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后，研究王安石的热潮持续到今天而未见消退。王安石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学术思想等领域都有建树。但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熙丰时期的变法为主，而对其文学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境况。直到进入21世纪，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受到重视，至世纪之交出版了十几种研究王安石新学的论著。二是笔者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对南宋到新世纪之交王安石变法书写和研究的总结，2000年葛金芳等发表《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评述》，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述，2003年朱瑞熙发表《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成果做了评述。这些总结性的论述加速了王安石变法研究作为热点问题的降温，同时，研究王安石新学的热潮逐渐高涨。
刘成国是研究王安石的后起之秀，他2006年出版《荆公新学研究》、2011年出版《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2018年出版《王安石年谱》，新近又整理出版《王安石文集》，扎扎实实地推进王安石研究。2021年12月，时值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我为此而写的纪念文章的最后说道：“现今仍缺少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整体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王安石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宋代历史人物中的任何一位。整体、全面观察王安石及其变法，需要具备精深的文学、经学和宋代历史研究素养，且在文史哲领域，即使不能像王安石那样取得一流的高水平的成就，至少应该是宋代文学、经学和历史领域的通家，庶几才可能真正全面登堂入室。”在读了《荆公新学研究（增订版）》后，我在其中看到撰写“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的希望。
在绪论中，刘成国将本书主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做了叙说。而他对荆公新学的新学之名、分期与盛衰、新学学派的属性、新学的本质和特色等的论述，笔者认为都比较到位。由此，笔者想到一个学术问题。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宋代学术思想研究最大的进展是荆公新学在北宋中期的主流地位及至南宋宁宗朝以前仍占据重要的地位的认知得以恢复。毋庸讳言，这种恢复在宋史学界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但是在中国思想史学界，仍然把程朱理学视作宋代的主流思想。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如刘成国在绪论中所言，“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以理学的发生、发展、壮大为主线来描述宋代学术史，将王安石视为异端而列于《宋元学案》之末，称为‘荆公新学略’”。“孝宗淳熙以后，理学由社会边缘逐渐占据学界主流，新学遂被湮没在历史深层。后世追溯有宋一代学术思想的变迁时，往往难以跳出理学叙事的笼罩”。
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但是《宋元学案》按照对理学发展的贡献多少，来评判新学的思想价值，而且用来评判北宋整体学术思想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纠正。所以突破程朱理学框架，不仅要全面深入研究荆公新学，而且重新全面研究非程朱理学的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就显得势在必行，尤其是要打破《宋元学案》对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的诠释，重新编写北宋一代的经学及学术思想。当然这项工作极其艰难，因为自《宋元学案》建构宋代学术思想体系以来，程朱理学是元明清上接汉学以来学术发展的主流，已深入思想史界骨髓。根据近数十年的研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的洛学不仅是在野的小学派，而且大多并不系统，是南宋朱熹将二程、周敦颐、张载和邵雍思想的重新集成，建构成一个系统庞大的体系。随着官学地位的确立，又经过四五百年的扶持和推广，特别是从清代至今，不论是教科书还是专论通史，都莫不是对《宋元学案》的继承、深化和丰富，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遂与汉学双峰并峙。就文学艺术、经济文化而言，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之一，其文学艺术、经济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与空谈“天理”的洛学没有太多的关系，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内圣外王都有明显的大进展，这一时期的经学及学术思想也呈现出在内汲取佛道之心性，在外高扬经世济民的理念。这种开放性的学术思想，产生了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人的不同学术主张以及洛学、蜀学（苏学）、司马温公之学等并存的繁荣局面，荆公新学则在官府扶持下达到高峰，而北宋文学艺术和经济文化亦达到一个高峰，这是与北宋的经学及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的。所以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是宋学的两个高峰。但是我们不能一方面赞誉北宋文学艺术、经济文化的繁荣，一方面又将北宋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格格不入的理学相挂钩，更不能将北宋的学术嵌入理学的窠臼中。宋代的经学及学术思想一定要分北宋篇和南宋篇。南宋篇可以追溯到北宋理学五子，但不能涵盖和统领北宋的经学乃至全部的学术思想。而北宋篇肯定要包括北宋理学五子，但他们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支，且是对北宋社会实际影响甚小的一支。
如果坚持不以程朱理学窄化或替代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北宋的经学和学术思想一定比南宋要丰富多彩。当然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从很多被视作程朱理学原创的学术之中来恢复其历史本相，那肯定是难上加难。但正因为难，彰显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就更高，更有必要去努力。重建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是笔者近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笔者认为学术界今后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同样，也期望刘成国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研究，呈现更多学术成果。
（作者：李华瑞，系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本文系作者为《荆公新学研究〔增订版〕》所撰序言，刊发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