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程运麒博士将书稿《以破为立：李季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送来，请我为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作序，作为导师，自然义不容辞。
程运麒，2016年考入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化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她本科学习英语专业，所以入学后，我除了让她加强理论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学习之外，也特别希望在具体的研究中把她英语专业出身的优势发挥出来。
博二下学期，第一次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运麒自己提了一个选题方向，聚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问题，以及中共早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宣传和吸纳更多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比较宏大，学界前期也已有很多相关成果，而且撰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强的理论驾驭能力，我担心她在这个问题上做研究很难有新的突破，故而没有同意她以此作为选题。
后来我建议她研究一下李季。我之所以建议她研究这个问题，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学科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来是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个涵括内容非常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设立之后，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知识基础，没有这个知识基础，那么关于它的研究就无从下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知识基础基本有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政治；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基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就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就能在基本的问题上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国情。当然，有了这个方面的基础，也不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就一通百通、迎刃而解了，仍然需要我们学习借鉴各种知识、思想，尤其是面对新的实践、新的时代时，这种需要对于本学科的人们来说更为迫切和严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而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既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学习的内容。所以选择李季这样的中共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加以研究很有学术价值。
第二，李季在中共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影响了一代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比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张西曼、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持续时间长，而且与这些人主要依据日语、俄语版本不同，他主要依据英语、德语版本加以翻译。他的总著述字数达到了700万字左右，如《社会主义史》《价值价格及利润》《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通俗资本论》《法国革命史》《社会农业及其根本思想与工作方法》《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社会经济发展史》《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妇女自然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达尔文传及其学说》《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马可波罗游记》《人类在自然界的特别位置》《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心的分析》等。而且，他一度对于社会主义很有信仰。认为“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他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对于毛泽东等一大批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思想引导的作用。这样的人物的思想自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者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
第三，李季是我党成立前党的早期组织的58个党员之一，是五四前毕业的北大英语系优秀学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有着不少的思想和学术上的交往，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先行者，虽然后来参加“托派”，脱离了革命，但是他终身从事翻译事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译介基本没有中断，同时他同胡适、蔡元培等文化教育界、社会界名流都有一定交往，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人物的思想必须加以深入研究。
第四，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主要是李季短时间参加了“托派”，使得他长期被打入党史研究的另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翻译和传播的贡献，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认识情况，学术界研究的很少，尤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研究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总体方面补白的意义。
第五，博士论文选题一定要聚焦问题，范围要适中，尽量做到“以小见大”，而不能大而无当，切忌写成面面俱到的教科书，而研究李季恰恰可以做到“以小见大”，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翻译家的思想历程。
第六，建议这个题目，也充分考虑到了运麒的本科英语专业的学术背景因素，李季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少是依据英语文献，这样就可以把她这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给学生建议博士论文题目，一定要考虑他们自身的条件，要扬长避短。
写作这个题目也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需要认真阅读大量原始著作。李季虽然一生著述700多万字，但是并没有系统地集中出版，这就需要研究者查阅原始出版文献，这个需要下笨功夫，而且由于多数是翻译作品，尤其是专业性比较强的翻译作品，文字多少有点拗口，看起来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比如，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些话语，与今天的正常的话语表述就有差异，比如“这个结果，是由于一般大众把事实的本质颠倒的意识着的缘故.......科学常是负着一种与常识斗争的宿命的”。
第二，分析、评价李季的作品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介绍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并不困难，但要分析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考察其思想的深浅得失，需要作者站在更高、更广的位置上。而李季翻译的作品和自己写作的文字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而且都有特定的时间、空间语境，要想分析到位、评出水平，这一向是学术研究中的难点。研究某人、某事、某思想之难，就是要立于比此人、此事、此思想更高的境界，方能一览无余、方能感受真正的山川水系的壮丽秀美、蜿蜒迤逦。
通过研究李季马克思主义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宣传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信仰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完全等同。当年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的时候，北大政治系很多同学都选修了这门课程，留存至今完整经过李大钊先生批阅的试卷有三份，都是政治系的学生，他们得分都在95分，这个分数很高，说明这三位同学对这门课程学习得不错。但是这三位同学贺廷珊、马昌明、罗敦伟在大学毕业后都没有走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而是走上了另外的道路，有两个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工作，一个长期在中学工作（抗战后不知下落）。 其中，贺廷珊担任过国民政府河北宁晋县政府第三科科长。马昌民1936年在《明德旬刊》上发表了几篇和该校初中毕业有关的祝词，估计应该是任教于位于湖南长沙的明德学校。罗敦伟曾任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教授。1932年到实业部负责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工作。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专门委员、行政院秘书。1949年后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他是一位统制经济理论专家著有《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中国统制经济论》《战时经济总动员论》《战时国家总动员》《非常时期之经济政策》等。纵览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基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无关。
“托派”的骨干分子彭述之、郑超麟、刘仁静等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很熟悉，写起文章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夸夸其谈，他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实践，专注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和实践，结果一直到解放前夕，其组织成员也只有500人左右，内部你争我夺、矛盾重重，个人生活普遍穷困潦倒，基本上一事无成。他们的经历说明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具有优势，但实践能力不足，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应该引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后来者深深的思考。
运麒的论文总体来看写得不错，得到了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老师们认为这是当年本专业博士生论文中写得很好的一篇：史料丰富，文字通顺，表达流畅，分析比较深刻，结构合理。从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论文现状来看，这篇文章是相当严格规范、态度认真严谨、史料和思想兼具的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我记得外审总体上给予的评价意见也比较高，都是优良的评价。应该说，该论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中具有一定补白的意义。
当然任何文章都有继续改进的空间，该文对于李季依据的外文文本而翻译的作品准确性、优雅性、通俗性、思想性，李季在整个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对照英文原本来考评价其翻译水平、翻译的美感方面就显得不足。这是下一步继续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高度提升的内容，我也希望运麒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要重视从批阅李季翻译所依据的外文原著来考核其翻译作品的得失情况，那样的研究就能获得更深层次的升华！
但是，何必一下子就提出过高的要求呢？慢慢来，总会有大进步！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以破为立：李季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书序言，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