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形象是政党的政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政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政治形象而得到体验的。政治形象具体的内涵，展示的路径、方法应该是很多的。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这个主题。

第一，个体气质与团体形象。

任何团体的形成，是其既有的价值文化取向所决定，一个团体的集体的共识、诉求，内在的文化因素从整体上影响着、决定着其根本的社会形象。但这种根本性的决定，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其团体的具体成员而展现出来。所以团体的个体成员的气质如何，即是团体形成之初，由团体内在的价值要求，所规范所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团体形成之后对个体团体成员气质的进一步理性修炼之后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升华的结果。因此一个团体在发展成员时，一定要考虑到其个性的气质是否符合其团体的精神，否则，就不能够吸收。比如说一个主持社会权力机关的人，一般来说就不能够让那些具暴力息倾向的人担任。

个性的气质不是唯心主义，很多时候是说人不可貌相，人是不可以貌相，但气质不是简单的貌，而是一种精神气质，能够反映他内在的文化的取向。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取得一些相同的职业者，他们在事先毫无沟通、影响的前提下，却不约而同地从事着相同的职业、有着差不多的行业绩效， 他们的 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外在形体都有相似之处。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从事一种社会行为，总体上要考虑到后天的因素，但也必须考虑到他先天的一些气质，要综合考虑先天单位气质和后天的涵养。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社会性文化，对于团体涵养的时候，切不可忘记个体的气质，有些内容是与身俱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强调阶级，强调历史因素，这个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而是综合考虑到文化学、心理学等因素。根本上说就是要把个性的气质，个体的特点，与团体的诉求，结合起来。最终为团体形象的塑造，确立一个畅通的纽带。

总之，个体气质与团体形象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在一个特别讲究人文气息的单位和机构，如果选择那些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技巧，但缺乏文化气质和精神的人加入的话，那么你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也不可能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最多人们承认你只是一个懂得一点文艺技巧的匠人而已。个性气质与团体形象的关系，任何社会团体都需要认真对待、准确定位、。

第二，中共领袖群体个体气质与党的形象的体现。

在一个社会广众比较多的情况下，在一个社会组织成员比较庞杂的情况下，谁最能够代表你的组织的形象，谁最能反映你的组织的团体的气质、形象，那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近代史上在世界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而且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它的一言一行，它的总体形象，固然由每一个党员个体而构成的，通过他们展现的，但是其整体性形象的综合、建构，，其在大众中图像的形成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领袖的形象。

所以我们在讲到中国古代强大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想到了成吉思汗，但我没想到历史上的腐败虚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宋徽宗宋欽宗，我们就想到了李煜，我们就想到了周幽王。所以我们在强调党的集体领导的时候，在党的形象塑建的过程中间要注重集体化、人性化、世俗化化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绝不可忽视对于领袖气质的关注。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到邓小平陈云，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们的爱好也不一样，但是从他们的身上，都可以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那样一种朝气、勇气、智慧。都能够体现出我们党的先进性所要求的那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内涵。

比如陈独秀这个人傲视群雄，敢作敢为，说起话来豪情万丈，不管不顾。但这个在军阀混战的时代，在需要革命和崇尚革命的时代，他就毫无疑问是我党彻底革命性的鲜明展示，是这方面最辉煌的旗帜。比如李大钊是宽厚仁慈、友爱博大，道义文章并重的深沉内敛的人。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涵养的需求，这样的气质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容易顾大局、识大体，这样的精神内涵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需的品格。作为政治家，瞿秋白文人气息重了一些，但作为早起开创性的革命家，瞿秋白的气质是适合的：一个是政治理念先进，一个是才华出众，还有就是正直无私，表现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先知者的境界。毛泽东这个人，大家都一谈到他就肃然起敬，这不仅仅因为他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功勋卓著，还在于他不屈不挠的性格、霸气天成的气度，这种气度是近代中国人内心最向往的，因为现代中国人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民族缺乏足够脊梁和骨气，而毛的这样一种性格和他的气质，代表了我们的理想。他的魅力在哪儿？他把现代中国人内在的追求和向往，转化成了现实。在毛泽东身上，我们找到了自尊自信自强，他映现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轨迹，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智者、勇者、强者的形象得到充分浓缩性的展示 。像朱德的仁慈宽厚，使得中国共产党多了传统的仁者的感觉，甚至还符合中国民间自古有之的“福”者的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周恩来的细致周到、潇洒风流，谦和守信、儒雅得体、聪明睿智的形象，给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的树立添加了数说不尽的份量，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很数人因为周恩来而理解了、相信了中国共产党。 有艺术家在抗战时就是因为看到周恩来两口子才觉得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党，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共产党，才觉得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党的形象不是抽象的，是每个个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袖的形象集体组合的。而领袖形象可以直接给予人们塑造党整体形象、团体整体形象提供一个活的教材，活的案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形象挖掘中间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团结、智慧、朝气、稳重、独立、亲民等等这些形象的塑造，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但客观上成为中共不同政治领袖的一个代表，或者一个象征。无数个中国共产党个体形象的点滴散布，最后汇聚成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的象征。

第三，注重挖掘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气质，打造党的良好形象。

打造党的形象当然从长远来说必须要注重每个党员的个性的塑造，但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领袖来打造，打造优秀领导、优秀共产党人的气质，把他们进行集中的宣传，无疑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如果你不挖掘不宣传党的领袖，只是抽象地宣传党的形象，或者过于宣传缺乏典型特征的党员，是不可能获得最佳的效果的。在抗战的时候，在延安关于党的领导人形象的认识中有一个普遍的传说；毛泽东是百病不死，朱德是百战不伤，刘伯承是百伤不亡。这个宣传或者民间传说符合历史事实，但这个事实一经扩散，客观上把中国共产党领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生命力用很直观的方式向广大民众呈现出来。 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面对这样的政治形象，更加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向往共产党。

抗战时期我们党曾经集中对徐特立、吴玉章、刘伯承等党内元老进行了宣传，尤其对刘伯承的宣传堪称绝无仅有，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在抗战时期太需要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了，没有这个为基础，民众不可能被发动起来；没有这个了解的基础，民众不可能跟着共产党走！毛泽东是深知这一点的，为何刚到陕北，他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和斯诺畅谈自己的身世经历？因为当时我们的党在反动派的丑化宣传下，国内外人士基本都不了解。而《西行漫记》的发布，使得很多人了解了中共，使得中共的政治形象在世人面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形象的塑造，基本的就是给人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他强调党的最高领导一个是改革的形象，一个是开放的形象。还有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曾经指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为何邓小平同志如此重视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