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爱用“盖棺论定”一句话；把这话用到王安石身上，就似乎不怎么完全生效。王安石是有相当魄力的政治家，也是才识卓越的文学家，这是一致公认，没有异议的；但谈到他领导熙宁变法的是非得失，看法就分歧得很了，不特当世，后代同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或欣赏颂扬，或诟诋指责，浮沉起落，便大不一样。所以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直到今天也还需要继续讨论，以求解决。正因为这样，王安石逝世已将近九百年了，其“棺”可能已朽，而论还未完全“定”下来，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怪事。平日翻书，接触到宋人所记关于王安石日常生活的材料，从中可以看见他的性格、癖好、习惯、作风也多迥然不同寻常，像他那样一个身居高位、久著盛名的显赫人物，竟能始终一贯，保持俭朴真率的学者风度，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僚群中，更是凤毛麟角，值得注视的。我这篇小文，不谈王安石评价的大问题，只叙述他的一些生活细节，认为虽屑平凡，却更能显示带有本质性的真实。我们倘能对王安石的人品有所了解，对进一步全面评价王安石的变法也许会有帮助。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个聪明的人，加上勤学苦读，坚持不懈，于是成就了他渊博的学识。《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本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其实他勤苦学习并非只是少年时代，而是终生一贯的，宋人笔记里就常常谈到他专心好学的情况。例如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说：
韩魏公（按指韩琦）知扬州，王荆公（按指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彭乘的《墨客挥犀》说：
舒王（按指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宴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窃疑公笑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王巩的《闻见近录》说：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
王安石任签书淮南判官，在仁宗庆历二年至五年（1042—1045年），时为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知常州，在嘉祐二年至三年（1057—1058年），时为三十七八岁，已是中年；其领集禧观使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时年五十七；他在第二次罢免相职以后，便息影江宁府（今南京市），过着十分宁静的退休生活，不再参与朝廷政事，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日逝世，活了66岁。我们从上面摘引的几段记载看来，知道安石无论在任职或退休期间，总是一心扑在治学上，是终生不懈的。他读书并不是盲目地填充知识，增广见闻，或娱乐心神，消遣光阴，而是偏喜深思力索，追究事理的所以然。据叶梦得《蒙斋笔谈》说，安石在晚年撰写《字说》一书的时候，用意很苦，在案头放上石莲百十枚，借咀嚼以运思；有时石莲用完，竟咬起自己的手指头来，流血而不觉。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英国科学家牛顿在研究问题、思想高度集中的时候，也误把桌上的手表当作鸡蛋投入煮锅的故事，竟如出一辙了。
安石既聪明又勤学，功夫扎实，才得成就渊博精深的学问，这连反对他的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宋史》说他读书“过目终身不忘”，他的一对眼睛，在当时确曾很引起人们的注意。《宋史·李师中传》载：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
把安石的变法改革说成“乱天下”，这当然是诽谤诬蔑，但安石的目光威严逼人，或许是事实。当时有萧注也懂所谓相法，神宗赵顼曾以安石为问。他说：“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 [1] 《道山清话》引述黄山谷的话说：“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王荆公目睛如龙。”王铚的《默记》谈王安石不寻常的眼睛就更加神秘化了：
滕元发言杜祈公（按即杜衍）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值，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祈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
我们由安石的“眼白”联想到他的“面黑”，觉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魏泰《东轩笔录》说：
吕惠卿尝语荆公曰：“公面有 （gàn面上黑气），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记又稍有不同，谓：“公面黧黑，门人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huì洗面）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王安石是有名的不修边幅者，垢汗为增加面黑之原因，当可相信。叶梦得《石林燕语》更有如下记载：“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折洗王介甫’。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说王安石成年不洗澡，显然有些夸大，意在耸动观听，提供趣谈笑料而已。但伪托苏洵写的《辨奸论》 [2] ，竟借题发挥，丑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是不近人情的“大奸慝”，实在是不值一驳的恶意中伤。人各有其嗜好与习惯，安石自幼好学深思，珍惜时间，志趣高尚，不汲汲于世俗荣利和物质享受，这正是他真淳朴质，怎能故入人罪，说成是怀奸作伪的行为表现呢？朱彧《萍州可谈》记述安石吴夫人特有洁癖 [3] ，和安石习惯恰好相反；如果说安石不讲究仪容修饰，不搞吃喝玩乐，就是有意作伪，岂不是他和夫人专闹矛盾，自寻烦恼？恐怕世间不会有这样的蠢人罢。
据宋人记载，王安石对于饮食一道，向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毫无中国官僚士大夫贪爱吃喝的积习。朱弁《曲洧旧闻》说：“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食肴未尝有所择，何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曰：‘何以知公嗜獐脯？’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此。’复问其食时置獐脯于何所，曰：‘近匕筋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后知其特以近故食之。人见其太甚，或多疑为伪云。”据说近代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先生，也有不洗澡及不择食的习惯，怀疑安石为伪，实在大可不必。又《墨客挥犀》说：“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蔡君谟。君谟闻公至，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于夹袋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饮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蔡襄精于茶道，忽然遇着这位门外汉作出这样大煞风景的表演，宜乎初“失色”而继之以“大笑”了。
王安石不好器玩，也不像一般文人学者辄有所谓高情雅致。陈正敏《遯斋闲览》载安石偶尔和人下棋，不愿致思，随手疾应，及棋势将败，便即收止。他对人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可见安石不大留心那些风雅的游艺，正是要储养精力，全用到学问事业上去。吴炯《五总志》载：“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值几何？’”
封建官僚社会呼奴唤婢，权势相凌，不把人当人，成为普遍风气。王安石做了一朝的大宰相，却能保持平民风度，以平等待人，表现出十足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安石持反对观点的《邵氏闻见录》就记有如下一事：“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置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这不仅反映了王安石不好女色的品德，也说明他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襟怀。
上面提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就在江宁府定居，度过其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活。像他这样一个负有盛名众望的人物，又是怎样安排他这晚年的生活呢？《东轩笔录》记载说：
王荆公再罢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蒋山就是钟山，今名紫金山。安石所筑宅在城东与钟山的中间，因取名“半山园”。他经常挟书出游，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骑驴，还雇了一名牵卒；有时也乘坐“江州车”，自己坐一厢，另一厢由同行游伴坐，如无游伴，即由仆坐。有人向他建议，说老年人最好坐肩舆（轿子），要安全舒服些，他不肯这样做，并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僧惠洪《冷斋夜话》）
王铚《默记》里也记有一则故事说：“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骑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驴）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令张伞，而日光正泻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荆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着与他日里耕田。’”这说明王安石就是以一个“山野之人”的本色来处理生活，并对人接物的。
元丰七年（1084年），曾是王安石政敌的苏轼路过江宁，前去看望王安石，安石便把苏轼当作知心朋友般接待，双方感到愉快。《曲洧旧闻》记述这次会晤说：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不语。乃相招游蒋山。
蔡绦的《西清诗话》也述及此事说：
元丰间，王文公（按指安石）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间即俱为禅悦。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不难看出，这时安石与苏轼两大文豪，把旧日的政治歧见抛弃一边，却去欣赏文艺与禅理，心领神会，友谊的暖流接通，彼此的隔阂也就化除了。
过去常有一种议论，说王安石固执得很，是他招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过去也有不少同志认为宋代的理学家顽固守旧，反对改革，所以诋毁王安石最力。这话也不尽然。陆九渊（象山）不是著名的理学家吗？他就十分推崇王安石，称赞他“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在王安石身上所具有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我们从上述王安石的生活实践中，似乎是可以找到一点儿启示的。
（原载《龙门阵》1984年第2期）
[1]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周辉的《清波杂志》与张舜民《画墁录》载萧注言，一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又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
[2] 参李绂《穆堂文集》及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辨证。
[3] 凡记二事：其一，安石家有官藤床借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安石一见，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归还；其二，安石长女来江宁省亲，吴夫人为外孙做了些绸缎衣服，忽见猫卧衣笥内，夫人即叱婢弃去衣物，盖其意不独恐污己，亦恐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