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1—1790年间“三大批判”问世以来，康德的哲学革命在现代哲学乃至现代学术发展历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梁启超将康德定位为“近世第一大哲”，虽不合“文无第一”之说，却自有其道理。这从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可见一二。

按照其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著名表述，康德哲学所要解答的疑难问题有三个：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书信和讲座等其他场合，康德进一步把这些疑问概括为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这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如果我们用一条线索把这些问题贯穿起来，那就是对因果性的探索。更准确地说，是对自然的因果性和自由的因果性这两类判然有别的关系及其相应领域的探索。康德的追问和探索有一种深沉的人文关切作为其动力。这种关切在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增补的开篇题辞中得到了清晰表达：“奠定人类福祉和尊严的基础。”这是康德毕生哲思的根本旨趣。问题在于：为何人类的福祉和尊严需要奠基？又当以何种方式奠基？

自1500年前后开始，以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等重要事件为契机，现代世界逐渐形成。科学与哲学的革命，技术与工业制造能力的突飞猛进，与殖民和贸易相伴随的经济全球化，现代主权国家的成型与竞争，逐步塑造了今人熟悉的世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现代世界的成就都无与伦比。就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而言，最本源的灵感和最重大的挑战都来自现代科学世界观。有的科学史家以“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描画这种世界观，是极为妥帖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是一个改变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非同小可的事件。如果说西方传统基督教教义观照下的世界内在地秉有救赎的目的，由此可以安顿人类灵魂，那么现代科学视域下的世界则是可借数学语言进行表现的、由冰冷的物质微粒构成的自然之总体。

现代科学视域下的世界是一个机械自然物的总体。其中，一切都按照铁一般的自然规律运行，都可被纳入自然因果链条，并可被量化地解释和处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例外。如休谟所言，风吹叶落和所谓人的“自由”行动，并无二致。但如果一切真的只是自然因果链条上的一环，人在根本上就与一个“旋转烤肉叉”（康德语）没什么分别。这是康德面对的现代人的根本境遇：在扫荡一切的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潮流中，人被彻底地物化，如同物品可以被精确地计量和估价。就其完全可被量化地计算而言，人没有高于物的特殊尊严。18世纪法国启蒙哲人关于人是动物乃至植物的宣告，即是明证。

以上只是康德面对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的一面，或精神生活的一个选项。另一个选项，则是回归或固守传统信仰。后一选项的好处显而易见：一个作为信仰对象的超越的存在者，已经规定好了万物的价值次序，安排好了人的位置和归宿；灵魂最终得救就是生活的至高意义。以信仰的名义，人类的特殊价值似乎得以保全。在早期现代，借助教会的权威和政治力量的背书，信仰的要求被强化，甚至到了不惜拒斥启蒙、贬抑科学的地步，以至于最终陷入蒙昧和迷信。但人若只是服从权威的训诫，缺乏自主性，同样会丧失尊严。

如果接受“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拥抱现代科学及其带来的进步，似乎意味着接受人的物化和超越性信仰的缺失；回归传统信仰，却又意味着蒙昧。康德批评前者为“不信”，而将后者归为“迷信”或“狂信”。这正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两难。难道在知识和信仰之间，我们只能二选一？稍早于康德的理性派哲学，似乎提供了某种出路：同等地接受理性和信仰。理性派认可科学与理性的权威，但拒绝停留于经验层次，而是要建立理性的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理性派又想保全信仰，这在目标上与教会类似，但方法上不同于教会，即不是以启示和训导确立信仰，而是以理性论证信仰。问题在于：理性派将一切对象等量齐观，将概念辨析和逻辑推论方法同等地运用于其上，包括上帝和灵魂等超越对象，而未考察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合理。这使理性派哲学流于独断，不足以走出困境。这时，康德出场了。康德的答案是：既要知识，也要信仰，两者不可或缺；要在两者之间划界，不可采纳同一种考察方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在两者之中，必须把优先性赋予信仰，亦即“悬置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康德完全认同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之伟力，主张严格科学的对象必定可纳入量化计算，并可被经验充实和验证。不仅如此，康德还阐明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之源，亦即主体的先天认知形式。人们通常以“人为自然立法”或“知性为自然立法”刻画康德这方面的工作。就此而言，康德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热忱的拥抱者和深刻的建基者。同时，他将知识适用的范围限制在现象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揭示二律背反等人类理性的超越运用导致的幻相，论证了存在知识无法通达的领域，如自由之域。自然因果性的规定不适用于后者。康德对于现代科学之限度的揭示，可视为一种防御机制，为道德和信仰保留了空间，使之免遭量化计算式思维的侵蚀。

在超越自然的自由之域，康德着力论证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尊严。康德主张，人的自由之实现，在于以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规定自身。这种自我规定，即是自律。道德的根本就在于自律。人越是自律，其道德与自由的实现就越充分。正是在追寻德性的努力中，人的尊严得以彰显。基于自律能力的道德人格本身构成基本的尊严主体。这是康德哲学更为积极建构的部分，或可称之为“理性为自身立法”。道德建基于理性的能力与法则，本身是自足的。但康德注意到，当我们把幸福纳入考虑时，理性又会要求我们接纳上帝和灵魂等公设，将其视之为真。毕竟，道德与幸福的协调一致并非仅靠人力即可达成。

对康德来说，划界至关重要。让自然的归自然：知识或科学的效力就停留在现象处；让自由的归自由：道德与信仰实现于超越的本体之域。在现代机械世界图景中，这可能是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保留空间最可行的方式了。毕竟，如果往“唯独科学”的方向走一步，那么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就难以保持，人的尊严就不再有独特的存身之所；如果坚持信仰至上，则将重归蒙昧，同样无法确立人的尊严。一种中间道路，可能是康德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其最大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康德哲学以各种二元论著称，为何康德特有的思想姿态似乎是“走钢丝”。

如果说在现代世界中如何安身立命始终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那么康德可能给出了很值得深入探究的一种答案。当代人似乎面对着更为复杂的世界，结合康德时代尚未彰显、在当前已然席卷一切的消费主义倾向，几乎成了当代人世界观内在的预制要素。在这一点上，康德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保持恰当张力的努力，依然值得每一个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关注。就此而言，康德是我们的同代人，其思想是任何严肃的思想者的灵感源泉之一。今年是康德诞辰300周年，世界各地有众多的学者和公众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哲人，而最好的纪念可能就是秉承康德的根本关切：“奠定人类福祉和尊严的基础”。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德国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