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博士让我为他的第一本著作写个序，作为导师，虽然最近一直忙于应付各种文债，但无论如何也得完成任务。

刘锋，2013年从中央党校考入北大马院中国化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他学习很勤奋、认真、刻苦，做事也很投入，在北大四年间他的进步很快，这使我感觉非常欣慰。

他刚刚入校时，我希望他围绕本学科的问题广泛阅读，从中发现问题、寻找兴趣点，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记得在博一第二学期和他讨论论文选题时，他表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选题，我根据他硕士论文是研究邓小平有关问题的事实，建议他集中研究1989—1992年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与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方法是有关的，当然，也与对每个博士生具体特点情况有关。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必须要懂得党史、当代中国史。重视史料的准确全面的占有是任何人文社科研究的基础，没有对相关历史的深刻把握，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但我们搞纯理论研究的往往忽视这方面。比如，罗志田在《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一文中引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的一段话说明毛泽东在1930年代就有明确的对外来文化需中国化的思想，但罗所引用的话恰恰是毛泽东1960年代修改后的文字。又比如，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建国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很多不知情的人曾对毛泽东后来改动的话信以为原话，结果就去揣摩毛泽东为什么在当时不提中国化，其结论当然是荒谬的。再比如，毛泽东在1923年7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过《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强调商人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但很多人只知道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观点，以为主席从一开始就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了解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所以搞这个学科必须重视党的集体思想的研究，重视相关的社会思潮、人物思想的研究，不要把眼光专注于个别的领袖人物、党的指导思想。比如研究新民主主义，你不研究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抗战前夕的思想就不能透彻，你不了解新启蒙运动就不能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再比如，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如果不研究当时社会上各种关于抗战的论点，你就无法深刻认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伟大。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必须要有理论建构和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以党史、近代史为基础，但它不是党史、近代史的重复，它不以探寻历史史实为主要研究任务，而是以具体的历史史实为基础来发现理论问题、建构理论体系。因此，它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从事这个学科必须要有很强的理论修养，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要懂得文史哲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没有这些就很难形成深厚的哲学素养、就缺乏思辨能力。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要汲取多个学科的知识，如果研究者没有一定的哲学素养，缺乏思辨能力的话，就无法将问题研究深入；如果没有一定的史学修养的话，那么研究者立论的科学性就会受到减损；如果缺乏文学素养的话，那么研究者的思想的表达可能因为文字的不畅而受到影响。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百科知识都懂，但尽可能丰富的知识对于开阔我们研究的视角、加强分析透视的能力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第三，1989—1992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地位关键，亟待专门性的深化研究。1989—1992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又是容易为人忽视的历史，需要对这一段历史作理论上深入研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零零星星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成果也有，大多数成果散见在回忆录、报刊杂志里。但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主要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我建议他研究一下1989—1992年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他很是专心，不时和我汇报史料收集、学习的情况，我也不断给他推荐相关书籍和启发他的研究思路。刘锋学习很刻苦，不断进步——这个充分体现在他不断提交给我的读书报告和学术论文上。功夫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学术升华。他博士论文无论是在通讯评议阶段还是答辩阶段，都得到了好评，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现在的这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丰富、完善而形成的。应该说，这本书的资料丰富、立论有据、表达顺畅，比较全面地展现了1989——1992前后那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部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研究风格的学术著作。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给我们以很多的思考和感受，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长期的注意。

一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十分复杂，其谁重谁轻的比重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无法精准衡量。1989——1992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天看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改革开放，在当时却有点让人愁肠百结，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能否有今日这样的格局？实在不敢作理直气壮的肯定回答。如果没有苏联解体的震动，邓小平南方谈话当时能否发生？这些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到底起到了何种的作用，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何能够在1992年后开辟出新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个动力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1）生存性压力的直接倒逼；（2）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自然爆发；（3）国际发展的现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促动；（4）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共识。1989年后，上述动力机制的（1）、（2）、（3）这三项内容基本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4），即第四项。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以权威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第四项内容，如果没有事先的基础，在短暂的时间实行强力激活是不可能的。

三是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现在的中国会怎么样？历史发展具有不可重复的单线性特点，是无法假设的，但历史研究是可以假设的，也是必须要假设的，否则它的研究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至于作如何的假设，这是学术界可以自由研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就是这种假设一定对我们今天、今后的发展战略、路径、方法的选择要具有启示意义。同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也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启示和回答，那就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需要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否则，仅仅凭借历史的惯性有时是无法实现历史发展的质的飞跃。历史活动本来就是人的历史活动，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于关键时期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这个认识需要不断地告诉后人，让后人中那些有机遇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勇敢地智慧地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如果有无数的潜在的历史人物以此为训、以此实践，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未来就会更加辉煌、更加顺畅、更加超越！

我想，如果读者们按照我上面提出的思路来读这本书，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最后，祝刘锋博士以此书的出版为基础，在学术事业上继续勤勉、踏实地钻研，不断取得新进步！

是为序！

程美东，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8月27日于北京

来源：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