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时风光无两的郑国
郑国为西周宣王时郑桓公姬友始封之国。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难中，郑桓公死于勤王之役。其子掘突立，是为郑武公。其在位时，随平王东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武公卒，其子寤生立，是为郑庄公。郑曾有功于东周王室，“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其与王室之关系最为亲近，且地又近在洛邑王畿附近，故其在春秋初年一段时间内颇受周天子的倚重，郑武公、郑庄公均曾为王室卿士，主中枢之大政。郑国凭藉这一有利条件，远联齐、鲁，近攻宋、卫，并翦灭东虢、许、鄫 、管、邬、祭等周围小国，在春秋初期率先崛起，几成霸主。
但是，郑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郑国地处河南腹心一带，虽有“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也”（《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盖四方必分之地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这种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条件，决定郑国势必成为南北必争的焦点，兵祸连结，庶几无可避免。同时由于它周围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宋、卫、曹、陈诸国实力并不逊色于郑国，故郑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受到强烈的反弹。而这种内线作战的态势，也给它本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限制。加上郑庄公父子在外交、军事方针上的一系列失误，更加速了郑国丧失暂时的优势，而成为晋楚争霸大战略环境夹缝中的苟且幸存者，“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国语·鲁语下》）。这虽是指当时一般中小国家的共同处境，但用来说明郑国在春秋战略格局中的情况，尤为妥贴确切。
二，角色尴尬的宋国
宋国为殷商后裔微子启的始封之国，都于商邱（今河南商丘）。其地约有今河南省的东南部、江苏省的北端以及山东省的西端，方圆约三、四百里。它西与鲁国接壤，北与曹、卫相邻，东与郑国为界，南与陈、蔡衔接，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其地为要膂之地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宋系亡国之余，爵为上公，终周之世，始终以宾国自居，在中原列国诸侯中地位比较特殊。
在春秋战略格局中，宋由于地处中原要冲，因此一直为各大国争取角逐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宋不像郑国那样起着直接阻扼楚北上或晋东出的作用，所以其战略选择的回旋余地较郑要稍见优裕。一般地说，宋以东邻郑国为最现实的竞争对手，而以南方强楚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晋结成战略同盟，站在抵御楚国北上的最前列，经常起着影响中原霸局的作用。象弭兵之会由宋倡导就不是偶然的。然而总的看来，终春秋之世，宋国地位虽尊贵，但毕竟国力有限，只能在晋国争霸大业中担任“为王驱除”的角色而已。
三，每下愈况的鲁国
鲁国为武王弟周公旦的始封之国，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其地略有今山东省东南部一带以及江苏北部之一隅。大致东到今沂水之东，南到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西至今山东郓城、钜野一带，北及泰山与汶水而同齐国为界。北邻强齐，南接吴、楚，西连宋、卫，东南和莒、郯等小国相望。
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还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襄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然而，在春秋期间，除了初年鲁国曾一时强盛，仅一败于齐，而四败于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强齐相匹敌外（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鲁国之强”条），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缘由，当是鲁国统治者基本国策的失误，即只知死守周公礼乐之教，拘泥而不知变通，未曾依据有利的战略地理环境，利用列国争雄的矛盾，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发展方针，以至坐失良机，渐渐没落。
由此可见，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固然重要，但必须得到正确的运用才能发挥其作用。这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纷之际，豪杰竟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舆？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咽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微，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
四，争霸第一线的旁观者：卫国
卫国为武王弟康叔始封之国，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初年曾为狄人所灭，藉齐桓公之力而复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附近），后又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疆域日渐削小。约有今河北南端、河南北端及山东西端之一部。在当时，卫处中原腹心之北部，齐、鲁在其东，宋、曹居其南，晋、郑处其西。概括而言，卫在春秋争霸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如郑、宋、曹诸国重要。晋、楚等大国只要控制了郑、宋等国，也就同时控制了卫国的归属。而卫国本身由于国微力弱，也很难对当时战略形势的演变施展大的影响。
就春秋整个历史考察，卫国在较长的时期内和齐、宋诸国关系较为密切，并多依从晋国同楚国北进势力相抗衡。可谓是中原诸侯集团抵御强楚争霸的第一道防线。它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在于防止楚国深入中原，分割东西，以至使晋与齐、鲁的战略联系被切断。
五，楚国逐鹿中原的桥头堡：陈、蔡、许
这三个诸侯国均疆域狭小，实力不强，且国都迁徙频繁，国祚旋绝旋续。例如蔡先后都于上蔡、新蔡、下蔡；许先后迁都于六处；唯陈国相对稳定，一直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大体而言，三国之地在今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安徽两省相交界，即汝水、颍水流域及淮水之上游地区。
就兵要地理而说，三国为中原腹心之南方门户，楚国在其南，鲁、宋在其东北，郑、晋在其西北，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蔡国“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楚国北进，首当其冲者则为此三国；而齐、晋之御楚者，亦争战于此三国之境。故终春秋之世，此三国长期成为中原列国与南楚争夺之战场。但由于三国紧邻强楚，而晋则与它们中隔郑、宋诸国，影响力殊微，所以三国实际上始终归入楚的势力范围，系楚忠实之附庸国，曾多次协助楚国对晋、宋等国的军事行动，成为楚北进争霸的桥头堡垒。
六，长期被边缘化的角色：燕、曹
燕国为召公 始封之地，与鲁国的情况一样，也是由其长子就国。燕国在春秋史上一般称作为北燕，其地以今北京市一带为中心，略有今河北省一部。在当时，燕僻处中原北陲，杂处于山戎与诸狄之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旷人寡。终春秋之世，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其战略动态也似乎不曾对整个形势产生过太大的影响。其真正崛起，是在战国中期。
曹国，地处今河南省东北及山东西部一带，都于陶邑（今山东定陶）。四周与宋、鲁、卫、郑诸国相邻，亦为四战之国，其兵要地理形势与卫国相似，唯实力与影响似较卫国尤为逊色。
七，脱颖而出的东南新势力：吴、越
吴、越两国位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吴国前期都于梅里（今属江苏无锡），中后期都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其地略有今江苏省大部，兼及今安徽、浙江一部之地。东至海，南有太湖，西及皖北与楚国接壤，北距徐州与宋、鲁为界。越国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以今浙江中北部为其活动中心。东至海，西至今江西省境内，北至今浙江嘉兴一带与吴国为界。灭吴后，其疆域曾拓展至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一带。
吴、越在春秋前中期尚默默无闻，但至春秋中晚期迅速崛起，“迭为霸王”。其地拥有江湖地利之胜，巩固后方，伺机而动。攻守皆宜，进退自如。对争霸主角晋、楚诸国来说，吴、越是自己争霸中心战场的最大侧后，谁拥有两国的支持，即可对敌手构成侧后的威胁，陷对手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故晋国拉拢吴国牵制楚国北进在前，楚国如法炮制联络越国消弥吴国威胁于后。由此可见，吴、越独特的兵要地理环境曾对春秋晚期列国战略态势的递嬗，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吴、越两国亦凭依各自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际会风云，脱颖而出，成为春秋末年大国争霸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军事斗争、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兵要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换言之，当时列国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决策的得失、战略格局的演变，都无不打上了这种兵要地理条件的深深烙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