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法西斯主义日益严峻的威胁，共产国际适时调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策略，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索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1932年下半年起，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倡导在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提出联合广泛社会力量抗日的主张。二是对苏区的军事、统战政策进行反思，进一步主张联合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一切军事及社会力量。三是基于对国内外社会形势的观察，主持《八一宣言》的起草及修改工作，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的同时正式公布发挥了一定作用。四是王明及中共代表团主持的宣传联络工作，旨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制造逼蒋抗日声势，为此后国共合作做了一定准备。

关键词：王明；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19ZDA011）

与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世界形势的激进认知相比，1935年前后通常被视为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关键阶段，这对于受其指导的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931年11月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无疑直接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党的历史决议主要对王明“左”倾错误在现实工作中的表现进行了评价[①]，没有涉及王明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演变的问题。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做出评价，肯定了其“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②]

既有关于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形成关系的研究多认为，在酝酿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方面也不乏反复，王明则步步紧跟、忽“左”忽右。[③]还有较多研究将王明对统一战线认知的考察，仅界定于1934年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提出转变主张之后。[④]这一方面，以杨奎松、黄启钧等为代表的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搜集了有关王明参与统战政策的档案等一手资料，认为王明对共产国际政策转变、是否“联蒋”等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过程，需要考察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与苏区中央的多方互动，这一视角颇具启发意义，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文史料和部分俄文报刊材料，并认为王明总体上对新政策存在疑虑、最终机械跟进，成为“时代、形势乃至整个政策转变的落伍者”。[⑤]实际上，王明很多文章经历了修改转译的过程，仍需还原到文本实际形成过程之中加以考察。对此，田中仁、郭德宏在尽可能搜集多语种的王明文本上做出了极大努力，前者通过比勘王明发表的中、俄、英版文献，进行了一定的译介及研究，呈现了王明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的过程。[⑥]但是，如何分析语辞变化与影响实际政策因素的关系，仍具有相当难度。如果仅从某篇公开演讲或文章出发，或离王明的实际态度变化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进一步综合公开及内部场合的各类史料并对文献形成过程本身进行研究，仍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还需增进对同时期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形势和集体语境的关注。既有研究多述及王明对中共统一战线的形成所发挥的影响，而鲜有探讨王明与共产国际整体政策演变的关系。如果单独剥离王明言论的历史语境，则难以完全解释王明某些观点或言论的“发生”。在拥有更广阔视野的共产国际，王明有着较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并与共产国际的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过程。此外，共产国际对欧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策判断有所差异，需要区分其政策提法的对象，从而明晰王明直接的对话内容。

基于此，笔者拟结合有关1932—1936年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共产国际机关报、海内外报刊、国际共运史资料等，依据时间线索，将王明的各类言论及主张置于共产国际政策舞台的背景之中，或可还原出有别于传统的亦步亦趋，而是夹杂着复杂考虑、但不乏主动性的王明形象。

一、共产国际的政策空间与王明对东北抗战问题的初探

在20世纪30年代初叶，共产国际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判断较为乐观，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活动，则留有一定的政策自主空间。这为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1932年，共产国际强调，要在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的时期，大力发动以欧洲革命为中心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加速世界革命的胜利。但具体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负责人也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和西欧、苏联的革命不同，提倡关注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重视土地革命的开展。[⑦]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为共产国际所瞩目，逐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标志性地位。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中国红军代表团团长向共产国际宣传称，中国红军“占据着至少有6000万人口的土地；现在，打退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它极大地扩充了中华苏维埃的根据地领土”[⑧]。对此，共产国际各机构负责人颇为振奋。至1933年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甚至认为中共革命已经成为了国际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华苏维埃的成功不仅使中国革命战无不胜，而且加强了世界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阵地，使中华苏维埃成为日益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最重要的因素”[⑨]。

与此相关联，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193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吸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参加。[⑩]同年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11]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就“国民党的进一步崩溃和苏维埃与红军的巨大胜利”做了较多宣传[12]，其主张大体以1931年共产国际有关决议为基础，除了延续推翻国民党这一斗争前提之外，同时批判了视同“国民党军阀”的蔡廷锴、马占山等军队将领及民族资产阶级，传递出为中共革命赋予以国际意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民族革命任务，而且意味着其国际主义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且意味着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胜利开端”。[13]他甚至对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个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的可能性和革命斗争的要求”。[14]此后一些会议中，他还多次敦促欧美国家共产党改善在开展群众运动、支持苏维埃中国和反日战争方面的滞后性。[15]

相比于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王明进一步强调要关注中国现实形势，与群众力量相结合。如他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提及，要动员工人、农民、士兵、贫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转借了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相关提法[16]，虽然排除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但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体现出王明以中共为主体、同时整合社会力量的初步意识。“武装保卫苏联”原为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肯定的口号，被作为“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典范”而广泛使用[17]，但在具体使用中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1932年共产国际中国组讨论会议上，王明曾批评了局限于“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笼统口号的观点，认为应结合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任务进行准备。[18]虽然此时王明仍然使用着和共产国际口径相似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但也结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新形势，逐步突出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急迫性，关注到东北抗日斗争的首要意义。他在中共中央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开展东北游击运动需要“建立农民委员会、抗税和抵制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财产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19]，体现出对东北沦陷地区抗战新方略的初步设计。这既离不开共产国际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政策留下的空间，也离不开各国共产党代表的主动思考。

在同时期的中国国内，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东北沦陷、上海事变等进行了集中宣传，但大抵不逾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的总体方针，批判除工农群众以外的所有力量。而在党的基层以及国内外社会群体中，已滋长了不少关于救亡方案的新思考。如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有党内干部认为，“我们应该组织抗日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上层党派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20]。社会民主人士也纷纷吁求重视东北问题，如1932年初赴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的新闻记者戈公振积极发声，认为“东北的民气实在很可用，但是关内如长此无办法，也许会因失望而渐归冷淡。现在稍可为我民族吐气的，幸而还有再接再厉的义勇军”[21]，其在此后访问了苏联。这些也为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带来了多方面的信息认知。

东北地区统战工作的转变直接离不开王明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大力推动。王明主动就中共在东北的工作等问题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并在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应在满洲实施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东北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提出批评：“迄今为止在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满洲党组织犯了一系列策略上的错误。它不懂得也不善于贯彻反日、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22]其相关建议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所采纳。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进一步肯定了“在对王德林、对‘大刀会’、‘红枪会’等的态度上，我们则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肯定了实施部分“上层统一战线”的可能性。[23]

东北党组织的抗战方案以王明的报告和东方书记处的讨论为基础，综合参考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名成员的意见[24]，最终释放出更大的政策空间。1933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借用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和红军共同作战的三条件，表示红军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个条件下和任何部队签订共同作战协定。[25]王明在起草的致满洲党组织的信中，除肯定对部分类型的游击队伍可适当采用上层统战政策外，还指出，在东北，部分“有产阶级”的利益也因日本侵略而受到损害，这一群体具备一定的抗战可能性，故“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26]

在宣传和肯定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成就之外，王明本人并不惮于直接批评和指出中共工作中的缺点。实际上，在指示信寄往满洲党组织后不久，1933年2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机关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共产国际》）上刊发《满洲的情形和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一文，其基本内容与中文版指示信大体相似，但增补了更多对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批评和反思，“加强在满洲地区党的工作是中共的首要任务。必须特别关注中共在满洲地区的主要错误和弱点。中共的满洲党组织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进一步突出了把握部分地主和资产阶级反日倾向、同除国民党外所有力量建立政治联盟的观点。[27]相较而言，寄往国内的中文版指示信关于党的工作评价措辞更为温和，回护并鼓励了目前的既有工作，并对如何组织农民、饥民和难民、“满洲国”军队、小资产阶级、日本工人和满洲反日会等问题进行了展开，似更倾向于发挥工作指导的功能。[28]在实际工作中，指示信所传达的基本观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东北地区各游击队负责人杨靖宇、冯仲云、赵尚志、王德泰等先后了解到指示信精神，对抗日游击运动进行了更多灵活调整。[29]

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所留出的一定政策空间中，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自1932年下半年起便已就中国的反帝统战工作进行了初步探索。其围绕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提出有条件地联合部分资产阶级、建立广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思考。

二、反思苏区统战政策与推进社会联合

1933下半年至1934年间，王明沿着联合各社会力量的政策方向，注重公开场合的宣传造势和实际工作中的联络布置。基于对1934年苏区逐渐面临困难的反思，王明认为应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这与共产国际整体政策转变相互配合并互相影响。

在宣传造势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着力甚多，这主要出于争取国际支援的考虑。1933年下半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的王明极力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在红军、党员、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上取得的突出成就，称“红军的正规部队将近35万人，而且非正规部队超过60万人”，且“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第六次反苏区的围剿基本上已经垮了”[30]，将中国革命提升至制止世界大战、促成世界革命胜利的至高地位。[31]虽然相关信息并不准确且较武断，但也其源有自。1932年下半年红军代表团负责人参加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时便宣称，中国红军总数已达30万[32]，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苏区的报刊上，也均极力呈现红军反“围剿”的乐观形势，王明应据此为宣传需要做了一定的剪裁[33]。王明的相关报告还被译为不同语种进行宣传，在共产国际各类机关报上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34]

王明的宣传活动为争取更多国际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的发言得到曼努伊尔斯基、克诺林等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的肯定，“正如王明同志强调指出的那样，英国、美国、法国共产党人在保卫革命中国方面做得还不够”[35]，进而增强了对各国共产党推进劳动者统一战线的重视程度：“全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为回答已经开始的对于中国的瓜分起见，为回答帝国主义者在苏维埃的中国举行武装干涉起见，就应该起来提出抗议，并实行一致战线，积极拥护中国的苏维埃”[36]。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刊<The Daily Worker>刊载了王明所宣传的中国苏维埃发展成绩，决定更加勉力于相关工作。[37]

在现实中，为壮大中共力量，王明还是重视广泛联合的必要性，他参与在上海及国际间的联络工作，间接推动了一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的活动。1933年3月，远东局致信皮亚特尼茨基，反映了中国国内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民主人士主张团结抗战的热情，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已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宋庆龄，率先在上海发起“国民御侮自救会”。[38]对于这一动向，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要求下，王明进一步拟定了包含六项条件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其中略为淡化了政党关系的内容，将联合对象进一步扩展至广大军事力量，呼吁实行“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并“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39]——意味着利用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以聚焦于联合抗日的总目标。这一纲领后经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签名发表，向全社会释放出积极合作的信号。[40]此外，王明还强调广泛与欧美等国的反战委员会建立联系[41]，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

不过，如何具体把握广泛联合的军事和统战政策，对于身处复杂现实环境的中共中央而言，仍有着相当的难度，福建事变应对的失机引起了共产国际方面的密切关注，王明是其中较早对之提出批评者。1934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米夫、王明和库西宁在皮亚特尼茨基建议的基础上回复中共，认为“同广州人谈判在以下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42]，虽然同陈济棠的谈判最终也未尽如人意，但王明从中感受到，共产国际在实际处理与其他军事力量联合的问题上释放了更多空间。此外，王明对于同时指导中共活动的远东局的不满或也是原因之一。前往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之一埃韦特自命为皮亚特尼茨基的代表，在一些问题上直接绕开王明，或令其多有不快[43]；更重要的是，苏联党内已对其产生了不信任的调查报告，福建事变的应对失误正成为批判其的理由之一。[44]种种因素下，王明更愿在反思福建事变等问题上迈出步伐。其不仅按照共产国际此前表达的意见，对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情况下仍打击陈济棠部队表示不满。[45]同年10月，共产国际机关报刊出一篇署名为“Пэн Мао”的文章，首次对红军指挥部“不愿意用红军的力量来保护第19军，以抵御蒋介石的进攻”提出了初步批评[46]。此后，王明对处理福建事变失误的批评变得公开化。1934年11月，王明在《新条件与新策略》中指出，“如果红军善于运用福建事变的一切结果，则当时的确有很快冲破六次‘围剿’底可能。可惜的是，红军和十九路军两方面都做下了错误”，他隐晦地提及，红军方面“最坏的就是另一部份极少数人的观点，他们否认福建事变时我们的错误，是从企图抹煞这些错误和掩盖这些错误底观点出发的”[47]。因是事后反思，其关于中共军事和统战政策的若干意见，包括对福建事变中红军和十九路军双方失误的反思，不乏合理之处。

随着对苏区实际面临的困难局势的了解，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央苏区需要采取保存红军实力的灵活政策有所预判，王明进而对中共在苏区和白区的各项政策提出了批评性建议。王明提出，需要重视在蒋军两翼实行广大游击战和运动战、准备战略配合地区、保存红军实力，在联合一切社会性力量之外，还要尽量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48]此后，他多次批评了中共反帝斗争中“宗派主义”的问题，强调“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49]，相比于对联合对象的具体规定，更为重视联合的方式策略。关于白区工作，王明指出要善于利用旧有社会组织的外壳，“将他们充实我们的新的内容”[50]，在六项纲领的基础上扩大反日宣传，“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51]。在社会民众群体之外，联合其他政党、军事集团力量的统战政策进一步明确，其中并未排除“利用”国民党力量的可行性。

然而在这一时期，王明与中央苏区的沟通却不甚顺畅，这既是联络机制不便所致，更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自身的认知差异有关。1933年10月王明等借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包含六项条件的“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至1934年1月方才为上海中央局所采纳。[52]不过王明、康生仍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做了较多宣传。[53]1933年下半年，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事研究的黄药眠回国时，王明委托其向中央苏区传达实行统战政策的意见，透露出联合的空间非常广泛，关键是需要讲究步骤和策略的思路：“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这一意见却石沉大海。[54]

虽然共产国际方面曾要求改善双方的联络机制，但信息交换的滞后和错位一直存在——这更需要关注中共中央负责群体的实际态度。关于苏区经济、军事及统战政策，此时中共的领导干部群体体现出更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干部认为，中共党组织尚未切实运用统战政策，现实实践中，“王明信中提出的积极批评，涉及广泛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实际上在多数场合被歪曲了”[55]。即便在共产国际关于福建事变的认知发生转变后，苏区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批评也并未改变[56]，相关认知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的召开[57]。真正对相关问题的反思，是在恢复和共产国际联系，并了解到相关文件精神之后。[58]

实际上，除借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政策文件外，王明对中共革命发展路径的实际认知较少被苏区方面关注。1932至1934年主力红军转移前，中共中央机关报完整刊发王明直接署名的文章，仅有其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发言所写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的唯一领袖》一文，而这不仅是王明的台面之言，且辗转在苏区刊发时，已与新的现实形势相距甚远。[59]王明言论在被摘引的过程中，也生发出不同的阐释逻辑。如在回应李铁夫对党内问题的批评时，中共河北省委便援引了王明上述文章中对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发展成就的赞扬，以论证党的主观力量的强大。[60]而当部分地方党组织在工作决议中直接挪用王明的语句，称中国苏维埃红军“已经在一切主要的战线上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却又遭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评，认为这是为掩盖对工作的消极态度而出现的误读：“显然的王明同志在这里并没有如该决议上无条件的说‘一切主要的战线都冲破了’。这种过早的估计也就阻碍着我们执行五中全会所给予我们的光荣的战斗任务。”[61]语辞的具体阐释往往因人心、情境不同而多有裂隙，中共苏区干部群体并非没有注意到，激进革命运动中伴随而生的若干“限界”，如人性之改造、实力的差距等，但他们一致认为，不论从直观或间接层次而言，革命本身的正当性是不可否认的——不能怀疑党的错误、怀疑革命的失败，否则即是“反革命”。围绕“罗明路线”、“李铁夫路线”等所产生的绵延的忧惧，更激发出对悲观情绪的反抗。故而王明的论述更多地成为了被援引的符号，其外在形式化、理想化的一面，被运用以契合于中共自身关于革命发展的认知理路。

1934年中国社会的形势变动，对于中共发展而言，既不乏机遇、更充满着严峻考验，在共产国际的总体许可及对苏区军事、统战政策的反思中，王明关于广泛联合各类社会和政党军事力量的总体思路已基本明确，但仍有待结合现实形势具体推进。

三、“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源流始末

一般认为，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的统战政策发生了正式转变，其标志便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的《八一宣言》中，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主张。传统研究多数只关注了来自国外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对于这一方针出台的影响，但对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国国内外舆论动向的认知关注较少。有关这一主张产生的源流背景，王明在宣传、联络等方面所做的准备，以及相关文本的实际写作过程[62]等问题，仍需重新加以考察。

1934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通过中外报刊已经了解到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中国苏维埃运动面临困难这一新情况更让王明认识到推进统战工作的必要性。[63]1934年下半年，曾参与福建事变的胡秋原、王礼锡来到苏联，他们关于统战政策的认识均较为开放，此后在配合宣传中共抗战政策上用力甚勤。[64]王明通过他们了解到更多有关陈铭枢、蔡廷锴关于全民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后者表示希望将中共作为“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共同进行抗日反蒋斗争。[65]胡、王二人进一步推荐了曾在旅德华侨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胡兰畦回国工作，胡兰畦由此前往香港，凭借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曾建立的独特人际优势，进行联合战线工作。其时香港也成为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内联络的重心之一，不仅曾经的十九路军将领群体继续在香港活动，潘汉年、叶挺、宣侠父、陈昭礼、胡允恭等都曾来此接洽[66]。

各类信息和人际渠道反映出同时代的社会氛围，也进一步加深了王明对中国社会动向的了解。“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法实则最初均萌生于公众舆论之中。“国防政府”最初是一战期间英法等国为应对危局，各政党合作应敌的临时政治形式。[67]30年代初，各类南京政府反对派如两广派、旧立宪派、国民党左派、国家主义派等，均借用“国防政府”的提法，批驳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以提出自身的政治诉求。[68]也有少数社会团体借鉴了自一战以来流行的“总体战”思想，呼吁全国动员起来组织抗战。[69]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提法并未得到中共的重视。瞿秋白曾专门撰文批判各类群体所提“国防政府”，不过是保护地主资本家利益、镇压群众、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一丘之貉”[70]。其时国统区广大民众对于通过个人努力、在表面的“统一”局面中改善生活仍抱有一定希望，政治人物或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虽有批评，但多被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利益分配之争。此外，因国内各军事力量实际上仍处于对峙状态，“抗日联军”在此前则鲜有直接提出。主要是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在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下，提出在当地组织一切军队“抗日反满”[71]，其他则指的是与群众力量的联合[72]，或部分政治、军事集团的局部合作[73]，并未涉及对全国层面的构想。

而到1935年前后，由于华北危机的加深，除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宣传机构外，整个中国社会都充溢着改变现状、联合抗日的急切心态，个人的无力感加深，因而更倾向于寻求整体组织机制的转变。对此，海内外民主进步人士纷纷提出统一全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主张。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康应是当时最早同时提出涵盖“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内涵的主张者，1935年6月，其在中山大学进步力量主持的《文明之路》上提出，救中国危亡之道包括：“一、统一全国军队，改编为国防军”“二、如必不得已，至于与敌宣战，则可仿法兰西故事，组织‘国防政府’，以负指挥外交内政军事，及保内国家民族之全责。”[7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刊物周围不乏福建事变后在香港活动的民主进步人士，如王亚南、何思敬等，后者同样任教于中山大学。这一舆论动向很可能迅速通过香港联络点，从而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知，直接成为相关政策的思想资源之一。[75]来自拉美和西班牙等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信息，也为中共统战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合各方面信息，1935年7月下旬完成的“八一宣言”初稿中，已经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这既是中共代表团集体努力的成果，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在其中主动发挥了相当作用。宣言初稿随后送共产国际负责人审阅，其主张联合抗战的政策方向为共产国际高度肯定，但其内部或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提法意见尚未达成一致。故而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演讲仅述及“呼吁全体人民、各党派、团体、各军队、各群众组织，以及所有杰出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与我们共同组织全中国的统一的国防人民政府（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ы）”[76]，并未提出“抗日联军”问题。在“八一宣言”正式公布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方才增补进入10月10日重新刊行的演讲词中文版（又名《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之中[77]。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包含相关主张的“八一宣言”草案虽已基本完成，但尚未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批准，此时共产国际对于“抗日联军”的提法仍有疑虑。如何组织涉及政党核心利益的军队合作抗战、同时保持独立性，具有着相当难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缺乏相应经验，故王明并未在共产国际大会上提出相应主张。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时，曾专门就“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请示过斯大林的意见，后者认为“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78]，说明对这一主张本身予以肯定，但更强调斟酌具体阐释。

在共产国际七大支持推进统一战线的政策环境中，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对“八一宣言”中“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阐释进行了部分调整，更加关注宣言本身的公众性和外延的广泛性。最终宣言于9月24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正式批准[79]，中文版于10月1日刊登于《救国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核心主张方首次同时公开。

“八一宣言”审议前草案与公开发表的定稿之间的差异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第33-34期上还刊登了一份俄文版“八一宣言”，但和10月1日公布的中文版宣言相比，这一版本在部分细节上略有不同，很有可能是8月下旬前提交共产国际的版本。[80]主要原因在于，这份俄文版“八一宣言”位于这一期专设的“ДОКУМЕНТЫ（文件）”专栏，刊登的都是既往的政策文件，如在1935年6月发表的《东北反日总会、东北反日联合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其中仍批评的是“卖国贼蒋介石和汪精卫”，主张建立“反日反满反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署名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表的《红军革命委员会致中国各界人士的呼吁书》，其中批判的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81]，均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做出决议之前的政策基调。另一可加以佐证的细节是：这一版“八一宣言”提及阿尔巴尼亚有1200万人口，这实际上直接受此前《共产国际》杂志专门刊登的一篇有关阿尔巴尼亚抗战的文章以及8月7日王明发言的影响。而在1935年10月公布的“八一宣言”中文版以及王明共产国际七大演讲词中文版中，阿尔巴尼亚统一修改为800万人。[82]这些证明，这一俄文版形成于定稿的中文版“八一宣言”之前。

比较言之，首先，两个版本的“八一宣言”名称不完全相同：俄文版“八一宣言”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中国人民书》，此后定稿改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更主要的差异在于，审议前的俄文版本在部分细节提法上，带有更浓的阶级批判意味，例如，其中仍然批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чанкайшистской агентурой）”是“中国人民最大的耻辱”；回顾红军此前的抗战成绩时，还提及“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接受红军的提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在阐释“抗日联军”这一主张时，这一版宣言依然强调“抗日联军应包括所有愿意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作斗争的军队和武装部队”。[83]而在最终公布的中文版“八一宣言”中，虽然其中仍保留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此前言行的批判，但将几处“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修改为笼统的提法：“日寇和汉奸卖国贼”，或直接删除相关表述，关于“抗日联军”的阐释也更加宽泛，称“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84]。排比同时期的各类文献，对相关表述进行修改的具体时间可能在8月20日季米特洛夫做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之后。在季米特洛夫的决议中，正式敲定应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并未实指后者的具体对象，且将斗争目标从原来的“一切帝国主义”聚焦为日本帝国主义。[85]

可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予以支持的同时，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进而对宣言中“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阐释赋予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阐释。“八一宣言”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的阐述，既超越了以往社会舆论对抗日形式的讨论，展现出中共主张联合抗战的鲜明立场，也包含了对与蒋介石相关政治和军事力量合作可能性的试探。宣言中关于“国防政府”的内涵被界定为十条纲领，囊括政治、军事、民生、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方面，彻底扭转其曾经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国民党内部集团合纵连横有关的语义。“抗日联军”的表述则相对宽泛，或体现出有关思考仍未成型。整体而言，“八一宣言”更侧重于谈论民族危机加深下联合抗日的迫切性，宣传以中共为代表的中国民众团结抗战的成绩。在极力谴责服务于日本侵略的“汉奸卖国贼”的同时，指向的合作空间非常宽泛：“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86]。

此后不久，于10月刊行的王明共产国际七大演讲的中文版中，方正式加入“抗日联军”的主张，且就此增补了更多阐述：“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地公开声明：一切愿意手拿武器去救国的军队，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战争的官兵和将领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中国红军以及东三省、热河、北方各地反日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一块去参加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87]相关主张的具体阐释首先体现于东北地区的抗战政策。10月11日，王明借用杨靖宇、吴义成等人名义发表致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的通电，呼吁关内军政领袖枪口一致对外，“共谋国防政府与全国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之建立”[88]。原东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松，围绕“八一宣言”的内容，阐释了“抗日反满”的策略调整，强调需要分化和利用“满洲国军队”[89]。在东北抗战问题之外，11月28日，中共代表团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等军队领导人，首次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呼吁组成“抗日联军”、实行抗战。[90]

然而，共产国际七大相关政策动向对于信息暌隔的中共中央而言，仍略显陌生。1935年11月中旬，中共代表团派林育英辗转抵达瓦窑堡，传达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要点：“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91]这一政策要求很快为中共领导人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育英8月间离开莫斯科，其带来的应是中文定稿前的“八一宣言”版本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的相关表述，故此时中共中央所发各类文件中，仍保留了“走狗蒋介石”的表述。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和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都着重引用了宣言“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并围绕这些关键词进行了展开[92]，高层干部还依据自身的理解写作了系列政策文章。如张闻天便努力宣传了上层与下层统战相结合、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必要性，甚至指出，“完全可能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中我们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的代表占着极少数的位置。然而这对于我们完全不是可怕的”[93]。毛泽东则撰写了一篇长文，肯定了和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第三营盘”合作的可能性，并专辟一部分叙述了“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认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成份是扩大到最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只对民族革命参加而对土地革命不但不参加甚至坚决反对的人，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94]。这一阐释在中共既有的统战政策基础上是极大的推进，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共产国际所述的开放程度。这些表现无疑体现出对共产国际意见的积极态度。相较而言，位于华北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则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最新版的“八一宣言”以及共产国际相关文章，其所拟定的文件中便持相对宽泛的“抗日反汉奸的统一阵线”的提法。[95]

总体来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便已提出，这离不开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但这一主张同时正式公布经历了一个过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空间的进一步开放，王明等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仔细斟酌，从而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拓展统战空间的鲜明主张。

四、探寻国共合作具体条件的难度与限度

尽管王明和共产国际在大力推进统一战线政策、甚至允许与国民党力量合作这一点上存在共识，王明也意识到，实力悬殊的两大政党实现合作，中共必然需要采取一定的“让步政策”，但如何把握这一让步的尺度，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相对更有利的条件，存在着相当的难度。

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王明首先对宣传和情报联络工作进行了若干布置。1935年8-9月，陈云、潘汉年来到莫斯科，为中共代表团带来有关中国社会更为详细的信息，结合他们提供的信息以及舆论焦点，王明直接批驳了社会上认为中共实施统一战线太迟的说法，明确表示有条件的情况下联蒋抗日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底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96]

在主要批驳反对观点之外，王明进一步正面阐述了中共提出组织“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创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原因和内涵。在“八一宣言”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的基础上，增补了中共在经济、劳动、政治管理、外交政策方面的具体措施，明晰苏维埃政府长远宗旨与现阶段过渡措施之区别与联系，总体上更有助于公众了解中共新政策的具体主张。[97]这释放了中共和社会各界合作抗日的诚意[98]，也代表了一种让步性的请求。

此外，王明动员了共产国际方面各类信息渠道，主动对中共新政策进行宣传，并有意扩散到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中。11月17日，王明和哥特瓦尔德致电在巴黎的吴玉章，要求广泛散发中共中央呼吁联合抗日的声明，并特地备注“把它寄给从普通士兵到蒋介石的所有军队”[99]。中共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成为自主宣传中共统战政策的主要平台，自1935年12月创刊至1936年12月，共刊发王明文章13篇、引述或阐释王明观点的文章21篇。[100]共产国际七大作为一个世界瞩目的事件，由此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101]不少社会群体通过刊登王明共产国际七大演讲词、“八一宣言”的各语种报刊，了解到中共新政策相关内容——这也是王明的形象首次为左翼政党群体之外的广泛社会公众所关注。[102]相关内容的宣传和传播还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决策的信息源之一[103]，也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于共产国际扩展影响力的忌惮。[104]

由于宣传阐释方面的努力，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演讲以及其在《救国时报》连载的《新形势与新政策》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但此时蒋介石更重视抗战中苏联的援助，并未认识到与中共联合的必要性，王明及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的交涉遇到很大阻力。实际上，共产国际很早便与国民政府有着各种渠道的交往。1935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曾向苏联驻英大使透露，南京政府对英美及国际联盟支援中国不力感到不满，但他同时暗示苏联，日本方面也在拉拢蒋介石——实际上在试探苏联援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可能性。[105]1935年下半年，随着蒋介石和日本的矛盾逐渐加深[106]，王明也强调密切关注并利用相关形势[107]。1935年12月，《救国时报》刊出一化名“陈奉奇”的读者来信，提出应该联合蒋介石这一中国目前实力最强大的力量，这是“救亡之唯一前途”[108]。1936年1月，蒋介石派出邓文仪赴莫斯科分别与潘汉年、王明进行了交谈。但这次谈判显然并不顺利。虽然双方初步给出了合作的条件，但在涉及核心问题如军队和政权时，邓文仪均持模糊态度。[109]邓文仪本人虽对共产国际派相关人员前往南京谈判抱有一定希望，但却未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者甚至称“王陪潘来已有保证，何必再要函件，若彼不信，亦无须勉强”[110]，对邓文仪在谈判中的表态已大为不满，限制了双方谈判的进一步展开。王明则批评邓文仪提出的很多合作条件并不对等，强调“改编军队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实力”[111]，对国民党的态度仍多有疑虑，认为更应“逗遛待机”[112]。双方在莫斯科的接触无果而终。由于苏联仍对日苏战争的危险颇有忌惮，其对直接援助南京政府一事持犹豫态度，蒋介石虽然并非没有抗战之意，但也在观察时机、博弈于多方力量之间，对改善国共关系迟迟不愿松口。

与之相对的是，一些社会团体和军事政治集团更积极主张和中共合作，王明肯定了利用这些力量的必要性，但总体上倾向于制造声势以逼蒋抗日这一途径。1936年2月，王明出版《新形势与新政策》中文版单行本时，不仅对中共新政策的各项具体主张、过去工作中不足等内容进行了补充，还特意增加了一段引言，隐含之意仍指蒋介石参与统一战线应是最终趋势，亦强调通过中国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以制造声势的重要性：

不管南京政府的政策如何，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一致抗日的愿望和行动，一定与日俱增的；同时，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威力愈大，则南京政府愈难于和愈不敢走上日寇殷贼等“反共统一战线”方面去。[113]

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间，中共代表团通过潘汉年、陈丕时、宣侠父、梅龚彬、杜重远、胡愈之、王炳南等，分别与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如原福建事变领导人群体、粤系集团、东北军集团、原东北抗日将领、西北军集团、晋系集团等联络[114]，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蔡廷锴通过王明1934年底所写《新条件与新策略》，了解到中共对于统战政策的反思，其中“共产党人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正确地批评了19路军”，这增加了他对红军的信任。[115]1935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解放同盟，非常积极地寻求与红军合作。对此，王明派出胡愈之赴香港接洽，并在莫斯科与陈铭枢进行了交谈，但同时对陈铭枢等人的诉求保持了审慎态度。[116]此外，部分国民党势力提出合作，也夹杂着个人利益的复杂考量。国民党新疆地方实力派首领盛世才甚至系统收集了王明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以来的若干文章，在致王明信中极尽溢美之词：“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者，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进一步颇具鼓动性地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同国民党和所有其他党派合作，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不仅实现中国革命，而且也实现世界革命[117]。总体上，王明对这些地方实力集团持“疑而暂用”的态度，主要是为了造成逼蒋抗日的局面。

传统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王明在是否联蒋的问题上出现了摇摆，实际上，王明对联合方向的总体认知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其希望争取在相对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和国民党达成合作，但他也意识到，在这个力量并不对等的博弈中，指望国民党直接转变相当困难，需要推动并利用国民党自身的分化。1936年3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指出，根据各方面情报，蒋介石对红军的力量和抗战必要性有一定的认知，不排除建立“包括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但现实中国民党不会轻易做出让步，为此需要分化国民党的部队，“加速这一过程，建立统一战线”[118]。和国民党内其他集团接洽，根本上也是为改变全国的形势，特别是“南京政府军的状况必然会发生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变化”[119]。

这一阶段的公开宣传常常出现批评蒋介石和宣传广泛联合主张并存、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主要出于“一推一拉”的策略考虑。一方面，敞开国共合作之门的政策空间被反复重申。1936年上半年间，《救国时报》多次刊载或引用王明《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中期待国民党“悔过自新”进而联合抗战的主张[120]，明确表示“无论蒋介石或其他任何军政人物，只要他们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定与他们共御外侮”[121]。既表达了中共的基本态度，也有利于占据舆论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具体事实批判国民党历史罪责和抗战不力。这既是对国民党的反向刺激，期待其整体或内部主动做出改变，也传递出中共期待进行对等合作的态度。王明在同年4月所写《怎样准备抗日》中，对蒋介石仍在“剿共”的行为进行了激烈批评，以与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进行对比，特别强调“热诚希望救国救乡的东北军和有过革命光荣传统的黄埔同学，以及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武装同志们”自动起来抗日。[122]

为此，王明和中共代表团还在大力宣传中共形象上做出了努力，在客观上发挥了宣传中共统战主张、为此后合作谈判增加筹码的作用。王明有一定的以中共理论家自居的心态，但总体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实践中的重要角色[123]，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也一直倾向于采取平衡共产国际内部派系冲突的人事策略[124]，对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本土干部也给予了相当支持。《救国时报》持续报道了中共革命斗争的成绩，突出党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贡献，组织了围绕方志敏、瞿秋白、马骏等烈士的专题纪念。[125]至1937年12月，《救国时报》共刊发10篇直接由毛泽东署名[126]、21篇引述毛泽东观点的文章、10张毛泽东的照片[127]。王明除了直接参与宣传中共和毛泽东的工作，也多次在文章赞扬毛泽东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128]，如其在流传较广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中称：“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已经得到千百万民众的直接帮助，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这类伟大天才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有方志敏、瞿秋白等这类流芳百世的英雄”[129]。这一行为本身起到了宣传突出中共作为“抗日救国的急先锋”和为“全中国人民争自由与解放的政党”的效果[130]。据林育英观察，“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问题上，一律起了分裂、 震动与变化”。[131]

1936年春夏之交，粤桂集团与蒋介石的矛盾一触即发，社会各界联合抗日的声势推向高潮[132]。但是共产国际高层负责人对两广势力走向“武装倒蒋”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其判断认为，在制造声势、逼蒋抗日上已经到达了适当的程度，并不希望中国实际陷入内部分裂的局面。7月23日，季米特洛夫批评了中共中央仍提出扩大苏区和红军的观点，强调要为同蒋介石谈判做一定的准备，改变一些主张的具体阐述条件。[133]就当时中国社会总体形势而言，这有一定的合理性。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探讨政治出路时的核心命题是对“统一”的追求。尤其对于大量华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而言，其一直希冀的是国民党通过自我改良形成真正符合近代民主精神的政治统一体，而非国民党的分裂和坍台。[134]根据各方面收集的情报，共产国际不仅对地方实力派的动机难以完全信任[135]，而且认识到，支持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分配难题，以及可能伴随而来的绵延不绝的动荡。在“统一”的时代命题上，中共需要先预其流、做出更多的让步。

从此后私下场合的细节来看，王明或对就此放弃进一步的争取仍有些许不甘和犹豫，但总体上尊重这一判断。在季米特洛夫的发言后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首次在全中国范围的意义上，提出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еди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ронт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136]，建立“民主共和国”，并就此前表述模糊的“抗日联军”做了阐明，强调并非笼统组合，而是各军队在保持自身政治、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服从“共同指挥、执行共同军事计划”[137]。巧妙地通过定位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的文本，既用大量篇幅宣传中共的先进性，强调国共合作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立场，同时传达出中共统战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中共代表团及《救国时报》等刊物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广泛宣传和阐释[138]。杨松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王明先生还提倡并号召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以及一切革命军队和党派缔结抗日统一战线，这更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明磊落的让步了”[139]。

由于在长征中损失了相当的力量，陕北的发展条件也不甚理想，直接面临生存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复杂而又胶着的博弈中，实则更倾向于即刻联合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争取相对有利的发展空间，并在逐步实践这一方案。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仅收到此前共产国际七大的相关文件，难以得知共产国际对具体形势变化的态度[140]，已同驻扎在陕西的东北军以及西南的粤桂集团进行了联络，得到了张学良等国民党实力派的积极反应[141]，希望首先通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42]，并就两广事变发表宣言，表示“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反对蒋介石一切破坏这一发动的阴谋诡计”[143]。1936年7月，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恢复了电报联系。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王明起草的决议草案基础上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了后者关于两广事变的宣言，以及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的提法，主张成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全国国防政府”，对西南和东北军集团领导人保持警惕。[144]

但现实证明，共产国际过于乐观地判断了向国民党的让步尺度。由于两广事件的化解、日本提出防共协定，蒋介石面临的内政外交压力一度减轻，在国共谈判问题上态度强硬。直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和平解决的强烈坚持[145]，国共合作成为确定的答案，此前各方对争取让步条件的困惑方随之告止。身处其中的当事者往往希冀多一份周全的设计与自主的争取，这往往与某一节点上迸发的偶然相互交错，历史的发展向来如此。

可以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后，王明对最终要达成国共合作的总体趋势有较为清楚的认知，但他也认识到，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共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但也要进行多方的争取。王明及中共代表团主持的宣传工作运用批蒋与联蒋的双重策略，侧重联络其他党派团体制造逼蒋抗日声势等，便是出于相应考虑。在争取国共合作条件的判断上，季米特洛夫发挥了更大的决定作用，但真正终结主动构想与现实困境之鸿沟的关键，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

结语

总体来看，在共产国际支持统一战线政策方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具有较大政策空间的背景下，王明往往能够综合共产国际态度及现实形势，顺势而为，在遵照共产国际主要决定的基础之上，也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中发挥了一定的主动性。

在中国的统战政策方面，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首先在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上提出联合广泛社会力量抗日的主张，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了初步设计。结合对福建事变及苏区发展情况的批评及反思，王明指出需要利用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一切社会及军事集团力量。共产国际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平台，以及王明推动的社会联络和情报收集工作，是其形成相应判断的重要条件之一。基于对1935年以来国内外社会环境的观察，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公布的“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组建包括一切政党及军队在内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此后，王明进一步通过主动宣传和多方联络，采用联蒋和批蒋相结合的策略，探索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由此可见，自1932年下半年以来，王明对于推进社会联合的政策方向一直有所坚持，至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已基本确认最终将实现国共合作的前景，此后主要是争取有利合作条件的探索。

除了中国的统战政策，王明还深入参与并领导了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王明关于利用资产阶级、国民党部队力量的提法，直接推动了其负责主持的拉美地区共产党统战策略的发展。其各类文章和对中国经验的介绍，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王明也就支持中国苏维埃运动、反日斗争等议题，对欧美地区共产党提出过批评和敦促。揭示出其积极参与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面向。

关于王明在这一过程中各类文本的分析，不能单独从语辞或情感的角度直接出发，而是需要区分不同文本面向场合和对象的差异，并将文本的形成还原到实际过程之中，方能把握王明所希望传达的核心意图。在面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公众和中共中央时，王明的表述策略有着相对应的特殊考虑。前者需要鼓舞士气、宣传中共形象，或展现出合作诚意、释放政策空间、试探各方态度，后者则不乏对实际工作的批评和指导。此外，不少重要文本，如“一·二六”指示信、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演讲词及“八一宣言”，都经过了修改或转译的过程，相关细节折射出王明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认知发展，以及与共产国际负责人的密切互动。

在统一战线政策之外，这一时期王明在参照共产国际意见的基础上，对苏区经济、统战和军事政策等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这具有一定文件政策上的意义，但并未发挥实际中的积极作用，也未得到相关负责人的真正重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国共合作基础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确立，中共中央对中共代表团所做的推动统一战线政策的工作予以了肯定，统一战线工作也进一步积淀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

（程美东老师、秦红老师为本文部分材料的搜集给予了重要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张蓝天，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9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8页。

[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③] 张玉昆：《试析王明犯“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④] 张涛、齐卫平：《从“保卫苏联”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形成过程探微》，《中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⑤] 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⑥] 田中仁：《王明(陳紹禹)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戦線論の形成について》，《史学研究》1983年第2期。

[⑦] Вл.Кучумов.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борьбе за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ю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2, 1931. С.41.

[⑧] 《洛甫发言》（1932年9月13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页。按：史料原题如此，“洛甫”应为俄文音译，对应人物仍待考证。

[⑨] 《第十五次会议》（1933年12月5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卷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⑩]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4（A）号决议》（193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112页。

[11] 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1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13]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70页。

[14] 《第二十六次会议》（1932年9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4卷，第362页。

[15] 《第七次会议》（1933年12月1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卷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16]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页。

[17] 李立三：《我的声明——致苏联内务部审查部部长》（193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18] О шпионской группе Чугунова и его покровителях. От 6 сентября 1937г.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 6. Л. 116—117.

[19]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70页。

[20] 《由河北省委转给中央的意见书内容》（1932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内部发行，1997年版，第305页。

[21] 戈公振：《到东北调查后》，《生活》第7卷第30期（1932年7月30日），第524页。

[2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1932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228页。按：“满洲”为史料中特定历史时期的提法，下文同。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1932年1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58—259页。

[24] 参见尚金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历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页。

[2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93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74页。

[26]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27] Ван Мин.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Манчжурии и новом наступлении Японии на Кита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4-5, 1933. C14.

[28]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斗争》（上海）第44期（1933年6月10日），第15—17页。

[29] 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248、299页；《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30] 《第六次会议》（1933年11月30日）、《第七次会议》（1933年12月1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卷上，第247、287页。

[31]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1933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137页。

[32] 《第二十八次会议》（1932年9月13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4卷，第474页。

[33] 王明的这一做法在此后受到了较多揭发批判，其自我解释为主要服务于宣传需要。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справке на Чен Шао-Юй, он же Ван Мин; Беседа: тт. Луканова и Мордвинова с Ли-Мином 17.П-40г. //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 6. Л. 70、80.

[34] Ван Мин. Революция, война и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Китае и задач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2, 1934. C.113—120. Ван Мин. Пути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и компартии и победа ленинизма в Китае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 1934. С.54—63. Wan Ming and Kang Sin, Revolutionary China Today. Thirteenth Plenum of The E.C.C.I.,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4, pp.5—71.

[35] 《第十五次会议》（1933年12月5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卷下，第64、114—115页。

[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十月革命第十六周年纪念日宣言》，《共产国际月刊》第4卷第11期（1933年11月30日），第14页。

[37] “Manuilsky’s Report of Activities of C.I. Delivered at 17th Congress of C.P. of U.S.S.R”, The Daily Worker (1924-1958), 26 March 1934, pp.4.

[3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1933年3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20页。

[39]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22—524页。

[40]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26页。

[41]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33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41—542页。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66页。

[43]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通告》（1933年3月11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1933年1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18、543页。

[44] 在1933年斯大林关于苏联共产党“右倾”的报告中，埃韦特被描述为“一个在背后对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调和主义立场的人”，其于1934年被调回苏联。Lazar Jeifets、Víctor Jeifets: <América Latina en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1919-1943): diccionario biográfico>，The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2019, p.217.

[45]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2页。

[46] Пэн Мао. Шестой поход Гоминдана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их советов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28, 1934. C.55—56.

[47] 《新条件与新策略》（1934年11月23日），《王明选集》第3卷，汲古书院1975年版，第334、374页。

[48]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25页。

[49]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1934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4页。

[50]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67页。

[51]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4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05页。

[5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1934年1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0页。

[53] 如1934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Мао Цзэду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итоги проверки раздела земли、Только Советы Могут Спасти Кита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бочих в СССР. 1934.

[54]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44页。

[55] 《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5页。

[56] 博古：《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斗争》（苏区）第69期（1934年7月8日），第8页。

[57]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4-535页。其中批评了苏区负责人博古等处理福建事变时的错误，即未能利用这一事变服务于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但仍然认为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5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1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5卷，蒼蒼社1983年版，第112—113、165页。

[59] 王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斗争》（上海）第64期（1934年2月31日），第1—7页、《火线》第15期（1934年4月28日），第2—13页、《斗争》（苏区）第66期（1934年6月30日），第1—12页。

[60] 《河北省委关于反对铁夫同志的新取消主义的决议》（1934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内部发行，1997年版，第411、416、419页。

[61]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决议的检查》（1934年5月26日），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历史文件汇集》甲14，内部发行，1997年版，第258—259页。

[62] 日本学者田中仁曾在对王明共产国际七大演讲文本的研究中，提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产生的文本次序问题，但未进一步系统论述。田中仁：『王明「高揚する中国革命」』、『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編(20)、1998年、第47、64頁。

[63] 1935年4月，王明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湘鄂区、鄂豫皖区及其他苏区工作，会议对过去工作“不满意”。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83页。

[64] 梅龚彬回忆称，早在1931年，胡秋原就曾向他谈到，可以仿效日本社会大众党与日本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方式，“目前中国也有可能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力量”。《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65]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5年3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33页。

[66] 《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288页。

[67] 罗隆基：《沈阳事件》，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第18页。

[68] 《吴佩孚准备设政府》，《新大陆报》1933年11月19日，第2版。

[69] 《和会进行中 人民公意发动》，《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0月30日，第4版；《国民国防政府的紧急动议》，《民众三日刊》第1卷第40期（1932年2月29日），第5—6页。

[70] 何史文（即瞿秋白）：《国防政府还是苏维埃政府？》，《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第16—21页。

[71]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斗争》（上海）第44期（1933年6月10日），第14页。

[72] 《河北河南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红色中华》第60期（1933年3月12日），第2版。

[73] 《闽粤桂抗日军赴湘集中》，《时报》1933年5月19日，第6版。

[74] 吴康：《吾人如何救亡？军事、教育、实业》，《文明之路》第15期（1935年6月20日），第56页。

[75] 在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在此后写作阐释中共新的统战政策的文章中，便直接引用了吴康的说法。Сяо Гэ.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гоминдановских районах Китая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47.

[76] Ван Мин. 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 полу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странах и тактике компарти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25, 1935. C.32.吴玉章的演讲中同样也只提及了“建立一个将领导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的卫国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1935年8月11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页。

[77] 《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0月印行，《王明选集》第4卷，汲古书院1975年版，第216页。

[78] 《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临演讲：王明同志演词》，《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第5版。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35年9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40页。

[80] Обращ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народу Китая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Японии и спасении родины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106—111.

[81] Воззвание к манчжур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о событиях в Северном Китае, Oбращение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Китая к абисс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113、115.其中，《关于在中国北方的事件致满洲人民的呼吁》（中文文件名为《东北反日总会、东北反日联合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仍批评的是“卖国贼蒋介石和汪精卫”，主张建立“反日反满反蒋介石的统一战线”（антияпонского, антиманчжоугоского, античанкайшистского об'единенного фронта）。

[82] Б. Ферди. Поход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Абиссинию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0，1935. C.8.其中提及阿尔巴尼亚的人口是1000-1200万人。王明在1935年8月7日的发言中称“请看，1200万阿比西尼亚的人民尚能努力武装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以保护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人民能不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为领土完整、为人权自由而战吗？”《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83] Обращ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народу Китая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Японии и спасении родины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107、108、110.

[84]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4页。按：实际公布时间为1935年10月1日。

[85] 在王明8月7日演讲中，也使用的是这一提法，“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党本该以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部队提议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的共同斗争达成谅解的直接成果”。说明了中文版“八一宣言”中的修改发生在此之后。经过对大会的观察及进一步讨论，8月1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决议的建议中表示，应该提出“中共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奴役者及其中国仆从的原则性方针”，这一建议最后为季米特洛夫所采纳，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的决议中进一步修改为：“首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决议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1935年8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39页；《第二十三次会议》（1935年8月7日）、《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0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8卷，第57、632页。

[86]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2页。

[87]《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选集》第4卷，第216—217页。

[88] 《东北抗日联军呼吁一致抗日通电》（1935年10月11日），《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192页。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汲古書院、1996年、第65頁。

[89] Ян Сун. Об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едином фронте в Манчжурии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69.

[90]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9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0—581页；《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斗争》（西北）第81期（1936年1月10日），第10页。按：《抗日救国宣言》中引用了“八一宣言”中“国防政府”十大纲领相关的内容，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决议》关于“党的策略路线”部分，提出的是“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93] 洛甫：《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斗争》（西北）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12页。

[94] 《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续）》，《斗争》第83期（1936年1月27日），第9页。按：在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中，“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部分被全部删除，部分提法被编入“人民共和国”一节下，但始终未提是“国防政府”，而是指代为“这个政府”。

[95] 《为建立人民一致抗日反汉奸的统一阵线给全体华北人民信》（1935年12月25日），《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96]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4版。

[97] Ван Мин. Борьба за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единый фронт и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3-34, 1935. C.19、20—21.

[98] 如陈铭枢此后便赞赏王明的这篇文章，认为是与中共合作的基点。《陈铭枢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99页。

[99]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1935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0页。

[100] 刊发的王明文章分别是《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新形势与新政策》、《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者亲密携手——王明氏之郑重宣言》、《王明氏致罗曼罗兰氏七十生辰贺电》、《怎样准备抗日》、《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等之纪念词》、《中国共产党对于高尔基追悼辞》、《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

[101] Comintern Congress Gets Under Way In Moscow: Stalin Given 15-Minute Ovation At Meeting, The China Press (1925-1938); Shanghai. 27 July 1935. p5. Chinese Communists Pledge to Support All Anti-Imperialists, The Daily Worker (1924-1958); New York. 10 Aug 1935. p1. Urges Communists And Church Unite For War Against Nazis, The Sun(1837-); Baltimore, Md., 09 Aug 1935. p1.

[102] 此前国内社会性刊物对于王明的了解非常之少、甚至错讹颇多。如《大公报》在报道中甚至将博古和王明相互混淆：“按博古即陈绍禹，洛甫即张闻天，凯丰即张爱萍”。《赣省收复匪区现况》，《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2月17日，第4版。或认为王明不过是顶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中共组织中闹事的人物。《自首份子陈心益等脱党宣言》，《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月2日，第4版。

[103]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Peck汇报称，上海的两份英文报刊（<Shanghai Evening Post>、<Mercury>）刊载了一篇引述王明阐明中共新政策变化的文章，“根据这篇引述文章，新政策包括：（1）集中共产主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与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建立更正常的关系，这‘在某些条件下不应排除与它们共同对抗日本’的可能性；（3）放弃‘对外交、贸易、文化和宗教机构及人员的党派传统，即应停止逮捕和索取赎金’。”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Pe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7 April 1936, THE FAR EAST, VOLUME IV, 893.00/13464: Telegram.

[104] 王明负责指导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当权派的忌惮，如乌拉圭政府通过巴西报纸所载“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王明论巴西革命运动的发言，与所谓苏联驻乌公使阅金汇款给巴西革命党的支票，来证明苏联的驻乌公使，系南美不宁的根源”，申诉至国联，欲与苏联断交。《国联会上的苏乌绝交问题》，《救国时报》第11期（1936年2月4日），第3版。

[105]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олномоч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с Посланником Китая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Го Тай-ци. От 8 февраля 1935 г.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VIII. 1 января-31 декабря 1935 г. C.71.

[106] 『依然たり二重外交：蔣獨裁下に濃厚化す、対日関係重大化せん』，《满洲日日新闻》1935年12月17日，第1版。『蒋の親日全く不可能』，《满洲日日新闻》1936年1月6日，第1版。

[107]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5年10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57—58页。

[108] 《关于抗日讨蒋》，《救国时报》第2期（1935年12月14日），第4版。有论者认为这也是王明化名所写。李良志：《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第70页。

[109]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РГАСПИ，Ф.495, Оп.225, Д.6, Л.118—122.

[110] 《蒋中正电邓文仪》（1936年2月24日），台北，“国史馆”，档案号：002-080200-00263-072。

[111]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1936年1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98页。

[112] 相较而言，潘汉年保持了相对更为灵活的态度，其单独与邓文仪会谈七次，称“彼若勒在国内，则早已至京接洽，不须如许枝节，惟在此间则行止不能不受王等支配云。”《邓文仪电蒋中正关于共党问题与俄交涉事》（1936年2月29日），台北，“国史馆”，档案号：002-080104-00001-004。此点蒙黄道炫老师惠示，特此致谢。

[113] 《新形势与新政策》（1936年2月），《王明选集》第4卷，第326页。

[114] 1935年起中共华南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宣侠父，在1936年上半年同李济深、蔡廷锴、陈济棠、蒋光鼐等建立了密切联系。梅龚彬在党组织联系人潘汉年领导下，对原福建事变将领群体做了大量工作。除宣侠父、梅龚彬，还有金城、陈辛人、林望中等中共党员也在民族解放同盟工作。陈丕时以孙科、胡汉民为中心进行了统战工作，并同于右任、冯玉祥、孙科、叶楚伧、孔祥熙、宋子文都有个人接触。社会民主人士杜重远推荐中共记者胡愈之，就统战问题多次会见张学良军队代表，胡愈之还与陈铭枢、阎锡山、马占山等进行了接洽。中共党员王炳南也直接同杨虎城建立了联系。“导言”、《陈丕时给米夫的信》（1936年1月23日）、《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4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9、18、104、172—176页；《梅龚彬回忆录》，第94页；《一·二九运动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115]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49页。

[116] 值得注意的是，陈铭枢来莫斯科并非共产国际主动邀请，而是陈铭枢自行前往。而陈铭枢当时提交了一份并非真实的黄埔军校学员、南京军队将领的签名信（陈铭枢自己回忆称是受到了别人欺骗），这也引起了王明的怀疑。《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0页。《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4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2、176页。

[117] 《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3、158页。

[118]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65—166页。

[119]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4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7页。

[120] 《国难以来中共中苏之表示与行动》、《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者亲密携手——王明氏之郑重宣言》，《救国时报》第20期（1936年3月27日），第2、3版。

[121] 王明：《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救国时报》第33期（1936年6月5日），第4版。王明还多次申明这是其作为中共党员的态度，与苏联政府及苏联共产党“毫无关系”。

[122] 王明：《怎样准备抗日》，《救国时报》第27期（1936年4月30日），第3、4版。

[123] Беседа: тт. Луканова и Мордвинова с Ли-Мином 17.П–40 г. //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 6. Л. 80.

[124] Панцов А.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2, 2006. C.75—87.

[125] 《本报征求民族烈士传记或史料启事》，《救国时报》第2期（1935年12月14日），第1版。

[126] 直接以毛泽东署名的文章包括：《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苏维埃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毛泽东氏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重要谈话》、《毛泽东氏发表告西班牙人民宣言》、《中日问题与西安事件》、《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人民抗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致西班牙人民书》、《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毛泽东先生宣称必须更加团结坚持抗战》。

[127] 其中包括3张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照片，5张斯诺所摄延安时期的单人照、1张斯诺所摄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合影、1张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演讲大会的照片。《救国时报》上刊载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党和红军领导人的照片，但并未刊载王明和中共代表团等人自身的照片。毛泽东照片分别见《救国时报》1936年第9—10期、第20期、55—56期、第73期、第90期、第105期、第106期、第118期、第123—124期。

[128] 王明：《怎样准备抗日》，《救国时报》第27期（1936年4月30日），第4版。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领袖”本身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均称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干部为“领袖”。

[129] 《新形势与新政策》（1936年2月），《王明选集》第4卷，第420页。

[130] 《编者之言》，《救国时报》第29期（1936年5月15日），第4版。

[131]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与张国焘关系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6年5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25—126页。

[132] 《救国时报》围绕两广动向的相关报道，在1936年7月中旬以前一度表示同情态度。王明认为粤桂集团声言抗日合作，更加揭破了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但对西南军事集团的动机也较为审慎，称“无论西南领袖间主观上还有何种不纯洁和不坚决的信念，但客观上西南提出抗日救国口号，毫无疑问的是反应和接受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有助于“要求南京政府出来参加一致抗日救国”。《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1936年7月12日），《王明选集》第4卷，第436、439页。

[133]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12页。

[134] 和民主人士有较多接触的梅龚彬也提及，陈铭枢、蔡廷锴主持的“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内部，实则多数人不赞成倒蒋，更强调“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和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政治派别逼蒋抗日”。《梅龚彬回忆录》，第91页。

[135]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外，王明和共产国际都了解到很多地方实力派不乏获取苏联支持以增进自身利益的意图。《潘汉年给王明的信》（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2页。

[136] 1935年下半年起，王明文章中更多使用的是“反帝统一战线”，少数使用的是“反帝人民战线”，需要注意的是“фронт”既可译为“阵线”、也可以译为“战线”，而“народ”（人民）和“национал”（民族/国家）也存在一定的相近性。不过在1936年7月这篇文章，王明应对两种词语的使用做了明确区分，和法国、西班牙的“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不同，强调中国实行“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ронт”，使用的是后者民族/国家的概念。笔者认为，相比于语词提法的变化，更需要重视相关提法所指向的实际内涵。Ван Мин. 15 лет борьбы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вобод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4, 1936, C.87.

[137] Ван Мин. 15 лет борьбы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вобод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4, 1936, C.91.

[138] 《九一八五周年》、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救国时报》第55-56期（1936年9月18日），第1、5—8版。

[139] 杨松：《广州公社九周年纪念》（1936年12月10日），《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140]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9页。

[1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97—298页。

[142]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德等电》（1936年5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红军长征在宁夏 档案史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143]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936年6月12日）、《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4、29页。

[1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2页。

[145]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述，王明曾在西安事变发生当晚，希望让中共提出枪毙蒋介石。王明晚年回忆中辩解称，这是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部阿基莫夫、阿尔图佐夫唆使所致。应缺乏直接材料证明，仅备一说。在此事后，阿尔图佐夫（Artur Artuzov）受到了处分，后被认为是间谍并遭到处决，但也有资料指出，阿图佐夫曾在1934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与波兰结盟问题时与斯大林发生过冲突。究竟是后者提出了错误的观点应而受到处分，还是其因既有的历史恩怨而在此事中被进一步顶罪，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了王明当时也认可了相关观点，这或许透露出其对此前停止进一步争取国共合作条件多有不甘。另据郭绍棠在回忆称，希望“杀蒋”一度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委部分干部的共同情绪，故这一态度也应回归具体历史情境中看待。孟庆树编：《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第144页；Krivitsky, W.G. I Was Stalin's Agent. London: The Right Book Club. 1940, pp. 28—29.《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