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4-12-11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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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进入专栏)  

 

摘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新概括,集中体现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新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在开放的基本国策、战略方针和开放格局上作出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新时代开放理论和实践协力推进、系统集成,在开放的战略和原则、特点和特征、理念和形式、布局和治理上,以及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倡议”和“全球南方现代化”中,开放的“显著标识”的意蕴得到多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进程及其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中,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得到进一步升华。

关键词:新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标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新概括,深刻阐明了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和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和新要求,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探索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新时期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及其创新性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有着密切的关联,新时期在根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社会主义开放理念看作是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的基本问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谈到“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问题时,回溯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唯物史观创立中探寻社会主义开放的思想源头。2015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立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提出“我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行,对外开放逐渐成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共识和实践指南。1979年4月,李先念在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时就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当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进口先进设备,利用国外的资金,中央关于这方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4]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时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也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5]党的十二大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从“战略方针”上阐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和改革举措,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为此必须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安排好必不可少的国内资金和各种配套措施。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6]这一战略方针所阐明的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原则和方法,对十二大之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没有改革,就没有开放;没有开放,也不会有改革;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同举并行,相互推助、协同合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7]“基本国策”和“战略措施”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态势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愈益频繁。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是对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认识的理论跃升。

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四大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为主题,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凸显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在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行阐释时,党的十四大提出:“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8]特别是在区域开放布局上,对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作出重要部署;对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重要布局。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9]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重在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这一新格局,成为面向新世纪中国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擘画和方略实施。

党的十六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作出十个方面的概括,其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宝贵经验”就在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10]我国对外开放正是从“引进来”起步的。改革开放头20多年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人才,使那一时期我们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在技术、生产、管理、人才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这20多年来坚持“引进来”的开放方略,对我国在国内资源短缺、资金匮乏、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积极合理地“引进来”是我国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方略,特别要实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等方面的“走出去”方略。对外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和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成为进入21世纪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决策。既“引进来”又“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是完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也是我国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关键点和立足点。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拓和创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新格局和新优势,是对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认识上的理念跃升,也是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根本道理。

党的十七大在对新时期近30年发展的根本特征的概述中提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作为“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二是体现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意义上,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2]

二、新时代全面开放的协力推进和系统集成

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13]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14]党的十八大以来,开放的新理念和新战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创新上的鲜亮底色和在实践创新上的显著标志。

第一,新时代开放战略和原则的新的理解。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只有跟高手过招才知道差距,不能夜郎自大。”[15]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能关上”而且也“不会关上”。2017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16]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17]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18]

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19]

第二,新时代开放特点和特征的新的把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特点和新特征的变化作出三个方面的深刻分析:一是过去以招商引资为主,现在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二是过去主要是扩大出口换取外汇,现在是市场、资源能源、投资都离不开国际市场。三是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是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习近平指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新时代开放的新特点和新特征。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21]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由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江水奔流终究是挡不住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终究难成气候。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要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不断把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三,新时代开放理念和形式的新的拓展。2013年10月,习近平在《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中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22]的新理念,对新时代开放形式作出三个方面的基本阐释:一是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二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深化投资、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三是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新时代开放理念的拓新和开放形式的拓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新时代开放布局和治理的新的谋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23]要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开展国际并购、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在开放形式的新的拓展上,特别要注重“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2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乘势而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开放格局日臻完善。习近平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25]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开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显著标识,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

这一显著标识,全面体现在对开放新变化的深刻把握上。党的十九大以后,国际经济体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和困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世界经济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各国要把握发展大势,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抓住发展机遇,谋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

这一显著标识,集中呈现于开放的制度化和体制化建设和发展上。习近平提出:“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核心,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对国家层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需试验探索的事项,率先探索,充分试验,为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提供经验。”[26]要牢牢抓住制度和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开放制度和体制安排。

这一显著标识,还深刻凸显于坚持树立全球化战略思维,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更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上。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27]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党的二十大,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间开放战略实施的伟大成就的概括时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28]开放战略上的这些伟大成就,最突出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显著标识,也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

三、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了全面开放的新理念和新格局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在这次全会上对中国式现代化首次作出战略锚定,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五个方面的特色和内涵作出深刻阐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调“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9]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不久,2020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欢迎各方把握中国发展新机遇,积极深化对华合作。”[30]这是习近平在锚定中国式现代化之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意义的新的理解。

2021年11月,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开放的决心“三个不会变”的理念,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31]这是习近平在锚定中国式现代化之后,对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决心的坚定表述。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阐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色、总体目标、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问题作出全面探索,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锚定到战略擘画的跃升。习近平在对必须牢牢把握的“坚持深化改革开放”重大原则的阐释中,凸显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提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32]

在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擘画中,习近平强化了“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新要求。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紧扣2035年基本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目标,习近平从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新的要求:一是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二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三个方面的新要求,既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

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从“理论体系”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色及其深邃思想、政治意蕴和崇高境界作出系统阐释。习近平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新的历程中的创造性贡献作出新的阐释;还第一次从中国式现代化六个“观”的方法论上,对“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观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必须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33]2023年6月,习近平再次提到:“自立自强,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34]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阐释后不久,2023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放的鲜明标识再次作出阐释,提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3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探索,实现了从“理论体系”到系统集成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系统集成,是习近平在对《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以“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方法论要义。《决定》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战略性判断,着力探索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从系统集成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新理念。《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探索,同时也是对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探索的跃升。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放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新时代开放理论的最显著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倡议”以及“全球南方现代化”思想,彰显了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的世界性特征,升华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开放思想的理论境界和实践路径。

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提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36]的重要论断,从“新型国际关系”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首次阐释,拓展了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新境界。在对21世纪世界历史变化新特征和新时代开放格局新变化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当今世界必将以一种新型的“共同体”方式对待和处理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世界历史进程必将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中,“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7]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必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成为世界历史的一种开放性的新的发展态势。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初步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其核心要义就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38]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以世界的开放性为显著特征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是习近平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为核心要义。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世界发展和开放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趋势,阐明中国的发展观和开放观。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其核心要义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和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六个坚持”。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2023年3月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聚焦于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集中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包容性等世界的开放性特征。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倡议”,成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也成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命题的思想基石。2024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39]“全球南方现代化”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开放理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的集成性探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世界意义的开创性探索,也是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标识命题的创新性探索。

“全球南方现代化”在内涵和特征上对现代化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即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这六个方面的概括,明确了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强调了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确立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彰显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凸显了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突出了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的根本理念。

习近平强调指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40]“全球南方现代化”把“三大倡议”的思想精粹融入其中,以深邃的世界眼光、深广的开放精神,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中“开放”这一显著标识以新的意蕴。

五、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标识的时代意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集成的探索,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中,深化了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标识的时代意蕴。

一是《决定》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必然要求”的阐释中,明确“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1]升华了改革开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中的时代意蕴。

二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阐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同时,再次明确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2]确立了在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开放的根本作用和必然趋势。

三是在对2035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七个聚焦”的阐释中,提出聚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43]凸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的重大意义。

四是《决定》在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阐释中明确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判断,系统阐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2021年11月,习近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中就提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作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等整体性和协同性的部署,从系统集成上展示了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显著标识的丰富内涵。

《决定》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阐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的实践总结和思想精粹。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达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根本要求。

《决定》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阐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要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任何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任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任何搞唯我独尊、赢者通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要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45]

《决定》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阐释,在根本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特征、发展和目标、本质和要求深刻把握的必然要求,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结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的战略和方略上的必然选择。作为“显著标识”,在总体上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6]其中主要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二是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三是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全链条管理。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五是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六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七是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八是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九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十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十一是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十二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决定》从系统集成的深度和广度上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标识的阐释,对于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变为现实,有着重要的战略指导和方略实施上的意义。

注释

[1][2][4][5][6][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29、357-358、49、260、272、358页。

[3][18][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156、354页。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1][1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13][28][32][36][37][3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8、8、23、104、104、572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15]《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1页。

[16][19][20][24][25][2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1-312、297、295、291、291、295页。

[17][30]《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91、282页。

[21]《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页。

[22][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8、525页。

[2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68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37页。

[33]《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34]《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人民日报》2023年6月28日。

[35]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39][40]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3、8-9页。

[41][42][43][44][4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3、4、25、25页。

[45]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36页。

 

顾海良,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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