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个取向贯穿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近代以来无论是清政府主持的改革还是士大夫群体对器物、制度变革的设想，都未触及科学理性精神层面。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先进的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增进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求解放的历程中，科学理性精神才得以实践并明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完整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国防科技的奠基发展，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切实践行。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高举实事求是、群众观点的科学理性大旗，拓展中国现代化生机与活力的生动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秉持了党的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科学理性精神，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突出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继承并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性精神；中国近现代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并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进行了科学擘画。 [1]22这是党在长期探索推进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形成的新的理论硕果，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主要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已形成了汗牛充栋的丰富成果，这是当代继续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①不过总的来看，既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层面：一是不少研究对“现代化”的概念界定稍显模糊，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多等同于中国近现代通史；二是部分研究的理论方法存在含糊不清的问题，或采用西方关于“现代化”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当今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理论命题，更应立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时空方位，结合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此外，“现代化”是16世纪之后世界各国先后陆续开展的普遍过程，需要将“中国现代化”放置于这一整体大势中加以理解。综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类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多个维度来看，“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主要可概括为“科学理性至上主义的价值准则” [2]。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未出现“科学理性”连用的表达，“科学”和“理性”的含义也与今义不尽相同；而在西方思想界，“科学”和“理性”常被用于界定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社会在科学和人的认识上出现的变化[3]3-4，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皮希特则认为19、20世纪文明的历史世界的主体就是“人类理性”，是由“科学、技术、经济、理性政治、行政和社会计划造就的”[4]376。总的来看，“科学理性”不是突然出现也并非西方所独有，而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是人类所具有的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态度及行为，近代以来，逐步由朴素的“科学理性取向”发展出明确自觉的“科学理性精神”，即同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标准的价值观及其实践，其中既包括人类普世的共同价值，也蕴含着应以各民族、国家实际为依据的具体价值。以此为主线加以定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既有共性，更有其独特性，需要具体认识和评价。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科学理性精神这一主线，关注中国自近代以来至今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经过这5个阶段的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需要的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形成并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真正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的高度尊重和时代升华。

一、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初步发展

在近代以前，古代中国虽有农学、天文学、医学、数学等传统科学的发展，但主要停留在器的层面，尚不存在系统的科学体系和科学思维；价值观也主要是强调天人合一之“道”，“道”居于更高的地位。中西科学传统的分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超越的突破”与春秋时期中华文明“内向的突破”的差异。古希腊哲学重视超越性的思索，逐步发展出以数学表达宇宙秩序的基本范式，抽象的理论体系极为发达，讲求逻辑、论证；与之相对，传统中国科技实用性、经验性强，技术高度发达，而理论和实验长期发展停滞。儒家认为得“道”的方法并非研究宇宙的奥秘，而是向内穷尽自己的内心，即“知其性则知天”[5]11，体现出二者在技术进步、价值世界上的差异。明清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尚未引起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广大中国内地仍处在封闭传统的状态。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艰辛曲折的现代化历程，传统的“道器分离”逐渐向“以器济道”转变。

晚清统治阶层虽然主持了被动走向现代化的部分改革，但不过视西洋器械为救急之术，难以谈上发展科学，根本目的仍是为维持“皇朝国体”这一根本之“道”。这一蹒跚前行的步伐还遭遇了强大的阻力。甲午战前主持洋务者基本均为地方督抚，中央很少有高官坚定支持改革。他们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尚认识不到学习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6]172，被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体现了强调伦理教化、统治者本位的思维方式，根本上制约了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

在实际施行中，这一改革不仅发展速度慢、举措不彻底且弊端丛生。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新政中，推行者设想虽多，却大多未很好地落实：洋务派意识到铁路在运兵、筹饷方面的重要性，却遭到帝师领衔的京朝官员一致反对，屡屡借助“天象示警”等迷信理由，大肆攻击；各地创设了一些制造局、军械所等洋务企业，运作方式仍近于旧式衙门，人浮于事，弊不胜数。三十余年时间中，新式学堂只办出二十余所，教授内容粗浅，翻译西书亦成效有限。各省练兵有名无实，难以御侮。很显然，洋务运动难以达到“自强”的预期效果，清朝与列强国家的实力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展现出主动变革的姿态，但戊戌变法昙花一现，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统治阶层虽有仿效西方的意识，但多为急章草就，中央要求的改革措施日益繁多但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各级官员疲于应付，实为“纸张天下”。[7]46,55在涉及关键除弊之举时，清廷仍以维护名教为根本考虑，预备立宪延宕日久，最终却炮制出“皇族内阁”，造成民心尽失。新政目的本是为了挽救清政府垂危的命运，但没能改变其最终覆灭的命运。

从“道器分离”到“以器济道”探索现代化的转变，更多的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被动的选择。但清政府主持的改革未能真正贯彻科学理性精神，相关改革收效甚少。

相较于清政府主持的改革，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递进探索总体分为三个递进层次：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器械，到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五四之后探讨思想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愈发深入，相应探索的现实影响也愈发深刻。总体而言，科学理性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经在精英群体中间洒下了种子。

首先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兴盛，主张功效和应变技术，因“势”变法，主要以魏源、林则徐、徐继畬等为代表。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作了《圣武记》《海国图志》，通过探求清代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认为救弊当从法令、人才这两处着手，其中人才最为关键，《海国图志》侧重介绍西洋，但也认为中国内部问题比外部更为重要。[8]41总体上对西方科学理性的理解仍相当表面，其价值观基本上仍在宋明心学的范畴内。不过这一时期，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中，部分传教士群体与中国士绅合作翻译了一些关于天文学、机械学、航海学、医学、植物学和地理学等著作，近代科学逐步普及开来。[9]7

相比于“经世致用”群体的探索，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寻求改变政治体制，对传统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批判。他们推崇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部分论述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因素。[10]72-73,78-83但他们的宗教观、世界观仍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往往是儒家经典、佛道基督等宗教思想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杂糅，无法针对中国的客观形势，提出科学合理的改革路径。他们对于“取径西洋”的理解仍相当肤浅和功利，认为直接移植西方议院等制度便可解决中国问题[11]396，提出的部分举措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改革方案多是贪大求全的空想，无法成功落实。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在旧的封建政体中的现代化探索告以失败。

随着西方思潮日渐涌入，在知识界与社会民众合力推动下，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科学理性内涵在讨论中进一步丰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如李大钊就特别注意对西学应持既有包容又有批判的态度，“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12]431，在关注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展与思想进步历程之外，更侧重宣传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科学——唯物史观。[13]274-275胡适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谈到，近3年以来，“科学”一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14]2-3。但此后这一趋向推到极致——发展出将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则存在一定问题。如丁文江主张“科学万能论”，主张用科学方法统一人生观。“科学”成为打包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15]117一些学者提倡通过发展实业技术进行社会的改良，反对阶级革命，也未尽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实际需要。由此更说明，科学精神本质上需要正确的价值理性的引导。

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等几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也涉及对科学理性认知的发展。虽然不同群体对之所持具体观点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多认为科学本身即包含物质和文明两层因素，西方科学理性的进步性在于获取“自然界质料”的发达能力和高举“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形式。[16]；[17]10人们的思维范式和社会方案选择本身也都带上了从世界看中国的色彩，由于目睹了原本作为“进步”代表的西方却在一战中兵戈相见、问题丛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所具有的科学理性原则也有其利弊②，作为东方落后大国更应考虑借鉴并超越之。[18]217-218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阐发。如青年周恩来针对社会上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宗教的谬论，强调用“真科学精神”，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理解对之加以纠正。[19]467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观批判了种种唯科学主义的“僵硬信条”，包含着真正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理性内涵。

这一阶段，“科学”在自然科技之外，扩充入社会科学的内容，其本身包含了对于探索新的更为科学理性的人类进步发展方式的明确意识，思想界的认知发展也为政党推动现代化实践做了前提性铺垫。

二、国共两党探索科学理性路径比较

张静如曾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历时最长、党员数量最多的现代化政党”[20]12,48，在现代革命史上，国共两党同时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在共同特点之外也具有各自的政党特性和政治文化，进而产生对科学理性的不同认知，这深刻影响了两党的发展走向。

国民党早期组织者如孙中山、黄兴等曾对建设中国新社会的方案进行了探索，对科学理性初步予以关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强调“物质建设计划”，借鉴外国无线电、铁路、飞机等物质技术，但认为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不能直接照搬美法等国发展路径，而应结合中国文化，“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最终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21]210、398孙中山所阐发的“三民主义”思想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承认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意义，同时接续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体现了素朴的真理论和对知行关系的自发的辩证观，但对于生产要素、资本、资本主义矛盾等问题的认识是错误和片面的[22]151-179，且将人民划分成“先知、后知、不知”三个等级，其价值理念并未很好地实现对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改造与超越。

在孙中山去世后，虽然国民党也对科学理性的探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其主持的现代化建设痼疾深重，在根本上限制了实际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崇慕同时期德意独裁统治，未予科学理性以重视。国民党党治文化也日趋保守，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哲学”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力行哲学”，根本否定阶级存在和革命的合理性，核心是提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23]419-420，形制上更杂糅以浓厚的传统封建思想，如“新生活运动”[24]、“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等，展现出国民党价值观上日趋传统落后的一面。究其本质，国民党仍只是一个“半现代化”的政党。

现实中，现代化科学工业深刻受制于动荡的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统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弊病，未能充分发展。1927—1937年间，中国高等学校科技体制初步形成，科研工作和编译自然科学著作等得到了一定开展，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长期战争动荡，造成了巨大障碍。到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承认虽然抗战取得胜利，但财政经济和国民生计都陷入了艰苦境地，进一步发展却依然困难重重：“我国之经济建设,既未能迅速获得国际资本技术之充分合作,而经济政策之执行,亦不免将经济措施迁就财政需要”[25]1094。国共内战扩大后，国民党各种弊端愈加暴露，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技术援华步伐放缓，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也是其深受限制的根本内因。[25]1094

具体来看，国民党较畸形的经济政治机器也限制了科学工业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提倡发展“全体主义”经济，经济社会结构日益失调，国家垄断资本膨胀式积累。官僚资本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包括外商）中所占比重，“1936年增长达35.9%，约19.89亿元（不包括东北）；1947年和1948年，陡增至64.1%；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中，1936年突占达58.9%,约5.64亿元（不包括东北），1947和1948年更增至88.9%”，可谓“登峰造极”。[26]5-10这些财富积累大部分流入国民党内高层巨头囊中，未能切实转化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动能，政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更造成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此外，国民党长期忽视作为经济主要来源的农村建设，力图在后方重建现代化工业，导致财政掣肘；内战时期通过赤字财政筹措军费，经济最终走向崩溃。[27]74-78,188这根本上说明国民党不可能发展现代化科学理性的任务。

与之相对照，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意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本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理性价值体系，对中国现代化有着深刻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将中国的改造命题放置于“世界改造”中、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放在人类解放历程中来理解[28]798，具有开阔视野和总体意识，同时强调“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争论中，张闻天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解，“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强调应批判借鉴世界科学文化精神，服务于独立自主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立场认识。[29]

在肯定大力发展生产力、工业化，即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拓展科学理性的向度，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的变革，进而强调改造人自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 [30]283，进一步认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0]296。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实现人们之间相对公平的土地、财产关系作为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向之一，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肯定新的农村秩序的形成”的革命理念和“强烈的让民众翻身做主的愿望”。[31]此外，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整风等在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步形成了自信强大的思想逻辑，吁求个体融入整体之中、刀刃向内实现自我的改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认识超越了斯密等简单强调人征服自然的商品经济“理性”以及韦伯提出的科层官僚制“理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刻呈现。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理性的落实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不过受战争、实力对比等因素的限制，很多措施尚未充分展开。土地革命时期党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大纲草案》中便强调“发展科学和技术，保障青年的一切权利和教育”[32]224。在群团运动中，注重“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33]75到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根据地发展和国家整体性经济建设不同，很多内容更带有战时色彩。

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科学理性精神的使命意识，展现出强大的政党能力和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若干实践也为此后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理性的奠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但这一探索也面临着冷战两极对立格局加深、国际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总体而言，这一历程在曲折中前进，在秉持科学理性精神下做出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工业和农业的近代化。人们认识到，像德、意、日等第二波现代化国家所走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道路行不通，“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中国要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34]139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不可避免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决定提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35]571

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此后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任务。1956年，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强调以苏为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同年12月，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高层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但在此后不久，随着大跃进的开展、阶级斗争估计的严重化，经济建设政策和指标多有反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陷入顿挫。1958年苏联宣布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后，我国逐步探索自主研发推进科技发展的路径，到1960年，我国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85%，钢材自给率提高到93%，其中无缝钢管、矽钢片、薄板等8种重要钢材的自给率升至87%，已能设计、建设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电站、重型机器厂等。[36]1 318

1961年后，高层逐步做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努力，批准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取得了一定成效。1963年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得以制定，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成果显著，基础科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先后从其他西方国家引入了一些成套设备，并在常规武器装备、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水利交通、机械工程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7]370,375-376，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及农业生产技术等条件也有所改善。[38]570-571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继承此前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的“四化”任务，将“交通运输业现代化”更新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强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9]439，体现了对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和务实倾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宝贵的政策理论遗产。在此指导下，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逐步积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

但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未能解决农副业经济、城乡关系、生产力布局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计划和规程又为十年动乱所打断。就横向对比来看，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量已和日本、联邦德国相去甚远，尤其是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1961年已经首次超过中国，到1965年，日本国民收入估计约680.1亿美元，而中国仅为563.4亿美元，超过中国的20.7%，而当时中国总人口约7.15亿，日本仅为9.8千万，中国人口是日本的7倍之多。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38]502,509;[40]28-33至70年代中叶，通过农业的高积累支持重工业发展这样一条模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走入了困境。中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20公斤，仅仅刚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该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也只有74.67元。[41]序言邓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和门格斯图谈话时说：“从1957年开始，这20年中，我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力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42]9，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留下的深刻教训。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坚持和发展，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重要任务，但也出现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机械理解或不恰当突出某个侧面，如过度偏重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物质指标，而相对忽视了民生改善，走向以大规模群众运动、跃进式变革生产关系促生产发展的误区，实际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价值理性。改变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恢复并推进党在科学理性精神基础上的现代化探索就显得尤为必要。

四、改革开放后科学理性综合并进

改革开放是在结合此前底层动能的基础上，面对困境总结经验，面向世界拓展视野，逐步推进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强调在试错与实践中高扬科学理性旗帜，加快推动生产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理性精神的综合并进。

改革开放再度高扬了党在历史中形成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旗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43]4，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上，实行改革开放。同年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体现了对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党将现代化建设应以科学理性精神为基础的认知提升到空前高度。1977年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抓科学、教育” [44]40,68，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4]89，体现了根据中国现实及时做出战略判断的务实态度。并将中国的发展放置于世界视野中加以理解，强调既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4]373。在曾经以世界被压迫民族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主要参照体系之外，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视野、提升了发展目标的高度。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蓬勃展开，在经济、科技发展上取得相当大的突破。“八五”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甚至超过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45]928；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1%提高到73.7%[46]20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1元增长到10542元，[45]1390-1391堪称飞跃性的突破，民众生活得到实质性改善。以科技助推生产发展也得到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重点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大大增加了科技活力，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1995年国家进一步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之后，研发支出的比重开始大幅提高，2006年达到1.4%，是1994年水平的2倍[47]251，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大大增强。

新世纪前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得以接续发扬，科学技术发展继续有步骤、有重点地向前推进。如《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强调“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谋篇布局，提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提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指导方针。我国科研投入也从1978年52.89亿元，提升至2010年7062.6亿元，整整增加了130倍之多。[48]

70多年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事实深刻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成功经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49]78。改革开放从启动到推进，体现了党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坚持与发展，强调为了人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机与活力。

五、“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理性的时代升华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49]8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重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制度和人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党所秉持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

“中国式现代化”着重强调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尊重，及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务实态度。在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要判断的基础上，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升了高质量发展的地位，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30，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30。这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一脉相承，习近平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50]242，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50]201、254。

在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特别突出了科教兴国和国家安全，也是党所秉持的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面向。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将“创新”置于“十四五”时期12项核心任务之首，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51]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谈到“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科技创新地位十分显要”[52]4。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1%提高到2.44%；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升至第12位[53]，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繁荣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注入强大动能。二十大报告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被作为单独任务列出，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33，体现了党中央对这一任务的高度重视。

“中国式现代化”还强调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突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理性向度，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发展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54]104，强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了坚实、全面的制度和治理保障，破解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资源利用低效、体制僵化和改革开放之初权力寻租、走私贪腐等未能解决的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落脚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人的现代化”的深刻意蕴和关怀。在延续此前党和人民努力奋斗的历史基础上，我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向全面发展目标、发展水平目标向同时强调发展质量目标的飞跃。[55]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重要证明。一方面教育公平进一步得以保障：据教育部相关统计，到2022年，全国2895个县全部实现了基本均衡的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连续十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2021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9年，比2012年增加了整整1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4.9%，相比2012年提高了10.3%，全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56]党领导人民顺利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城乡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均直接体现在民众生活改善之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共出现了177次，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的现代化”的重视，对坚持更好更公平发展的价值观的坚守。[1]44、46

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秉持了此前党的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抓手，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推动科技进步，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理性精神的内涵，将科学理性精神与政治理性、人文社会理性等方面结合起来，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价值蕴含，综合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景，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些都更加证明，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国际、国内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正反几个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反思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成果，更是全世界追求发展进步的民族的宝贵经验借鉴。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怀有胸怀天下的眼光，积极汲取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开辟新赛道”、领跑新征程；又要防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如国际上的科技封锁、市场中的技术壁垒、自然环境的各种挑战及少数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质疑和歪曲等。“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科学理性精神的价值蕴含，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规律要求，符合全体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必将助力党和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注释：

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以罗荣渠先生《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重要代表，陆续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等：《国共关系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程美东、张晓峰：《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程美东主编《中国现代化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武力：《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赵中源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程美东：《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蕴含》，《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9期。

②卡尔·曼海姆对于西方“理性化”的定义为“个人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认为“一个社会愈是工业化以及其劳动分工和组织愈是先进，功能上具有理性的、因而亦可事先预测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就愈大。”见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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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美东.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蕴含[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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