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主张保卫大武汉”和“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在很长时期内成为王明在长江局时期错误路线的体现。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结论需要具体考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虽不周全，但蕴含着争取和敦促国民党抗战之意，一度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保卫大武汉”则并非王明最早提出，而是党内普遍使用的提法，对于激发抗战情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明主要在全国抗战方略的语境中讨论正规战和游击战问题，这与党内主流观点无明显差异，但其在游击战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生存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认知缺陷。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间的沟通存在问题，这既反映了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命的错误意识，也与党内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尚未定型有关。长江局时期王明发表的言论，在抽象语境中 极易引发误导，但各地党组织并未对之马首是瞻，其言论对党的实际发展影响有限。王明在此时期的言论，常常受到国民党打压和抨击，这也说明王明所在长江局开展工作面临着复杂和艰难的局面。总之，只有以详实的历史史实为基础来具体考察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主要言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考察其形成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其是非得失。
关键词：王明；长江局；统一战线；政治思想
1937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出于对“新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共产国际派遣久处苏联的王明回国。同年12月，在蒋介石的邀请之下[①], 王明赴武汉工作，并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至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长江局也随之撤销。长江局存在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关涉国共谈判、武汉会战等重要史实，贯通了中共党史上自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与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及政治文化的生成历程息息相关。
对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评价，开始于延安整风期间。1943年12月，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 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首次明确批评 “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②], 认为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和“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③]。但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抗战时期党的历史问题作出评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内战时期王明 “左倾”错误进行了明确的定性批判，但未提及抗战时期的王明问题，说明全党范围内没有就抗 战时期王明问题形成公开书面决议[④]。2002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将对王明的评价从“右倾投降主义”修改为“右倾错误”，且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⑤]。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史学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突破，尤以郭德宏、杨奎松、田子渝三位学者为代表。其中郭德宏的《王明年谱》收集了长江局时期与王明有关的电报、报刊及部分回忆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继续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⑥]；杨奎松及田子渝两位学者则基于档案资料，还原国共谈判中王明言行的历史逻辑，认为王明与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原则问题上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策略上存在分歧[⑦]。日本学者田中仁曾于 1996年编撰《王明著作目录》，对王明著作的发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⑧]。近年来，部分研究还对这一时期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态度、长江局时期王明言论对地方游击战争开展的具体影响、王明主持的长江局所做的宣传和动员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均有一定的学术意义[⑨]。但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在强调军事政治史层面的考论时，往往将王明与中共中央作为持既有观点的两个主体，强调比较二者观点的异同；部分研究或将王明个体与长江局集体混为一谈，对于具体历史过程呈现得不足。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综合利用档案、报刊、电报等各类一手史料，辩证审视有关回忆性材料，细致考察1943年12月《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提出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四种表现形成的具体历史情状，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 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历史语境
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对于王明观点的影响，以及王明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异同，基本上澄清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等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结合 1937年底至 1938年下半年整体政治形势的变动，具体考察王明核心观点的言说逻辑。
王明强调统一战线是他贯彻1935年共产国际要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八一宣言》发表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很长时间内，国民党对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王明 1937年3月在《团结救国论》、 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等文章中仍主要对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及消极抗战政策大加抨击，高度称赞中共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事迹[⑩]。其态度还被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批评为“有点儿乐观”。季米特洛夫强调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将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11]。可见，当时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国共合作及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抵制统一战线的态度有着清醒的判断。他们认识到，除非中共做出一定的让步，否则不可能实现国共统一战线的局面。所以，在十二月政治 局会议上，王明对统一战线的期许降低了很多，更倾向于从改善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从而劝服国民党加强合作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王明的核心提法是在共 产国际指导下，借鉴法国、西班牙“人民阵线”相关经验，提出“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并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国统一”的国家军队[12]。从整个报告来看，提出“五个统一”的核心目标是争取将国民 党拉入统一战线，使得中共的军队获得与国民党军队同样的武装供给，而不是将军队交给国民党。 当然，王明口头发言的部分提法较为偏激，并未顾及党内会议的场合及对象，且其自命以“国际口吻出现”[13], 损害了党内干部所具有的自尊心。不过王明的报告大纲总体上被与会政治局成员 所肯定。毛泽东也表示“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14]。同月 17 日，周恩来 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中，肯定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 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指挥、 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补给、统一作战计划”是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条件之一[15]。谢觉哉在同青抗团谈话时，也提出了“目前是‘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目的是在怎样使整个青 抗发展、有工作，指导团员进步，而不是与其他团员立异。因此，特殊的誓约是不需要的，恐反因此招来不好”[16]。足见相关政策精神总体上为党内高层所接受，经中央政治局审定后，这次会议内容的大纲逐步传达到华北、华中等地[17]。在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特别担心提出过高的要求可能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形成，实际上是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表面上让步，逼迫国民党放弃反共的姿态，争取其同意国共合作。这显然是一种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策略。
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鼓励国民党积极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月31日，王明在与蒋介石等进行第二次会面之后，便感受到“大多数国民党政军领袖及干部对自力更生信心不足，以致将中心希望放在某国出兵方面，因此对守卫武汉及继续持久战之各项具体工作拖延不办”[18]。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也在日记中提及，其时国统区整体社会氛围极为消沉：“今军事一糟至此，宣乎外交完全陷于僵局也。军事既失败，外交局面又不利至此，中华民族其将一任日人之宰割乎！”[19]这一氛围下更需要呼吁积极抗战的声音。如王明在公开言论中强调“对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抗日救国团结问题：信仰自由和各党派不能取消而应并存合作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层真理”亦应为“国民党的贤明远见领袖和绝大多数干部党员等所共信”[20]；毛泽东也提出“让我们特别向我们的民族领袖、抗战统帅蒋委员长致敬礼，因为他领导全国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发动了并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21]。陆定一也在文章中写道：“每个军人、每个游击队员和自卫队员，都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要以自己的血和肉，来拥护我国民政府，拥护抗战领袖蒋委员长。”[22]通过“拉”的方式推动蒋介石积极参加抗战，是当时中共党内公开言论的普遍视角之一。这些做法释放出国共合作的诚意，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国民党参加抗战的顾虑。
长江局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率先倡导积极团结抗战，可以使得中共占据当时政治道义的高地，极大地提升中共在全国民众、政治党派及社会团体中的正面形象，赢得人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从而扩大了中共的群众和社会基础。郭沫若回国后对广州、武汉的情形极感失望，认为一切都是“包而不办、办而无法”，而且还在“粉饰太平”[23]；现代作家吴组缃甚至因“所见的现象大半是属于不好的一方面”，已不愿动笔写稿[24]；时为小学教员的乔秋远也在日记中写道：“当前需要的是抗日救亡，得到切实的实惠、利益。……哪个得到抗日领导权，哪个给人民切实的福利，哪个就有最后的胜利”[25]。王明注意到这一整体社会风气的特点，其相关提法与自下而上的思想情绪交相呼应。王明强调要将这些广泛的“潜势力”转化为抗战力量，“将国共两党以外其它一切真正抗日救国的党派，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26]。 王明在说服郭沫若参与统一战线工作时谈到：“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 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撄（原文如此）。……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27]，相当看重社会宣传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争取一切可能的空间和机会。其时不少民主人士对国内真正未能实现团结抗战颇感失望，中共所传递的声音对改变他们对中共的印象发挥了一定作用。王明很多演说及文章虽然空泛，但总体上传递的是一种“唯干”的主观意志，体现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另一方面，王明提出的“两个一切”及“五个统一”（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增至 “七个统一”）， 也与国共谈判中的情势有关，体现了对国民党承担抗战责任的督促。抗战主导权根本上由军事实力所决定，中共作为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只能采取近乎建议的形式，做“柔性”的争取，这又属于“推”的一面。对此，中共中央和王明均有一定的共识。王明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称“蒋及其左右不愿我们扩大部队、扩大领土，也不愿发枪加钱”[28]。时在武汉的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也在回忆中提及，“苏联和西欧直接援助的物资和武器几乎都被国民党方面所垄断，基本没有流向中共手中……明知如此，这时期的中共却通过一种‘展示’，表示自己也收到了这些资源，以此来挽救国民党的颜面”[29]。这表明中共在做出较大让步后所能获得的军事和政治空间仍然十分有限。“两个一切”及“五个统一”将抗日提到至高地位，强调“各党各派”均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实则含有对国民党的规制之意[30]。王明指出，部分社会团体忽视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把其它问题与抗日问题并列或对立，以致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把抗日问题看得比其它问题为次要，以致引起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摩擦或裂痕”[31], 其隐含批评的对象应有所指。针对国民党在书报检查、制造摩擦和拒绝供给等方面的表现，王明、周恩来和博古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中，明确强化了“七个统一”原则中规制和约束国民党的侧面，强调“对任何部队不能有任何歧视现象，对前线一切部队的给养薪饷待遇等，力求一律；对前线一切部队的人力和武装补充力求公允”[32]。在国共交涉中，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也多次致电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希望能争取经费[33], 王明等人则为之做了一定努力[34]。这些都证明了王明的这一提法具有针对特殊政治形势的内涵。
这一争取策略在王明指导下的《新华日报》上也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报除了正面宣传蒋介石等政府官员表示抗战决心的内容之外，亦不乏对国民党依然沿袭保甲、征兵和书报查禁制度的批评[35], 虽未将矛头直指国民政府高层，但认为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团体未能坚持“两个一切”的原则[36]。同时，《新华日报》还通过刊发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几个“一切”原则表现的报道，从正面陈述中共已进行的努力[37]。“在别人的意见中（哪怕这些意见不是完全对的）增加一点自己正确意见的成份，能使别人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正确的主张”[38], 即采取相对委婉但却是迫不得已的陈述方式。 一“推”一“拉”，也是特殊环境中发表公开言论的策略之一。
以王明为代表的长江局在国共谈判中需要进一步处理和阐述的是国共合作的形式、方法问题，这一方面，其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并无大的分歧。在2月6 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上，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人认为国共合作具体方案是建立“民族革命联盟”（这最初是共产国际的要求[39], 在王明等人的阐述中，也隐含着对国民党“溶共”“一党专政”的否定，以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40]) 。在提交国民党临全大会建议书问题上，王明从统一战线组织方式、健全民意机关和动员组织民众3个方面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对具体形式的表述却较为模糊，称“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41], 语辞谦卑、行文仓猝，似因顾忌过多并未展开，客观上未能完整传达中共的立场态度。王明在3月11日写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对相关问题做了补充，进一步重申应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42]。中共中央所撰写的建议书中也肯定了这一点[43], 进一步要求地方党组织争取“民族革命联盟”这一合作形式[44]。
在部分问题上，相比于中共中央，位于国共谈判前线的长江局在国共合作的尺度上收得更紧，这与国民党的态度有关。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一直以国际形势的变化为转移，其一度认为日苏开战在即，对内并未决心切实改善与中共的关系，而是一直视之为“后患”[45]。自4月起，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再度恶化。国民党宣传机关加大了查禁进步书刊的力度[46], 阻挠中共和进步团体举办各类活动[47]; 地方上，国共之间围绕军事、民运工作产生的摩擦逐渐增加[48]。 这直接影响了长江局工作的开展。4月1日，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并未提及国共合作等问题，仅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置于“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49]。针对之，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相对谨慎地认为，“此纲领同时作为战后建国纲领则不仅与共产党所希望者相去甚远，即对三民主义实现方式亦大感不足”[50], 主张对国民党相关问题加以批判。这体现出王明对国民党“防共”“限共”的政治形势有一定的感知和警惕。
由此可见，王明关于国共合作原则、形式及方法的核心观点与中共中央总体一致，其提出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既是共产国际的要求，也有着具体的语境，包含了对国民党抗战的争取和敦促，体现了既合作又讲求一定斗争策略的基本取向。“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总的方向为中共中央所认可，但部分提法不仅存在不周全的问题，而且缺乏“内外有别”的意识，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问题认识不够。
二、“保卫大武汉”并非王明最先提出
传统说法认为王明最早提出“保卫大武汉”，体现了一种附和国民党、盲目乐观的“速胜”情绪。考诸历史脉络，王明对保卫武汉的重视确受国民党“第三期作战”思路的影响，但“保卫大武汉”这一提法并非王明最早提出，其将视角聚焦至保卫武汉有一个过程，不可忽视其关于这一提法的完整叙述。这一提法在国统区现实社会环境中也具有部分必要性。
宣传“保卫大武汉”是坚持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到底的战略要求。南京沦陷后，东南沿海基本为日军侵占，华中成为日军下一步的直接侵略目标，武汉作为当时全国的军事外交中心，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需要举国保护。所以，在南京刚刚陷落的1937年 12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就拟定了“第三期作战计划”，提出“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51]。这一方针对“游击战”有所认识，但又主张在武汉附近的“新阵地”与敌决战，认为“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52], 主张将防卫沿江、沿河的津浦、道清路作为“第三期作战”的重点，且未料及扼守津浦路核心的徐州会因“料敌错误”而沦陷[53], 故国民党机关尚未大规模宣传保卫武汉。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与国民党“第三期作战”强调的大体方向相似，但最开始提出的是“首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巩固江防，保卫武汉”[54],其中，华北和东南持久战是一项重要的前置条件。真正直接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应为周恩来，他在 1938年1月7日写作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提出：“要动员大江南北的群众，参加这一保卫大武汉的计划”，明确将“保卫大武汉”作为战略重心[55]。随后《新华日报》等报纸便大量刊发宣传“保卫大武汉”的社论及报道，叶剑英、郭沫若、董必武、孟庆树等都曾专门刊文阐释“保卫武汉”的原因，守备武汉成为主要目标[56]。与之同时，中共力量指导下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活动[57]。
宣传“保卫大武汉”也是鼓舞群众、树立中国顽强不屈的形象，争取国内和国际一切积极力量以坚持抗战的需要。实际上，同一时期世界抗战形势一度处于低潮，西班牙、法国在艰苦鏖战，而英美等国仍采取观望态度，东方中国的抗战表现就更加备受关注，“保卫武汉”也成为了世界性话题。援引1936年西班牙人民阵线保卫马德里的事迹，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潮流联系起来，以鼓舞抗战情绪、赋予国际意义，是当时中国舆论界的普遍做法。在中共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资历颇深的董必武最先将武汉与西班牙马德里进行类比，号召“一切武汉的民众团体，都应当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重新动员起来。……我们武汉的民众应使武汉成为中国的玛德里”[58]。 鉴于彼时国民党对于抗战的摇摆态度，从宣传的角度而言，这些提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7月7 日，中共中央正式致电西班牙共产党：“你们的胜利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是西班牙全体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民主的与和平的力量的胜利！……今天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着反对共同的敌人，希望明天我们更能够手携着手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建设起两个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59]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也以“保卫大武汉”作为号召，称“适将与保卫马德里东西辉映，先后媲美”[60], 体现出时人普遍的国际视野。
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毛泽东也积极支持保卫武汉，并对保卫武汉问题做出擘画，提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61]。2 月23 日，毛泽东、任弼时在致八路军及长江局领导人电报中提出，日军“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62], 肯定了保卫武汉、西北的重要性，鉴于山西的危急形势，认为潼关所遭威胁更大。但就中共自身军事力量的开展而言，毛泽东明确认识到不能直接正面与敌人鏖战，如果武汉失守，八路军仍应有坚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如山西、鄂豫皖等[63], 警惕陷入被包围的危险。
王明对于全国军事形势及发展的预判和毛泽东的倾向基本一致。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提出，“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64], 其也认为“保卫武汉”并非孤守一城，而是离不开周围战略区的防卫，并进一步假设了武汉抗战的结果：“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之下，我们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65]不同于部分言论所举“大反攻”的提法，王明也强调“在军事上，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和开端的，敌人的损失和消耗，还不过是部份的。不仅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大决战还在将来，就是敌人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也还未完全被打破，我国在第二期抗战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也还未完全消除”[66]。这与毛泽东的思考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缺乏结合现实的具体阐释，且未着重讨论中共自身生存及国共双方军事配合等问题。
尽管毛泽东、王明在上述问题的认知上存在细微的差异，但面对紧迫的抗战形势，他们很快在主要方向上达成了总体一致。徐州沦陷前夕，国民党内部以周佛海等为代表的主和派对抗战前景心生动摇，“抗战必亡”的论调再度甚嚣尘上。对此，中共高层干部在鼓舞国民党继续抗战、纾解徐州沦陷后消极情绪上存在共识。5月13日，毛泽东针对大公报提出“准决战”的说法，强调“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67]。5月15日，王明、周恩来及博古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不惜任何牺牲坚守汉口……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68]。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中，王明等已经完全将目标锁定于保卫武汉之上，认为保卫武汉关乎“第三期抗战中的军事和政治有关的问题，是整个第三期抗战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和中心环节”，重点是消灭豫皖地区的敌军[69]。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等人所处的特殊环境，使其部分言论更多带有即时性，难以完全体现周全的一面，“保卫大武汉”提法的广泛宣传，本身也带有一定逼蒋抗日的意味。同年六至七月，国民党高层已考虑在武汉附近与敌决战，明确指出“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70]。 7月初，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开始直接使用“保卫大武汉”的提法[71], 国民党军官万耀煌也在日记中记录，对“七月初提出保卫大武汉之口号”印象深刻[72]。在“保卫大武汉”的号召下，社会群众逐步从悲观情绪中走出，这些都离不开中共方面舆论宣传的推动作用。
当“保卫大武汉”的声音压倒一切时，毛泽东就长远战略进一步做出思考，指出“保卫武汉”之外，还要“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73]。此时毛泽东明确了战略意义上持久抗战的主张：“中国的玛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玛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玛德 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上动员”[74], 具有和长江局及华北干部群体言论对话的意味。7月底后，国民党通过决战以保卫武汉的意图亦逐渐淡漠，蒋介石提出“封锁长江马当下游”，以攻求守，更多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变动之上[75]。此时，中共中央便果断指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群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76], 对敌后游击和群众工作的重视进一步凸显。
由此可见，“保卫大武汉”的提法在党内被普遍使用，各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受现实形势变动的影响。王明等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较早举出“保卫武汉”的旗帜，有助于抵制国民党内部“求和派”的主张，鼓舞全社会的抗战情绪。毛泽东也对保卫武汉给予了一定支持，并根据全国形势和八路军作战实践，逐步进行了灵活调整。从保卫武汉到以持久抗战为基点进行宣传和布置，在党内逐步形成了共识。
三、王明视域中的“正规战”与“游击战”
从军事主张方面看，长江局时期王明谈论“正规战”与“游击战”的语境多指中国整体军事形势安排，即国民党主力部队如何运用的问题。王明对游击战争的理论认知尚未上升到系统的高度，但这也是当时中共党内普遍的思想状态。王明本人的经历和身份造成其对中共自身的军事活动思考过少，在战略方向判断上与毛泽东存在差异。
王明主要是从全国军事形势和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角度，笼统谈论正规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关系。在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称：“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77]。王明在武汉大学向广西学生军演讲时，再次提出“其实单有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78]。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明确说明，就“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而言，“不仅是为的使我们党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共同的了解，而且是为的使我们这些意见能提供国民党同志和国民政府当局以及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和全体爱国同胞作为讨论和实行的参考材料”，由此，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主要针对的是以国民党部队为代表的军事力量：“第二期抗战中，大部份（原文如此）在山西和山东河南等战线上的我国部队，也都开始在采取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在江浙皖各地，我军和地方人民武装也开始比较广泛的采用游击战术”[79]。
这一提法基本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相关认识在当时党内普遍存在。毛泽东、张闻天起草的致国民党临全大会建议书也提出，需要“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80]。从全国总体军事方针出发谈论这一问题时，中共党内干部多持类似表述。如周恩来认为“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游击战争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81]。叶剑英也强调“游击战争只有和正规作战配合起来，才有意义。……只有强化我们正规军的战斗力，只有无限制的建立我们坚强的正规军，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才能消灭敌军”[82]。 叶剑英等提法明显带有将中共自身定位为游击战的承担者、正规军的赞助者，并吁求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和建设正规军之意，在当时政治形势中有其特殊意义。毛泽东于同一时期（1938年5月前后）写作的《论持久战》，首次系统论述了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明确指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83], 此后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中再次肯定了“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84]。
长江局创办的《新华日报》也有不少对游击战辅助作用的宣传，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现八路军抗战的价值和意义。如《新华日报》社论谈到，虽然“游击战只能成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战术”， 但“不论正规军派出的支队，或战区的武装民众，今天都有必要，负起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的责任。”[85]此时中共党内尚无对游击战争的完整定义和阐释，谈论游击战的篇目主要借用的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游击战术的论述[86], 部分文章的阐释则借用了蒋介石关于“游击战争”的提法[87], 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思想状态，也可能是实力相对弱势时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
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方面，王明所代表的长江局干部与毛泽东之间，主要在对中共战略展开的重点方向及国共关系处理方式的判断上存在差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认为“各地区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88], 这后来被批评为王明“投降错误”的鲜明体现。实际上，长江局主要领导人共同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的具体做法与该提法有一定差异。1938年1月，针对鄂豫边特委部队改编问题，王明、博古并不赞成原豫南抗日军独立团接受国民党军张钫的改编，而是强调“部队问题最好能留原地发展，并就已有之张钫关系求得补给，万一情况不许，只能开一部分部队参加作战……对反动势力的进攻，应采取积极的办法”[89]。自1938年上半年起，王明、周恩来及博古曾要求中央派干部到华中地区组织战争[90], 针对华东、华南等地“关门主义”仍比较突出的现象，主张大规模发展党组织[91]。对之，中共中央给予了一定支持[92], 但强调干部、款项等问题需要自行解决[93]。这些地区需要和国民党部队竞争生存空间，环境尤为复杂，中共经常陷入自我发展与国民党限制的困境之中——由董必武、方毅等民运干部主持的七里坪、汤池训练班，虽然在做好国民党地方官员工作的基础上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但很快为国民党高层所压制[9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发言中看似矛盾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蒋统治区域内不允许组织游击战争，只允许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95]。一方面，王明理想化地认为需要发展武汉周围的战略区，以增强抗战力量；另一方面，又需防止过分刺激国民党，对八路军南下保持谨慎态度[96]。总的来看，华中、华东地区游击战争和党的基础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受到较多限制。
相比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华北沦为敌后所带来的战略机遇，结合地方党组织的反馈及实际发展需要，强调坚持华北游击战争[97], 这也被事实证明更具有可行性。基于对华北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保卫武汉”等问题保持了更为灵活机动的态度。1938年5 月八路军在华北平原地区的战略展开，更坚定了毛泽东关于通过充分发动民众，“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判断[98], 其对游击战的认知亦逐步从“战术”发展为“战略问题”[99]。不过，出于对八路军被封锁于黄河以北危险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也强调要在“适当时机”南进豫皖苏鲁一带发展[100]。密切关注形势变动、忧患意识强烈，强调多手准备、事先措置，这是王明所未具备的，也是双方思维方式明显的差异所在。
长江局方面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运动防御战与平原游击战”的主张[101],并于7—8月间进一步敦促鄂豫皖地区游击运动的发展，但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将着眼点放于华中、华东地区，且主要局限于谈论国民党军利用正规军开展“游击”。王明在和周恩来、博古所拟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中，认为全国军事布局应“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一带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抽一部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人后方游击战争”[102]。直至8月1日，王明、周恩来和博古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派军事干部到南方发展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不得已时，“请抽给北方及山东干部”到鄂豫皖地区发展游击运动[103]。此时日军已推进至皖西、赣北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处于拉锯状态，发展空间仍较狭小。
可以看出，王明对于中共在变动形势中如何保持自身生存发展的认知存在不足，未能捕捉变动形势中的短暂机遇，忽视了发动民众可能带来的力量，根本上体现了时局和环境之限制。
四、王明与中共中央之沟通情况
关于长江局时期王明组织方面的错误，学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在以电报等方式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沟通时，表现出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平起平坐的姿态；第二，王明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表文章和讲话；第三，王明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关事实的确存在，其历史背景和具体经过需要回归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细致考察。
第一，1937年底至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长江局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104], 不少具有平起平坐，甚至先斩后奏的色彩，很少请示汇报，相关电报均为陈述既成决定而非征求对方意见[105]。如在谈及应对三青团问题等事务时，称“现拟根据下项方针进行，如你们复电同意，即用中央、用恩来名义送给蒋，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公布此函”[106]。在陈述工作人员缺乏时，要求“务必迅速将我们前此数电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派来，并派几个能负责独立工作且能帮助长江局本身工作的人来”[107], 折射出王明以自身为主导、傲视延安方面的主观意识。从电报文字来看，王明为首的长江局的做法确有违政治规矩，但这有当时的特殊背景。
其一，王明的身份特殊。王明回国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主要政策接受后者的指导，王明这一身份亦赋予其在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这也是1937年12月会议中央政治局成员全体听取王明作大会报告的原因）。此时，王明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得到了党内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在迎接王明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谈到：“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108]。同时身处延安的何松也以钦佩的心情写道：“短小精干的王明同志接着跳上台来，他黑色长长的皮靴，黑色的俄国装束，黑色的头发，配上由于兴奋而微红的白晰（原文如此）圆长的面孔，这就是被千百万人敬仰着、爱戴着的领袖。”[109]党内普遍流行着向往和崇敬苏联的氛围，也投射至对王明的印象上。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主要是为了帮助中共实施统一战线新策略，对王明在统战、宣传方面的能力较为信任。王明长期留苏的经历使其深受苏联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决定了其尊崇共产国际政策及指示的基本态度。
其二，当时中共中央尚未形成成熟的核心，甚至没有总书记的职位，集体领导的色彩浓厚。1938年2月，一位记者采访张闻天时称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此，张闻天特地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公开说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110]。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布得较为分散，在武汉长江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差不多，在延安有毛泽东、陈云、张闻天、康生、李维汉，在长江局有周恩来、博古、王明以及东南局项英，在新疆、中原局、北方局的成员有邓发、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在苏联的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的特殊身份以及在长江局和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几乎相等，使得王明给中央的电报有隔空开会、自由探讨的感觉。
其三，在当时紧张的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普遍对于职位之高低没有明显争论。同一时期中共党内电文往来语言并无一定之规，年龄相近、革命经历相仿的干部之间所用的称谓和通讯均富有平等、灵活的特点。且各地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地方负责干部自主决定部分问题在一定程度内是被许可的。因为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规矩，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延安中共中央成员的沟通方式，还未被视为严重的违背政治纪律问题，直到1938年9月底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之后，毛泽东在党的决策中的领袖地位才得以明确。不过仍需指出，长江局时期，王明与延安的沟通在具体形式上还是多有不周。比如，有时不与其他书记处成员商量，便将自我意见代替为集体意志，以王明为首署名的电文带有居高临下的领导口吻等等。
王明长江局时期错误的第二个表现，则是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文章、讲话、电报、文件等。其中，王明不经中央同意就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提议书，是这方面重要的事件之一。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初步确定于 1938年3月29 日召开[111], 王明于3月1日便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等中央答复便于24日送交国民党[112]。毛泽东、张闻天认为该建议书不尽合适，遂于25日复电长江局，给出另行起草的建议书，但直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长江局方回电称，“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113]。彼时延安与武汉之间电文往还的时间少则三天，加上商讨后回复的时间，长则达六七日[114], 由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在即，王明等人可能难以预判这一过程所需时间，遂匆忙提交建议书。另一方面，和此后各党在法理上平等参与的国民参政会性质不同，此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为该党自身的党内会议，故王明等人更倾向于采取提建议而非提要求的方式，其中也隐含着对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期待。王明所写的建议书主要提及三个方面，但阐述都比较模棱、涉及范围不够全面，未关注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且使用“敝党”与“贵党”的称呼，沿袭了传统公文的方式。相较而言，毛泽东等所起草的另一版本强调持久战和游击战，明确合作方式为民族解放同盟，更注重战术、军队等实际内容，对如何改善政治机构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涵盖军事、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诸方面。这体现出双方应对此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由于党外和党内文件所面临的对象、环境之不同，如何在推动国共合作的 同时以合适的方式表达中共的立场，对政治艺术有着较高要求。
此外，部分问题上，王明为代表的长江局被认为频频“自作主张”，亦在此后整风运动中被激烈批评。例如，王明在借用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后，方才附上文章电告中央，甚至对政治局会议及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及议程均提出了要求，并自作主张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作为党内文件加以发表。就实际影响而言，部分举措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如王明借用名义写作《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主要针对同时期国民党《扫荡报》《武汉日报》激烈的反共言论，王明称这篇谈话发表后发挥了相当的效果：“蒋在理论上受了一个打击，说扫荡、武汉日报的言论他不能负责”“现在各处都取消了一个政党的口号”[115]。多年后，毛泽东在谈话中也肯定了这一做法有一定的作用，“当时蒋介石要封我们武汉的报纸，封《新华日报》，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顶了一家伙，蒋介石不封了”[116]。
第三，关于王明拒绝刊发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法最早源自毛泽东为 1941年10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准备的讲话大纲，其中，毛泽东批评了王明“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这一做法[117]。王明对于直接刊发这篇文章持消极态度，既与其个人观点有关，也受到多重现实因素的影响。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最早于7月1日刊发于《解放》，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载，据一般回忆称，“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118]。实际上，《新华日报》对毛泽东《论持久战》有一定的宣传，并非对该文无所关注。7月17日，《新华日报》刊载通告，称将要出版“新群丛书第15种”，其中便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19], 此后陆续共刊登广告 37次[120]。《新华日报》自成立始，也对毛泽东抗战言论的文章或书籍进行了不少介绍，包括《毛泽东抗战言论选》《团结救国问题》《毛泽东自传》等，但刊登完整文章较少。有关毛泽东的宣传报道自1938年6月起逐渐增多，6月21日，《新华日报》以两个完整版面刊载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已基本提出游击战、根据地和正规军三者的紧密关系，指出发展“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之重要性[121]。这篇文章和《论持久战》观点有很大的接近性。截至 1938年9月初，《新华日报》总共刊载关于毛泽东文章论著的广告至少有54次、文章3篇、照片3 张[122]。
在刊编的技术问题之外，《新华日报》未发表《论持久战》主要与当时国统区的政治环境、武汉会战的现实形势有关。此时正处于武汉会战的关键阶段，需要配合现实战局宣传积极抗战的意义，以鼓舞士气。在武汉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7月5日，蒋介石电告程潜，“现值青纱帐起，正游击最好时期，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123]。王明等认识到，在此关头社会宣传总体上仍应以积极应战为主要基调，这与其暂时搁置了文章发表应有一定的关联。
此外，毛泽东写作的《论持久战》高度强调了中国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也提及对国际援助问题的思考：“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中国有进步与大国的条件，能够拖延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124], 这与国民党“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截然不同。但王明等可能认为在此关头继续宣传“持久战”，容易引起附和国民党相关论调的误解；且囿于斯大林希望拖住国民党抗战的对华政策，王明等在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上更加谨小慎微，表示苏联难以直接援助延安[125]——这体现了他们对毛泽东观点的误读。此后1941年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解释并非对“持久战”和“游击战”问题有不同意见，而是“只有两点不同意见：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126]。
对于长江局时期的这些做法，王明在此后1941年10月会议上做了一定的辩解[127], 但并未真正反思对待中共中央的态度及拒发《论持久战》的错误，影响了健康的组织风气的形成。这些做法，体现了长江局时期特殊的党内政治格局及尚未定型的政治生态，同时也与王明的个人性格和作风有关。
五、王明的言论发表及党内外影响
诸多回忆录都提及，长江局时期“王明路线”影响至全国各地，因是事后回顾，所言多泛指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关于新政策的整体思想状态。回归历史语境，王明言论的传播范围及具体影响，仍需结合当时的历史材料加以考察。
王明出版发表的著述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为同时期中共党内所罕见[128]。在长江局设立不到一年时间，王明写作了14篇文章，发表于《新华日报》《群众》等多种报纸之上，其中尤以《挽救时局的关键》《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及 《陈绍禹同志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刊发次数最多。《新华日报》和《群众》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出版的大型报刊之一，有着广泛的社会受众，前者最盛时发行量达 5万份，后者则达2万份[129]。1938年1—8月间，《新华日报》刊登王明写作的文章正文共11篇，介绍其单行本或文章的广告共24次，个人照片共3张（1张单人照、2张合影），引述其观点的文章或报道共18篇。彼时发行的书册中，也刊载有不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王明文章并非全部被置于编排目录的最前列，但被收录的总数相对较多，在部分书册中则占主要比重[130]。
王明在共产国际时期和长江局时期分别撰写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前后观点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不少单行本和书册中仍加以收录，同时观照之下，部分言论或显得有些“自相矛盾”——这形成了一种驳杂的舆论场。如 1938年1月出版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中收录《中国共产党在现时环境中的任务》，便由王明于1937年9月写作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删减而成，其中充分高扬中共的政治形象及共产主义理想，并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国民党种种弊病加以批判，和此后的言论风格差异较大，更体现出战斗性的一面：“在国民革命军底一切部队中组织自己的党员和忠诚的革命份子，以便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巩固革命的军事纪律，表示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底模范。……共产党员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而且经常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始终是忠实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131]这一篇目还广泛收录于1938年出版的《抗日救国政策》《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救国指南》中。类似表述在王明 1937年写作的《团结救国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中也鲜明体现出来，并在长江局时期出版的书册中多有辑录。继续刊载国共合作以前的王明文章，“在个别地方，不免有点算旧账之嫌”[132]，这也增加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性。
这一时期王明言论的出版产生了多重影响。就党内舆论宣传而言，王明的论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王明在共产国际时期对于统一战线作用、意义的概述，仍与长江局时期关于国共合作的提法相互接榫，向社会呈现出主张合作的一面。面对社会上污蔑中共“假合作、真专政”的声音，周恩来便引用了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6年7月发表、1938年 1月出版中文单行本）中有关“民主共和国”前途的观点，以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态度[133]。另一方面，1938年夏季之后，随着国共摩擦逐渐加剧，王明早期论述统一战线文章中强调党的“独立性”之一面被充分借用。1938年7月，杨放之针对国民党查禁救亡书报杂志、取缔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工作人员等做法，便引述王明《日本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中强调民众动员的内容，对国民党加以批判[134]。
由于王明所述多为极宽泛和抽象的框架性主张，抽离语境来看，极易引发误解，不少地方党组织将王明所撰文章视为中央精神，用以指导工作的开展，这在客观上对于探索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王明的相关话语有着相当大的阐释空间，基层党组织在接受王明的相关提法时，往往有着基于各地情势的具体阐释，并非亦步亦趋。
在长江局直接领导的华中、华东地区，传统被认为“唯长江局精神是从”的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各项决策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很早便提出“平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争”[135]，因赣浙皖等地顽固势力较强，其在1938年上半年长期怀疑“上层统战”的可行性[136]，至5月份方肯定“城市及大平原地区发展”之重要[137]。项英在此后对国共关系的认知及处理可能受到王明相关提法的影响，亦与复杂的现实因素有关。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曾山、黄道、涂振农在《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中提及“我们完全同意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同志的意见，但为的与整个第三期抗战的任务取得配合……我们认为在江西方面军事上必须采取下面一些新的有效的办法”，主要从王明等言论中引申出对动员民众和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视[138]。河南省委朱理治吸收了长江局关于统一战线的提法，并参照地方情况、发挥了一定的主动性。朱理治在甫到河南省委之后，对长江局的成立表示高度兴奋：“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二十八军情形完全不清楚，同时也不知道已经成立了长江局，更没有能梦想到竟有这样的强大的长江局，并有这样好领袖来直接领导我们！”[139]由于河南并未迅速沦为敌后，当地各方势力并存的局面造成了中共游击运动开展的困难，不过地方党组织也在探寻可能的空间：朱理治在 1938年7月的报告中称，豫东地区有两个国民党专员表现较好，可以通过统一战线推动工作，并批评部分同志不理解统战工作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意义[140]。但河南省委也并未忽视游击战——与此同时，朱理治又从王明等撰写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出发，着重关注其中增加“游击战争的军政人才”的观点，主张发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141], 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42]。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对王明等指示抱有相当尊重，但也有着不少困惑：“我们仅仅指出应建立统一军队，而没有亦不能象中央这样具体地指出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 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143], 当地国共合作的现况依然不甚乐观，具体执行更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
在华北，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党的总体方针，各类地方文件不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相关表述[144], 但具体传达和诠释不尽相同。八路军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回忆称，十二月会议上听到王明讲话，觉得“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此后是按照中央书记处所拟大纲传达的，其中补充了“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内容[145]。彭真、邓小平和黄克诚等军事干部对十二月会议的部分提法存在疑虑，并在小范围内进一步强调了争取领导权问题[146]。李雪峰则认为十二月会议后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群众斗争相当沉寂”，有的地方“仍存在‘左’倾关门主义”[147]。一些军队和地方负责人在最初接受统一战线政策时对如何执行感到相当困惑。如陈赓在听到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之后，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也一度造成了战斗中的失机[148]。总的来看，八路军把握了国民党军撤退后华北相对有利的形势，取得了较大发展。足见王明的言论在具体落地时所呈现的不同面貌，故对其实际影响更需具体看待。
王明发表的文章不乏对国民党缺点的批评，故而也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非难。他们认为以王明为代表的言说，是主观的历史发展逻辑压倒了事实逻辑，即无论国民党如何抗战，终将被历史发展逻辑所取代，这令他们难以接受[149]。他们还认为事实逻辑和历史发展逻辑的并行发展缺乏可能性，现实中仍然需要面对国共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竞争，由此批评王明所言不过“面子上是一回事，里子上又是一回事”[150], 并指责王明敦促国民党抗战等言论是一味的片面要求。这些论调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在实力不平等基础上的傲慢[151]。收录王明文章的书刊成为国民党书报查禁政策的主要对象。至1938年3月，武汉当地被国民党查禁、取缔的书刊就已达36种，其中包括刊载有王明文章的《群众》第7期、《抗战言论集》、《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抗日救国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152],至4月，上述收录王明归国前文章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也被国民党以“为红军共产党政策、苏维埃制度作宣传，对于本党政府且有诋毁之处”的理由查禁[153]。由于汇编共产国际七大以来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有关抗战统一战线认识的文章，是这类出版书册的普遍做法[154], 故都遭到了严重打击。1938年3-4月，辑录了毛泽东文章的《抗战必胜论》《关于一党专政》《毛泽东的言论集》《民族革命之路》《毛泽东论文集》也遭到查禁，均被国民党污蔑为宣传红军苏维埃政策、“诋毁”“本党政府领袖”[155], 体现出其时艰难的整体舆论环境。
但国民党发展的现状也令部分国民党党员和社会人士感到失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王明所提的建议，并对国民党自我改革抱有一定期待，认为“国民党不必惧怕各党各派，但是必须自我批评，彻底觉悟，切实负责”[156]。《青年向导》连载了对王明等所写《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的评价，态度相对公允，基本上肯定了该文的主要内容，强调应批判借鉴苏联的经验，制定更符合战时需要的实际举措[157]。刊载有王明文章的小册子也引起了左翼进步青年的关注。时为广东“抗先”成员的杜襟南在 1938年2月便读到王明《抗日救国政策》和《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感慨其中“攻击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话很多，难怪他们要禁了”[158], 说明王明 言论所传达的基本意向与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存在相似之处。
综合观之，长江局时期王明的言论体量庞大、传播广泛，但产生的具体影响则有多种差异，这与各地具体情势、接受对象的不同立场和认知有关。各类回忆录多是从相关提法单独的语辞含义出发，进而对抗战初期地方上统战政策的执行偏差进行了反思批判。
结 语
总体来看，王明在1937年底至 1938年下半年长江局时期的言行逻辑，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内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互动，并与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在国共合作前途方式及保卫武汉、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上，无论是王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双方在一些提法上互相借鉴，在争取国共合作和坚持党的独立性方面存在共识。但王明对中共发展、军事策略等认识存在较大缺陷，在与中共中央的沟通过程中 则犯有相当的错误，需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考察。
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时期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多方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但与他内心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以及党的实际核心有关。尤其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没有明确中国党的领导核心、王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贯彻国共合作政策的背景下，六届四中全会后逐渐习惯于对全党发号施令的王明无疑将自己视为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代表，由此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摆在党的核心地位上。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习惯于揣摩共产国际和苏联意图来行事的王明缺乏成熟政治家的领导能力，具有明显的政治缺陷，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在进入抗战中期之后，面对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的局面，中共中央出于既维护统一战线、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开始反思长江局时期统一战线执行中的经验教训；而与王明有关经验教训的具体史实细节不为党内和学术界所细致考辨，这也是政治史研究所特有的重视定性判断（宽泛意义上的大历史研究）特点的必然结果。
（本文刊发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年第2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19ZDA0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蒙北京大学程美东教授给予的宝贵指导和重要帮助，对此深表感谢。
[①] 1937年 12 月 13 日政治局会议原本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但因蒋介石有电要王明去武汉，王明便留在武汉，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长江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 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及 决定事项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12 月28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1年版，第 77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435~436 页。
[②] 郭德宏：《关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概念的由来及毛泽东等人对它的批判》，《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2期。
[③] 《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 1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8卷（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2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5 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513 页。
[⑥] 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⑦]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59～68 页；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20 页；田子渝：《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⑧] 田中仁认为要对王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做出评价，“首先有必要对当时他的文章进行研究，并与那个阶段中共 的见解进行比较”。田中仁：『王明（陳紹禹）の抗日民族統一戦線論における若干の資料上の問題について』、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中国近現代経済史·学術座談会参加論文集』、大阪外国語大学1982年、第132 頁。
[⑨]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罗平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关问题再探讨》，《安徽史学》2019年第 4期；李东朗：《论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张万杰：《季米特洛夫与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卢毅：《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钟健：《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 史考察（1938—1942）》，《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李翔：《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 (1936—1941)》，《中共党史研究》 2022年第2期；岳奎、郭倩：《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岳奎、郭倩：《保卫大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民动员》，《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期；牟文鹏：《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中共中央党校 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⑩] 《团结救国论》（1937年3月），《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194页。
[1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441页。
[12] 郭德宏：《王明年谱》， 第351～352 页；《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1937年12 月9日）， 延边大学政治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时期）》（二），1976年印，第74页。
[1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 页。
[14]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15] 《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1937年12月17日），《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离骚出版社1938年版，第5~6页。
[16]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 页。
[17] 《赖传珠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彭德怀自述》，第226~227页。
[18]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 91 页。
[19] 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 (1937—1952)》（上）， 1937年1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印，第139 页。
[20]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解放》第36期，1938年5月1日，第12页。
[21] 《毛泽东在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解放》第33期，1938年 4月1日，第2页。
[22] 陆定一：《平汉线上胜利的意义》，《新华日报》第44期，1938年2月23日，第3版。
[23] 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24] 《吴组缃致胡风信》（1938年1月23日），吴泰昌、朱寒冬编：《吴组缃全集·书信日记序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25] 乔秋远：《于暗夜中找寻微光：乔秋远日记·家信集》，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 页。
[26] 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群众》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第60页。
[27] 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第19页。
[28]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29] 鹿地亘：『回想記：「抗日戦争」のなかで』、新日本出版社1982年、第189页。
[30] 毛泽东也在《抗日救国共同纲领》中指出：“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1937年9 月29 日），《毛泽东抗战言论集》，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第10页；《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1937年），《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31]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群众》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第57页。
[32]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新华日报》第165期，1938年6月15日，第3、4版。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729、731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第806页。
[35] 《改革保甲制度》，《新华日报》第173期，1938年7月3日，第1版。
[36] 吴敏：《抗战一年来的民众运动》，《新华日报》第177期，1938年7月7日，第8版。
[37] 立波：《从河北归来》，《新华日报》第70期，1938年3月21日，第4版。
[38] 吴敏：《青年苦闷的出路》，《新华日报》第21期，1938年1月31日，第3版。
[39] 《季米特洛夫日记》（1937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7卷，第472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第439页。
[41]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新华日报》第109期，1938年4月29日，第2版。
[42]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8页（按：写作时间为 1938年3月11日）。
[43]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1938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44]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给刘晓的指示》（1938年3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73页。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22日、1938年4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46] 《国民党内政部关于中宣部函嘱查禁王明〈抗日救国政策〉等反动刊物的密咨、湖北省政府密令、湖北省党部密函》（1938年4月 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历史档案，LS001-004-0516-0003。
[47] 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72~73页。
[48]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49] 《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3月29日），缪全吉编：《中国制宪史资料汇编》，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374页。
[50] 《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致中共中央书记处》（1938年4月22日），郭德宏：《王明年谱》， 第396~397页。
[51] 《军事委员会拟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重庆出版社 2016年版，第293页。
[52] 《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1938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713 页。
[53] 罗敏：《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
[54]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2页。
[55]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7日），《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第37页。
[56] 叶剑英：《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新华日报》第 2期，1938年1月12日，第2版；《郭沫若先生访问记》，《新华日报》第6期，1938年1月16日，第4版；孟庆树：《为什么要保卫武汉》，《妇女生活》第5卷第7期，1938年1月20日，第12页。
[57] 《保卫大武汉：文化界决扩大宣传》，《大公报（汉口版）》， 1938年1月16日，第4版；《保卫大武汉广播讲演》，《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2日，第4版。
[58] 董必武：《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1938年1月29日），《群众》第1卷第8期，1938年1月29日，第139 页。按：原文如此，“玛德里”今译“马德里”。
[59] 《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1938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35、537页。
[60] 《敌垂死之疯狂》，《申报》1938年6月25日，第1版。
[61] 《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页。
[62] 《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1938年2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26页。
[63] 《毛泽东关于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64]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2页。
[65]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3页。
[66] 陈绍禹：《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新华日报》第 87期，1938年4月7日，第4版。
[67] 《毛泽东关于不赞成〈大公报〉准决战论调给陈绍禹等的电报》（1938年 5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293页。
[68] 《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1938年5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752 页。
[69]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新华日报》第165期，1938年6月15日，第3版。
[70] 陈诚：《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民国二十七年抗战周年纪念作》（1938年7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301-00016-042。
[71] 《社评：保卫武汉与抗战全局》，《中央日报》1938年7月14日，第2版；《政治部电湘保卫大武汉》，《中央日报》1938 年7月2日，第4版。
[72] 《万耀煌将军日记》（下），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88页。
[73] 《毛泽东关于徐州失守后的敌情判断和我之方针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5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第 244页。
[74] 《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6月3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苍苍社1983年版，第 140～141页。按：原文如此，“玛德里”今译“马德里”。
[75] 《蒋介石致徐永昌电》（1938年8月6日、1938年8月28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229页。
[76] 《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8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 538 页。
[77]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352页。
[78]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演讲词》，《战时青年》1938年第2期，第17页。
[79]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6页。
[80]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1938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82页。
[81]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7日），《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第30页。
[82] 叶剑英：《敌人的困难和我们的战略》，周恩来、王明：《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天马书店1938年版，第26页。
[83] 《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6月3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第123页。
[84]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6页。
[85] 《关于游击战争》，《新华日报》第16期，1938年1月26日，第1版；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新华日报》第23期，1938年2月2日，第3版；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第29期，1938年2月9日，第4版；周立波：《从河北归来》，《新华日报》第70期，1938年3月21日，第4版。
[86] 《对日抗战的战略与战术》， 章汉夫：《失陷地的救亡工作》；周恩来、王明：《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 第91、95～96页。
[87] 国民党方面当时虽承认“游击战”之必要，但始终是零碎且不系统的，其内部亦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王璧岑：《开展敌人后方民众工作》，《新华日报》第 200期，1938年7月30日，第4版。
[88] 《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林天乙主编:《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89] 《长江局对鄂豫边工作决议》（1938年1月14日），湖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M003-001-0047-0001。
[90]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发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群众参战致朱德等电》（1938年2 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第158页。
[91] 长江局要求华东、华南各地面向工农实现大发展，就恢复党组织关系做出了一定规定。如1938年5月，四川党组织在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后，被要求“三个月内照原数十倍发展”，至 1938年8月底，四川党组织由此从原来的300多人发展到2000余人。《中共四川省工委关于一年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8年11 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442页。
[92]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9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第548页。
[94] 钱瑛：《湖北各区工作报告》（1939年4月7日），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第459页；陈辛仁：《沧海一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05页。
[95]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381页。
[96] 如毛泽东曾提议在适当时机以一二九师出入鄂豫皖，但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复电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第224页。
[97] 《毛泽东关于徐州失守后的敌情判断和我之方针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5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第 244 页。
[98]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1938年5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8页。
[99]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解放》第40期，1938年 5月30日，第4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最后强调，“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页。
[1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第 224、235页。
[101] 《保卫大武汉》（1938年6月12日），《新华日报》第162期，1938年6月12日，第1版。
[102] 《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关于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的意见》（1938年6月17日），湖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M003-001-0041-0002。
[103]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要求调派大批军事干部到南方开展游击战争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8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71页。
[104]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资料中收录的这一时期长江局领导人署名发往中央的电报，除周恩来、叶剑英有单独发往中央的电文外，其中多数署名为“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但也包括 “王、周、博、叶”“王、周、项、博”“王、周、博、项”“王、周、博、叶”“王、周、博”“王、周、博、凯”“王、周、博、林、吴、凯”等署名形式。
[105]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375页。
[106]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5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第230页。
[107]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速派干部来武汉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1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与武汉》，第98页。
[108]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 页。
[109] 《生活在延安》，孙照海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第3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110] 曾成贵：《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111] 《汪兆铭电陈公博》（1938年2月4日）， 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档案号：118-010100-0040-044。
[112] 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113] 《长江局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建议问题致中央》（1938年4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84～485页。
[114] 例如，王明在 1938年1月21日就同国民党交涉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问题的情况致电中央，1月23日中央书记处给出回电。5月6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就三青团问题致电中央，直至5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方给出回电。另一个需要详细考证的问题是双方收发电文的具体流程和时间，以及文件时间和接收电文之间的间隔。
[115]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378页。
[116] 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117] 何明编：《伟人毛泽东》（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52页。
[118]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411页。
[119] 《新群丛书第十五种》，《新华日报》第187期，1938年7月17日，第1版。
[120] 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编：《鄂豫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21]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新华日报》第161期，1938年6月21日，第4版。
[122] 统计自《新华日报》1938年第1期至第233期。
[123] 《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稿》（1938年7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48页。
[124] 《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6月3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第67页。
[12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20页。
[126]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412页。
[127]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 373～374页。
[128] 统计自《新华日报》1938年第1期至第233期。
[129] 唐惠虎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上），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30] 1938年出版收录王明文章的单行本有：《抗日救国政策》（救国出版社、生活书店）、《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民族解放社、中国出版社）、《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出版社）、《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国出版社）、《新中国论》（中国出版社）、《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解放社、南华出版社、大众出版社）、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救中国人民的关键》（解放社）。 1938年出版收录王明文章的书册则有：《抗日救国指南》（抗日战术研究出版社）、《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国际时事研究会出版社）、《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天马书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 2、4辑）（解放社）、《西北的新区》（星星出版社）、《关于团结救国问题》（解放社）、《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抗战知识社）、《统一战线下的党派问题》（广州时事新闻编译社）、《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中心出版社）、《抗战文选》（战时出版社）、《鲁迅新论》（新文出版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扬子江出版社）、《国共合作的前途》（上海战时出版社）。
[131] 《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国际时事研究会出版社1938年版，第25、27页。
[132] 《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民族解放社1938年版，编后记。
[133] 周恩来：《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问题的公开信》，《新华日报》第107期，1938年4月27日，第2版；《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问题的公开信》，《解放》第36期，1938年 5月1日，第22页。
[134] 吴敏：《抗战一年来的民众运动》，《新华日报》第177期，1938年7月7日，第8版。吴敏为杨放之的化名。
[135] 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新华日报》第24期，1938年2月3日，第2版。
[136] 中共江西省委在1939年的报告中指出，军部在南昌时期原本是“最好开展上层统战的时期”，而“当时分局负责人对统战的观点（在市委会议上的解释）是武装第一，一切为了新四军，为的不让他们对我军造谣破坏，尽量避免到外面公开活动。因此，上层统战也就较为放松了”，强调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的综合报告》（1939年3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452页。
[137] 《东南分局项英关于东南党组织与工作问题致中央的信》（1938年5月13日），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档案号：J004- 002-0063-00007。
[138] 曾山、黄道、涂振农：《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新华日报》第174期，1938年7月4日，第4版。
[139] 《河南的工作报告——王岗关于河南政治形势、组织问题、党的工作致长江局》（1938年1月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2232-005-0791-001。
[140] 《河南省委朱理治、彭雪枫、陈少敏关于河南党的组织问题与游击武装情况致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7 月9日），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档案号：J004-002-0073-00007。
[141] 朱煌岗：《论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势及当前任务》，《新华日报》第208期，1938年8月7日，第4版。
[142] 郭述申：《五师战史资料——湖北农民运动与组织工作》（1938年10月20日），湖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M003-001-0016-0001。
[143] 《方方在中共闽西南特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上的报告》（1938年 6月7日）、伍洪祥：《1938年闽粤赣边区党的工作概况》，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381、696～697页。
[144] 黄敬：《地方党五个月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193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岳抗日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145] 《彭德怀自述》，第226～227页。
[146]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47] 《李雪峰回忆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148]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49] 《读者信箱：请问陈绍禹（王明）先生》，《血路》1938年第6期，第102页。
[150] 《短评： 陈绍禹的话》，《统一评论》第5卷第5期，1938年1月28日，第1页。
[151] 童直：《关于陈绍禹等的文章》，《民意（汉口）》第29期，1938年6月29日，第16页。
[152] 《查禁、取缔书刊 36种》（至1938年3月为止），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 第502页。
[153] 《国民党内政部关于中宣部函嘱查禁王明〈抗日救国政策〉等反动刊物的密咨、湖北省政府密令、湖北省党部密函》（1938 年4月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历史档案，档案号：LS001-004-0516-0003。
[154] 1938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主要收录了毛泽东在 1937年所写的文章，其中着重要求国民党服从抗战共同纲领，并主要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和“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立场。《毛泽东抗战言论集》，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第10、23、36页。
[155] 《国民党内政部关于中宣部函嘱查禁王明〈抗日救国政策〉等反动刊物的密咨、湖北省政府密令、湖北省党部密函》（ 1938 年4月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历史档案，档案号：LS001-004-0516-0003。
[156] 陶百川：《我们对于党派问题的意见》，《统一战线下党派问题》，时事新闻编译社1938年版，第78页。
[157]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联合意见之批判》（上）（下），《青年向导》1938年创刊号第2期，1938年7月7日、7月16日，第11-12、12-13页。
[158]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人间世：陈嘉（杜襟南）日记初叶》（上），2000年印，第21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