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彦修，是我敬重的前辈。

他有多重身分，比如“三八式”老革命，比如著名出版人，等等。与我有关系的，一是南方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二是杂文家、杂文界前辈。

作为南方报业集团前领导，他1949年10月坐卡车进广州，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总编辑之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我1995年冬天到南方报业工作时，与他有过接触的报社老同志都已退休。世纪之交那几年，在北京的曾老与我通过几次电话，关心南方周末的状态。那与其说是老领导关心工作过的单位，还不如说是一个南周的老作者、忠实读者与一个他熟悉的南周编辑的交流。

对于我来说，曾老最重要的身分是杂文家、杂文界前辈“严秀”。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拙于言辞的人。与杂文界的前辈交往最多的是牧惠老师。这，一是因为，他生性豪爽，又比曾老年轻9岁，常与求是杂志社文教部他属下的三个青年(朱铁志、孙珉和赵光)嘻嘻哈哈的;我每次到北京，三个年轻人就有了借口，要老先生请客“嘬一顿”。二是因为，牧惠老师在世时，退休之后那些年，常有同学、战友和老同事请他回广东(他从广西贺州来上中山大学，在东江纵队打过游击，后又在广州工作多年)，有几次就住在我的宿舍附近。其次，交往多一点的，是比牧惠老师更年轻一点的邵燕祥老师。

我总共见到严秀老师是三次。这，比与他同年(1919年出生)的何满子老师多一次。

一.

第一次见到严秀老师是在1986年。

那一年3月，我从武汉市青山区政府“跳槽”到武汉晚报社，为副刊部编杂文专栏《江城夜谈》是工作的一部分。过了几个月，领导批准我到位于江苏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参加杂文讲习班。具体是在哪个月，同学有多少，都是谁谁谁，我已印象淡薄。只记得是严秀和牧惠两位前辈主讲。

学习的收获，印象最深刻的是，严秀传授杂文写作与编辑诀窍的8字真言：“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在我的写作与编辑生涯中，终生谨记并引为座右铭的，一是严秀老师这8个字的真言;二是1987年1月，我调到长江日报社评论理论部之后，老主任黄克智的那一句“(编和写之前自问)你要提出(或回答)什么问题?”

“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典出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按语。我记忆中那段按语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的按语选辑，是：“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严秀“借用”毛主席批胡风的这句话，是一种幽默;把反面的罪状描述当作正面的经验传授，自然是带有反讽意味的。不过，严秀老师这样讲，我理解纯粹是从编辑与写作技巧角度而言。写杂文和时评的人，相信“文章合为时而著”，我是从不为“抽屉”写作的，并不想炮制什么东西“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就当然要审时度势，掌握好发言时机。

所谓“窥测时机，以求一逞”，首先要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追求符合自身价值观和个性的表达，而不是奉旨作文，领导要什么写什么;二是平常有观察和思考，积累了想法，这样才有话要说。但是，也不能冒冒失失地写，或者撞到枪口上找死，或者搞无效劳动。

严秀这样讲时，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并未彻底平反。1955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或说事件，是1949年以来文艺界最大规模的一场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但留了很粗一条“尾巴”：平反文件有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1985年6月胡风逝世，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不满，尤其是对官方的悼词不服，长时间不肯下葬遗体。1986年1月，中央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但是，直到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算彻底平反了。

严秀老师1986年这样讲 ，由此可见他对胡风案是什么态度。　这里，我必须说，从政治上讲，作为一个经过延安整风和“反右”运动的老革命，他是十分谨慎的。他用那种大格子文稿纸写好了讲义，也没有印发给学员。你可以理解成版权保护，他准备出书;我理解是政治上的谨慎。

顺便要说的是，严秀老师对自己的文字功底是很自信的(当然，你仍然可以说这是政治上谨慎，担心被改过的文字发表出来，若产生误会，想“赖”也“赖”不掉)。他先认真仔细地对待自己要示人的文章，然后告诉编者：你可以不用，若用请不要改动，若要改动一个字，请征求我的同意。在我遇到的作者里，这样要求自己和编者的只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郑也夫教授。我敬佩这样的骨气和自信。但能做到这样政治尺度与文字表述“两个自信”的只有严秀。郑教授偶尔也会有一两处明显的笔误。

我这个人毫无文学基质，不善于观察人，特别是不注意生活细节，所以我从事新闻单位那么多年，基本没有做过记者。那次讲习班结业后，为《武汉晚报》写过一篇相关报道，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严秀老师随身带着手绢，他在没有痰盂的地方咳嗽时，就吐在自己的帕子上。

上世纪80年代，国人的卫生习惯与今天大不相同。1982年我毕业分配到区政府，我们年轻人早上8点之前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拿热水瓶下楼到机关食堂打开水;第二件是到卫生间倒痰盂。那时也没有一包包的餐巾纸和纸巾。讲文明的人，找痰盂吐;没有痰盂的地方，如果不愿老远地跑厕所，那就只好随地吐了。像严秀老师这样做的人，我没有看到第二个。

二.

第二次见到严秀老师，是在1993年(或者是1992年吧)，在武汉的杂文家、江汉大学离休教师陈泽群的家里。

严秀老师说，他是从四川宜宾老家探亲回京途经武汉。自1937年12月赴延安，投身抗战;1949年以后，辗转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地，现已年过古稀，回老家看看，算是“辞乡”了。

他经停武汉，是特意要来会会陈泽群同志。事实上，我们在陈老师家聚会，没有几个人，除了陈老师这个“孤家寡人”，就是我们武汉青年杂文学会的三个人。

陈泽群老师生于1927年。不论是1957年被划为“极右”劳改之前，还是1979年获平反之后，他的杂文主要发表在武汉的报刊上，因此，在那个没有网络传播的时代，谈不上有全国性影响，严秀并不知道他的姓名，自然也谈不上交往。

缘起于198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弘征先生邀请严秀和牧惠主编一套多辑的《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两位主编与出版社商定的方针，有一条是“对中青年的杂文佳作，应予密切注意”;相反，对“已有或即将有全面的杂文选集出版的几位前辈和林放等若干位作家”，则不列入丛书选例。这样一来，选编的工作量就大了。老实说，我是没有这种奉献精神的。本世纪，我为花城出版社编杂文年选，编了十年。就是把平常在报刊上读到的好文章留下来，到了下半年进入选编前，通过网络在一定范围撒“英雄帖”征自荐稿。就这样，我还感到工作量太大呢。

且说牧惠在征稿中发现了陈泽群，特别推荐给严秀。严秀在读了陈泽群的作品后说：“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于是《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便有了“陈泽群之卷”。二人随后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共收入陈泽群杂文7篇，对于一个作者这是很多的，可谓青眼有加。这就是“道义之交”或者叫“知音”。

读过2012年曾老回答腾讯网“大师”专栏记者的访谈录《微觉此生未整人》，我想，严秀这么欣赏陈泽群，是不是有某种心心相印呢?

陈泽群的“极右”“成名”作，据悉是《倚墙为生的人》。这篇杂文发表在1957年5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反“右派”之前，中共搞“大鸣大放”，号召拆除阻碍党和非党、干部和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墙”;陈泽群此文批评的矛头则指向“倚墙为生的人”，就是那些靠“政治运动”吃饭的人，通常叫阶级斗争觉悟高的“积极分子”。恰巧此文被一生最爱住武汉“梅岭一号”别馆的毛泽东看到了，陈泽群便成了“引蛇出洞”引出的“毒蛇”，钦定为“极右”分子。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要不要“保护积极分子”的“大辩论”。

陈泽群说的是比喻意义上的墙。曾老对实体的墙和比喻意义上的墙都深有感触。他对腾讯的记者说：延安搞“抢救运动”时，“哪晓得(从下乡调研的地方)回到单位之后，我就失去自由了，有几个人看着，斗到最后，……人人都编，我也承认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的人。……所以这个运动之后，……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墙啊墙啊，以及康生之流“倚墙为生的人”，难道不是陈泽群、严秀这些老前辈共同的痛点吗?他们写杂文，共同的冲动和目标之一，就是不要再搞这种政治斗争害人误国。

三.

第三次见到严秀老师是在2011年冬天，在北京朝阳区林翠路他的寓所里。那是在奥林匹克公园不太远的一个住宅区。

我到北京开会，与杂文圈的老朋友、湖北同乡杨学武谈起严秀老师，他说可以带我去看望老人家。于是，学武预约了时间，据他的日记是在12月23日上午10点多，开车载我到了严秀老师家。

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可谓“冬日载阳”，谁知雾霾一年后将成为笼罩华北的新常态。正像我去年发表了读曾老《平生六记》的随感《曾彦修仁者寿》，谁知他老人家今年开春就逝世了，虽然享年九十有六算得上“白喜事”，比牧惠先生于2004年6月毫无预兆地猝然辞世令人好受一点。

老人家那天精神不错。翻阅我带去的花城版《2011杂文年选》样书，又问了问南方周末报社的近况。讲到延安时期和“文革”时期，陈伯达、田家英、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曾老仿佛回到了青壮年，侃侃而谈，不断地辅以手势。

我想谈谈他的新书《天堂住事略》。严秀老师将他写的关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随笔结集，已编定，却未能公开出版发行。

我明白曾老为何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那么感兴趣。那个时期与他的青春和梦想有关，有他思想历程的变化轨迹。集子中不少文章已经在《随笔》杂志和《杂文月刊》等处发表。比如，《天堂往事略》下册的第一编“战争”的第一篇《<塔斯社声明>——战前一周苏正式声明：德国决不会攻苏》，首发于《随笔》2002后第1期，我读过。我想，翻译转载于1941年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的这个声明(《塔斯社辟谣：痛斥英美挑拨德苏关系》)，以及随后德国对苏联的全面进攻，这段历史事件对曾老思想的震撼，一定不亚于“文革”中的林彪“叛逃”事件对当时中国人的“启蒙”：“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原来不过如此!而斯大林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两次180度的立场大转变，具有更多维度的思考价值。

我知道前苏联话题“敏感”。杂文家张心阳发表了不少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题材的文章，结集出版却始终没有如愿。是有“影射”之嫌吗?但斯大林时期不一样呀，“集体化”、“大清洗”和“二战”离我们的现实已很远啊。

曾老离休的单位人民出版社，不能正规出版他的这套书，但无改于人们对他的尊敬。

我看到书房里挂着一块祝寿匾，上书“彦修同志九十之度”，“人民出版社同人敬贺”的一首五言律诗：“曾公今国士，清誉满寰中。椽笔堪惊世，危言利启蒙。仁心登寿域，高节想苍穹。故旧多珍重，期颐望大同。”敬意表达得很真挚很到位，这是那些位高权重或财雄势大的猛人，不可能得到的尊重。

我注意到老人家的大书桌上摊得满满的。学武告诉我，他正在选编《鲁迅嘉言录》，已经忙活了一年。此书于2013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造访的时候，工程才完成一半呢。

* * *

我对曾老或者说严秀老师的了解，当然更多地是通过他的著作，包括访谈录，还有他人的记述。

总的看法是，他不属于有些人称谓的革命老前辈中的“两头真”。所谓“两头真”本是褒义，出于敬意，但用在曾老身上却不适合。因为，他“中间”也没有“假”过(如果不包括被逼难熬之时的违心自污)。回顾一生走过的路，2012年他答腾讯采访者问，说：“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

他曾坦率地说，当年(18岁)从四川投奔延安，既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没有参与夺取全国政权的宏图，就是想上抗日前线打鬼子。受上海左翼文学影响，不相信蒋介石与国民党会真抗日，所以就跑到了延安。他的一生，历经那么多政治运动，不仅不诬人自保，还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洗脱罪名，不过是从良心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古训。

比曾老阅世更久的周有光先生，为曾老《平生六记》的题辞“良知未泯”，对曾老一生“立功、立德、立言”的表述更准确。

“良知未泯”之评，貌似平淡;然而，经过了数十年间一场场绞肉机式的政治运动，跳出八卦炉外，环顾国中，有几人能受此美誉?

2015/3/16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