是专业人员的好处，不在“衙门当差”了照样可以活人。

可惜，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公务员”(包括官员)，并不具有这样的底气，他们就像久在笼中喂食的鸟，离鸟笼就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

由此，我想到我们当下的领导干部退养“潜规则”，亟需进行重大改革，以避免各方都不满意的局面。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为浙江余姚市农办调研员。他说：在浙江余姚、慈溪、鄞州等县(市)区，县级党政群部门和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男55岁、女53岁就免去领导职务，转任为调研员(年龄划杠各地略有高低)。这一县级以下基层干部提前退养制度的基本做法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调研员，在退休前若干年中，基本享受原职级待遇，但基本不安排工作任务;由于他们“靠边站”、没事干，因而其多数人上下班也比较自由随意。……受调研员制度影响，学校、医院、报社、广电、科研所等事业单位中的领导干部，也在退休前几年就被退养;且有许多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干部，也仿照科(局)级调研员那样五十出头就被免去中层干部职务，然后继任者对退让职务的年长者也很少分派工作任务……

这位浙江作者说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原职务比“调研员”高的，则叫“巡视员”(一般是厅局级)。

我之所以把这种领导干部提前退养制度(俗话叫“退居二线”)叫“潜规则”，是因为它并无相应的法律规定。各地的退养年龄划线标准不同。这位作者说“一些享受处级待遇的女干部被半退休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我的一些男性亲朋才到50岁，就“退”下来了呢!退养的状态也不一样(有的地方退居二线后还要去办公室晃晃，有的则完全自由，可以到外面另找私活干，甚至办企业);只有一条相同，即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这种“退养”，类似于吃空饷，纳税人不满意是当然的;相对普通人，这是官员特权，但被退养的干部也不满意，不说意味着他的仕途终结，乃至现有的手中权没了，仅仅“多余人”的感觉就令人不舒服;继任者也不自在，不知对“老领导”如何是好，往往干脆听其自便。

据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理由是要保持领导干部队伍的老中青梯队结构。

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后来当县长也不以为耻呀。话是这么说，那是“乱世”嘛。现在的领导干部，人家没有罪错，凭什么让人家“下”?只有在年龄上搞“一刀切”。

如今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六七十岁从事体力劳动的大有人在，何况脑力劳动!四五十岁正当壮年，就把人家“投闲置散”，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且不说是否公平、必要!

说到底，“文革”过去快四十年了，所谓“人才断层”问题已不存在，培养“梯队”云云，不仍是一种用人制度上的计划经济思维吗?

明乎此，解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人才市场展开竞争，选贤授能，优胜劣汰，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比如成年，比如可选择的退休年龄)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干部队伍状态。

考诸古今中外的文官制度，首先要把官员和吏员分开(上世纪有人提议，把党政机关干部分为政务员和公务员两种，前者是任期制领导职务，后者是终身的办事职业)。

对于任期制领导职务来说，相对于职业性的公务员，他们人数少得多。他们不会挡着普通公务员在系统内升迁的路。任期制领导干部，可以产生于各行各业，比如人民代表、律师、教师、工程师、国企高管等等。这样的人学有专长，不当领导了还可以重操旧业。

至于公务员，他们的专业就是行政管理(当然也可以是政府合约的技术雇员)。在他们的系统内，有一套自己的晋升通道。比如在台湾地区，这种职业吏员最高可以做到部委办一级衙门的“常务次长”——不受选情影响，不与选任官员共进退，就是依法负责“衙门”的日常运转，处理日常的民政事务。

以上说的是干部制度改革建议。当下如何解决干部退养问题?至少，全国内地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明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