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吴地形及水道

吾国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三吴之地，最为卑下，水流汇归。湖泊特多。

苏、松、嘉、湖，湖泊有六：曰太湖、庞山、阳城、沙湖、昆承、尚湖。（《明史·河渠志》）

其中太湖尤大，雄跨苏、常、嘉、湖四郡，广三万六千顷，周五百里。

太湖……《禹贡》谓之震泽，《周官》《尔雅》谓之具区，《史记》《国语》谓之五湖。其大三万六千顷，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跨苏、常、嘉、湖四府。（《天下郡国利痛书》卷一五）

旁近之水，以之为壑，自西南来者，有吴兴、苕、霅诸溪。

州有四水：自广苕山曰苕溪；自铜岘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余不溪；自德清县北流至州南兴国寺曰霅溪。霅合四水东北流入太湖。（《浙江通志·湖州府图说》）

自西来者，有宜兴之荆溪，上承于百渎 [1] ：

宜兴荆溪在县城南，其在城西曰西溪，东曰东溪。凡广德、溧阳、金坛及县西诸水，俱汇流于西溪，贯城绕郭而东，是为东溪。又东北四十五里入于太湖，曰百渎口。（《水道提纲》卷一五）

荆溪上承百渎，兼受数郡之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

源多溇流盛，赖以导之人海者，载籍咸称三江。

太湖……之西北，有建康、常、润数郡之水，自百渎注之；西南则有宣、歙、临安、苕、霅诸水，自七十二溇 [2] 注之。其旁近州邑之水，类皆以太湖为壑，源多流盛，惟赖三江导之入海而已。（《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引范成大《吴郡志》）太湖……宣泄入海，恃有三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

实则任宣泄之劳者，仅吴松一江及其之水所谓诸浦而已。

熙宁三年郏亶言：太湖汪洋浩荡，导其水入海者止三江耳。三江已不得见，仅藉吴松一江，必俟开广而深通之，庶几有济。（《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临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为积水所浸；源溪山诸水并归太湖。自太湖分二派：东南一派，由松江入海；东北一派，由诸浦注之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引绍兴二十四年周环疏）

东南诸水，皆归太湖……皆由吴江分流入海。（《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注文引王鏊曰）

三江之名，首见《禹贡》。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尚书·禹贡》）

究何所指，颇多歧说 [3] ：

三江之为名久矣。其在经传，则杂见之《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国语》《水经注》《史记》《吴都赋》《吴越春秋》诸书，而特其所为注，言人人殊，率莫得而指完之。（毛奇龄《三江考》）

张守节以淞江、上江、下江为三江。淞江即古笠泽江，上江亦曰东江，下江亦曰娄江。

三江者，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即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二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史记正义》）

顾夷之说同之。

淞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淞江为三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引《吴地记》）

惟淞江 [4] 旧迹犹存外，东、娄二江故道，久已湮灭，前人虽有臆度之词，然皆弗能确指。

淞江……自元立淞江府于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吴淞江，禹迹存于今者，此一江而已。娄江或曰自府城（苏州）东经昆山太仓入海，今名刘家河者是。……东江大抵在府东南与淞江府境，自海塘障于南，水北折为黄浦，而东江不可考矣。元潘应武以为太湖之水，出白蚬江急水港，下澱山湖，东自小漕大沥诸港以入海者，即古之东江。……而《松江志》曰：“上海县黄浦支河曰闸港，闸港之东曰新场，旧有海口，论者指此为东江。”王圻曰：“东江疑在华亭、海盐、平湖界中，后为捍海塘所截。”（《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自唐、宋以来，三江之名益乱。东江既湮，而娄江上流亦不可问。土人习闻吴淞江之名，凡水势深阔者即谓之吴淞江；而至和塘自娄门而东，因意以为娄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崑山县娄江条下引辨伪云）

归有光则以《禹贡》所谓三江，系指泯、淞、浙三水而言。

今从郭璞以泯江、淞江、浙江为三江。盖自扬州斜转东南，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处入海，而皆以江名，其为三江无疑。但淞江湮塞细弱，无复江之形势，世遂忽之而不论矣。（《震川集》卷三《三江图叙说》）

而娄、东二江，并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无三江也。

盖淞江之有娄江、东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实一江耳。……说者徒欲寻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细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见。《续郡志》云：“崑山塘自娄山历崑山以达海。”以刘家港为娄江，意开附会也。（《震川集》卷三《淞江下·三江图叙说》）

三吴地势，又以苏、松为卑，太湖中潴，形若盘盂。

三吴水势……其中太湖潴蓄，汇为巨浸……诸水联络，四面环护，中如仰盂，杭、嘉、湖、常、镇，势绕四隅，苏州居中，松江为诸水所受，最居下。（《明史·河渠志》）

太湖之西，诸山环峙，地形高阜，而南北东三处江海之岸，亦多岡脊，地形高卬，太湖潴其中，势若盘盂。（《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东北际海之区，率多冈碛，潮汐易淤，湖水宣泄为难。

入海之处，率多冈碛。且潮汐易淤，故太湖之水易噎而难泄。（《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三吴泽国，西南受太湖阳城诸水，形势尤卑，而东北际海冈垄之地，视西南特高。（《明史·河渠志》）

因地有隆低，遂生高田、水田之别。

崑山之东，接于海之冈垄……其地东高而西下，向所谓东导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海之涨……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所谓欲北导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处皆谓之高田。而其崑山冈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常熟水论》）

高田苦旱，水田病涝。

邑之南、东南、西南，十分邑田之六，络绎湖荡之间，田皆卑湿，是为低区，而常病垫溺。……邑之东北一带，滨于江海，十分邑田之四，地势冈陇，是为亢区。……大抵卑区水高于田，亢区水行地下。（《常熟水论》）

故常、镇常苦旱，苏、松则常病涝也。

合四府而言：则常、镇常苦旱，苏、松则常苦涝。（王维屏《江阴志略》引《武阳合志》）

谷应泰曰，大抵嘉、湖地据上流，故溪不入湖，则嘉、湖代受震泽之水；苏、松势处下流，故湖不入江，苏、松且代受三江之水 [5] 。吾人读此，于三吴水势，可以思过半矣。

二、三吴水患之原因

三吴水乡，以太湖为壑，排泄无术，辄酿巨灾。考其原因，可分自然与人事两方言之。其由自然者，上源多属山水。

太湖盖积十县之水：一水自江南诸郡而下，出岭阪重复间，当其霖潦积贮，溪间奔湍，迤逦而至长塘湖。又润州之金坛、延陵、丹阳、丹徒诸邑，皆有山源，并汇于宜兴，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与天目等山，众流而下杭之临安、余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太湖。（《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引宋郏桥书）

流势一缓，所挟泥沙，即致淤垫。

浙西及苏、松诸郡，以杭、湖、宣、歙万山之水，奔腾汹涌，尽入太湖。……山水多沙，夏秋暴涨，乘势飘流，势缓波平，沙因类聚，濒湖诸泖，相继湮芜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五《治水江南》）

加之海岸高昂，有潮泥填淤反上之患。

所谓吴淞江者，顾江自湖口距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上之患。（《震川集》卷三《水利论》）

沙土轻浮，江海之潮，势如倾山，一日之间，两次潮汐。浑潮挟沙拥入，潮平沙止，泥下定。（《常熟水论》）

常易沮洳成陆。

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缓而潮急，沙随浪涌，其势易淤，不数年即沮洳成陆。（《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五《治水江南》）

自然缺陷，经人工之补救，亦能转害而为利。钱越勤于治水，江南民生殷富，此其明征。

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惟长兴中一遭水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引郏桥书）

故三吴水患之要因，尤在人事之不举，凡有两端：一为江域之被占，水道日狭，既难于宣泄，而流势无力，复不能收汛涤潮沙之效。

今则惟……吴淞一江存焉。疏泄之道，既隘于昔，又为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芦苇；又于吴江之南，筑为石塘，以障太湖东流之势；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断。以遏水势，是致吴江不能吞来源之瀚漫，日淤月淀，下流浅狭。（《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引郏桥书）

太湖……近年以来，因上源吴江州—带，桥洪塘岸，椿钉坝塞，流水艰涩。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淀山湖泖诸处，权豪种植芦苇，围裹为田，边近江湖河港，隘口沙滩，滋生茭芦，阻截上源太湖水势，以致湖水无力，不能汛涤潮汐，遂将江口淤塞。（《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引元成宗大德十年麻合马嘉疏）

应天、镇江、太平、宁国诸府，旧有石臼等湖……其外平圩浅滩，听民牧放孽畜，采掘菱藕，不许耕种；故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遇泛滥，害即及民。（《明史·河渠志》引正统十一年巡抚周忱疏）

诸湖巨浸，壅遏于中；江河故道，淤涨于外，士民利其膏腴，或堰而为田，或筑而为圃，上源之来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滞。是以川泽浸盈，终冬不涸；围田沮洳，终岁不干。加以秋夏淫雨浃旬，山水横发，淹没田畴，漂沦庐舍，固其所也。（《治平全书》卷六引弘治七年叶绅疏）

旁江之民，积占茭芦，皆以告佃为名，所纳斗升之税，所占即有百顷之江。……昔宋时围田皆有禁约，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经二三年无吴淞江矣。（《震川集》卷八《寄王太守书》）

二则为前代水利工程之废弛，举其要者，浦港不治，水道壅阻，一也。

太湖，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淞江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北，开一十二浦，分而注之海。三十六浦淅为潮汐泥沙所积，其开江……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湮没之患。（《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引宋绍兴二十八年赵子 等疏）

比年纵浦横塘，多湮不治；惟黄浦、刘河二江颇通。然太湖之水，源多势盛，二江不足以泄之。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以资灌溉。于是高下俱病，岁常告灾。（《明史·河渠志》引嘉靖二十四年吕光洵疏）

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泾、七鸦、白茅、杨林；入江者，惟福建、许浦而已。（《治平全书》卷六）

版闸不置，沙泥淤积，二也。

浦口置闸，则乘潮水盈科之际，急令闭闸，留以灌溉；一潮之间，沾济已足，自非济旱，不得教启以入浑浊，启可久无壅。……大潦之水，则启以泄诸潮积水，上流清水，澡涤浮沙，不劳浚治而自通，低区无垫溺之患。（《常熟水论》）

河浦之水，皆自平原入海；水漫潮急，以故沙随浪涌，其势易淤。昔人权其便宜，去江海十里许，夹流为闸，随潮启闭，以御淤沙。岁旱则长闭以蓄其流，岁涝则长启以宣其溢……近多湮塞，惟常熟福山闸尚存。（《明史·河渠志》引嘉靖二十四年吕光洵疏）

圩岸不修，水田无所防护，三也。

圩岸者，所以堤水而田……得水蓄泄，可为旱涝备。……岁苦旱、则河之水续桔槔而上，田不乏溉；岁涝、则戽水处于河而岸障之。（《续文献通考·田赋》引严讷《论水利圩图》）

前二三十年，民间足食，因余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无暇修缮，故田圩渐坏，岁多水灾。（《明史·河渠志》引嘉靖二十四年吕光洵疏）

外此或归咎于堰废渎塞，而水源无所节制者。

五堰 [6] 在溧水之上，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也。自五堰废而水不入芜湖，而反东注于太湖矣。……百渎在宜兴之下，以泄荆溪之水之东注于太湖者，自百渎塞而不达于江矣。（《常熟水论》）

今上废五堰之固，而宣、歙、池阳、九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下又有吴江岸之阻，而震泽之水，积而不泄，是犹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则腹满气绝而已。（《治平全书》卷六）

然百渎之中绝，且由于五堰之筑坝。

昔以荆溪居数郡下流，于太湖口疏百派以分其势，又开横塘袤四十里以贯之，导荆溪下太湖，濒湖畎浍皆通焉。后渐废。……单锷常言：自芜湖、溧阳五堰达吴江，犹人一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是也。隆兴二年，常州守臣刘唐稽言宜兴之水，藉百渎以疏泄，近岁阻于吴江石塘，流行不快，而百渎亦至湮塞，存者无几，宜仍旧开通，为公私之便。不果。今自县北至县东南以渎名者，凡数十处，源流断续。弘治中，尝开浚三十余渎，正德中亦尝开濬，寻后湮塞。说者谓东坝筑而东溪之流杀，荆溪杀而百渎中绝矣。（《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宜兴县百渎条下》）

而五堰筑坝以来，苏、常、湖诸郡虽得减免水潦，惟偏累贻患于高淳者滋大：淹灭居民，沦没湖田，固不仅苏、浙大江间失其商航之利而已。

广通镇在高淳县东五十里，世所谓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阳、南湖，受宣、歙、金陵、姑熟、广德及大江水；东连三塔荡、长荡湖、荆溪、震泽，中可三五里颇高埠。春秋时吴王阖闾伐楚，用伍员计，开河以运粮，今尚名胥溪河。……自是河流相通，东南运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后不知何时渐堙。景福三年杨行密据宣州，孙儒围之，五月不解；密将台溶作鲁阳五堰，拖轻轲馈粮，军得不困，卒破孙儒。鲁阳者，银林分水等五堰坝左右是也。坝西北有吴漕水，言吴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时不废。故高淳水易泄，民多垦湖为田者；而苏、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兴人进士单锷采钱公辅义，著《吴中水利书》，以为筑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则苏、常水势，十可杀其七八。元祐中，苏轼称其有水学，并具书荐于朝；时用事者方欲兴湖田，未之行也。故永丰等圩，官司所筑，无虑数十万，而故城、石臼、丹阳之间，大抵行圩田矣。宣和中，侍制卢襄奏罢湖田及开银林河为非切务。于时田方属蔡、秦、韩诸将相家及隶行宫，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归录》，尚谓邓步、东坝、银树可通舟至固城、黄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图经》亦谓濑水、西城、丹阳，东入长荡湖，足可征西溪河尚通云。元伯颜攻临安……实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明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苏浙粮自东坝入，可避江险。洪武二十五年复浚胥溪河，建石闸启闭，命曰广通镇，设巡司税课司茶引所。当是时湖流易泄，湖中复开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胭脂冈，乃命崇山侯凿山通道，引湖水会秦淮河入于江，于是苏浙经东坝直达金陵为运道云。……明文皇帝迁都于北，运道废。永乐元年，苏人吴相五以水之为苏、常患也，引单锷奏议，改筑土坝，增设官吏，岁佥溧阳、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诸水希入震泽矣。而坝犹低薄，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统六年，江水泛涨，坝大决，苏、常潦甚，国税无所出；周文襄公、杨贺一，大集夫匠重筑之，钦降板榜，如有走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处斩，夫邻充军。十二年张忠等奏复故河道，勘行屡岁未决。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行溧阳令靳璋，又议复；常民张瑞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坝下诸郡，利开者坝上也，后车夫与商争利，与陆行。正德七年诏都御史，谕以故例，乃令镇江判齐济舟督责增筑三丈，自是水尽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矣。……嘉靖初，宫保李公充嗣奉敕偏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复坝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吕勘行开浚，会岁歉止。欧夏两抚台时，程仪凤再愬之，然意通舟楫。三十五年间倭入寇，商旅由坝行者络绎不绝，沿坝居者利其盘剥，复自坝东十里许更筑一坝（即古分水堰处），两坝相隔，湖水绝不复东。今坝官及溧阳坝夫俱不存矣。盖余他日按舆图，原本山川，金陵地脉，历闽浙、逾东坝，至茅蒋，势本联络，秦汉以前，高淳固鱼龙之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东归震泽，民始得平土石，稍稍垦湖田为业。宋时烟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时，湖中往往见砖石井冢，盖旧民居云。自筑坝以来，水势壅遏，田淅沦没多矣，而赋额日增，户口视前仅十之三，则惟坝之故。嘉靖戊戌核田，致虚悬米八千，由今而后，田之将圮为湖者，未有纪极也！……韩子曰：广通坝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广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内阁王鏊记太湖，以此一源最巨，为苏、常患；而伍余福著《三吴水利论》，亦谆切言之。嗟夫，以苏、常、湖诸郡所不能当之水，而独一高淳为之壑，其至于洪涨而废田也，决矣！而税又弗捐，民何以之堪？自苏轼单锷之言圩，所以为坝下诸郡者甚善，而未有为坝上发明者，余观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虚粮也，作《广通坝考》。（韩邦宪《东坝考》，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嘉靖……十七年（高淳）庠生陈九思悯田废民逃，粮额愈重，呈垦抚院委官文勘，而水深难文，乃文见田，始知淹废额田千万五十亩，虚悬米八千五百石。……隆庆四年，邑民陈均等奏请开坝，开坝不得，请乞除粮。府尹邬议云：一坝之筑，利及于苏、常，固大贻累于高淳不小。夫事必无偏累而后可以安众，今使之废己业以拯乡邻之溺，已非人情；又欲纳其虚米供公家之赋，则淳民纵有恭顺之心，无能为之力，不转徙沟壑，则相率以梃刃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改折漕粮缘》）

准是以观，江南水患，实由淞江瘦弱，不能广纳畅泄所致。诚使淞江深阔易驶，则坝上下自皆无患而沾利。奚必节制宣、歙诸水，截其东注太湖之势而迫之芜湖以入江也。

三、三吴水患情况及其影响

汉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志《沟洫》，于东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后，漕鞔仰给，天下经费所出，江南诸府田赋，恒较他处特重。

邱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盖苏州一府七县，其恳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而三吴又不啻财赋之渊薮。

江南财赋甲天下，而三吴财赋之渊薮也。三代以旋，号称具区，而贡赋恒当天下三分之一。（《常熟水论》）

直隶之苏、常、松，浙江之嘉、湖、杭，约其土地虽无一省之多，计其赋税实为天下之半。（《治平全书》卷六引宏治七年给事中请治水疏）

惟本区为稼穑之地，财赋所生，视乎水利之治否。

三吴稼穑之地，民之富贫，视水利之治与否？治则民佚乐而恒足，否则民劳苦而恒贫。（《常熟水论》）

故其水利之兴废，实关系国计之盈缩也。

夫三江之通塞，系太湖之利病；太湖之利病，系浙西之丰歉；浙西之丰歉；系国计之盈缩，未可置之度外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东南自宋以降，水利虽已渐兴。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然有明一代，三吴水灾迭见，溺人伤稼，史上多有。

洪武……八年……十二月，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俱水。……永乐……二年六月，苏、松、嘉、湖四府俱水。……景泰……五年……七月，苏、松……大水。……天顺……五年七月，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弘治……七年七月，苏、常、镇三府，潮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正德……五年……十一月，苏、常、镇三府水。……十二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水。……万历……三年……九月……苏、松、常、镇四府俱水。……七年五月，松、常大水。……十年……七月，苏、松六州县潮溢，坏田禾十万顷，溺死者二万人。……十九年六月，苏、松大水，溺人数万。七月……苏、松、常……滨海潮溢，伤稼淹人。（《明史·五行志》）

且水溢易泄，旱亦不免。

江南……大抵民恃田亩为生，田资灌溉为急；且虽东南号称水乡，而水溢易泄，旱暵难支，夏秋之间，经旬不雨，则土坼而苗伤矣。滨河低田，犹可戽水济用；高仰之地，力无所施，往往三农坐困。（《浙江通志》卷五二引清雍正上谕）洪武……四年……常州……旱。……永乐十三年……苏州……旱。……弘治……十六年……苏、松、常、镇夏秋旱。……正德……七年……苏、松、常、镇……旱。……嘉靖……九年……苏、松旱。……万历……十七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为平陆。（《明史·五行志》）

故水利废弛之时，高低两区皆困。

纵浦横塘，废而不治，而江海之潮，久不上浦，沙土植物苦燥，而高区坐困矣。诸潮之水，潴而不泄，积而潦之极，数致反坏淤土，稚苗苦淹，而低区受害矣。（《常熟水论》）

民不聊生，景象奇惨。

正德戊寅、己卯，嘉靖乙未、丁酉及前年之水，往往庐舍漂没，生民转死，户口大减。……嘉靖二十二年之旱，穿井河底，亢民有至三四里外取汲者。所种花豆，悉皆憔悴。明年复大旱，寸草不生。生民转死，不可胜计。（《常熟水论》）

不特国课无法征收。

比年以来，三吴国课不登，生民凋瘵，帑无御急之储，廪乏救荒之粟。有司奉命征逋，民有破产不足偿，则鬻子女；而又不足，则身膏捶楚，继之以死，而事不办，有司往往以殿获谴。（《常熟水论》）

而民之强者，更至驱迫走险，时起干戈。

常熟一邑，岁有水旱之灾，国课不登，遗逋逮并，民迫饥寒，弱者流死，狡者盗窃，强者摽掠。况邑滨大江，诱以鱼盐之利，饥寒之民求斯须无死所者，咸往从之。虽斧锧相寻，终弗可止，一或激变，为祸无极。往往假为风涛，窃弄干戈，残贼生民，屡辱官师讨击，大臣镇守，经费巨万，屠戮生灵。此皆朝廷之赤子也。（《常熟水论》）

故明代屡治三吴水利，动机虽重在国课，然为民生计，亦势难置之度外也。

四、明代人之三吴水利论

三吴水论，前史轶之，入宋始有言之者，范仲淹倡修围、浚河、置闸三者不可缺一之论。

景祐中，范仲淹言：“修围、浚河、置闸，缺一不可。盖浦港利用浚，海港利用闸，圩岸利坚厚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后人大抵祖述之。

政和六年，户曹赵霖上言三说：“一曰开治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元大德八年，海道千夫长任仁发言：“……大抵治水有三：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明代言者益众，总约其要，曰杀上流，曰决下流，曰贯通下流，曰筑圩作堰，曰置闸防沙。

案水利之说不一，而总其要，不过三四端而已。其曰复漂阳之五堰，杭州之长河堰，常州之望亭堰，务使水不入于太湖者，此杀其上流之说也。其曰开吴淞江、刘家河、白茆、七丫诸浦，使水或南或北，并入于海，此决其下流之说也。于江河之旁，各仿古人之迹，分为塘浦，是又于下流而贯通之也。筑圩岸以围田，作堰以防水，使之毕归于塘浦，而东去之水，自然满盈迅疾，所以为内之势也。置闸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而水易出，所以为外之防也。是数者尽之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与仲淹之说，出入盖寡。今取明人之专学而较详赡者，揭述于后焉。金藻华亭人，撰《三江水利论》，陈治水之道六事，而以任委得人为要。

治水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顺形势也，正纲领也，循次序也，均财力也，勤省视也，所以行之者有一，曰任得人而已。（《三江水利论》）

修治圩岸沟洫，当在开江置闸之先，而治圩岸又应前于沟洫。

昔人以开江、围岸、置闸为第一义，又以河道、田围二事，兼修不可偏废，此皆至当之论。后人祖之者，率多以开江为务，而圩岸沟洫，漫不知省。臣愚以为江固当开，闸固当置；然圩岸沟洫，又在开江置闸之先，而圩岸又当先于沟洫也。……臣愚以为必如是，然后财无空废，人无徒劳，时无虚度，河成而两旁为田，虽有骤雨，亦难冲塞矣。（《三江水利论》）

后沟洫浦渎既通，寻东江旧迹，以正东南之纲领；开淞江首尾，以正东西之纲领；开娄江之昆山塘，至于吴县胥塘，以正东北之纲领。

若其沟洫既深，浦渎既通，然后寻东江之旧迹，以正东南之纲领，而淀湖所受急水港以来之水，与夫陈湖所接白蚬江之水，皆得以达于东南以入海，则黄浦之势可分，而千墩浦等水，不横冲于松江，而松江可通矣。又开淞江之首尾，以正东西之纲领，则黄浦之势可分，而跄口既通，吴江石窦增多，而淞江可以不塞矣。又开娄江之崑山塘，以至吴县胥塘，另接太湖之口，添置石窦，则新洋江之潮势可分，而不使横冲淞江，而东北之纲领又正矣。（《三江水利论》）

纲领既正，乃循江南地势，引导太湖四周之水，使各得其所，斯即金氏顺形势之说也。

三江既通，则太湖东之形势顺矣。然后寻漕泾入海之闸河，金山卫入海之闸河，海盐县入海之闸河，以泄嘉兴、秀水塘等处以来湖、杭之水，而谓之南条者，则太湖南之形势顺矣。疏江陵下港等河，常熟白茆等港，复常州运河斗门一十四处，走泄夹苎等渎，筑堤管水以入江，而谓之北条者，则太湖北之形势顺矣。修溧阳之五堰，疏宜兴之百渎，则太湖西之形势又顺矣。四面高乡，皆置石闸，以石阖辟，不使其反而趋内，则高低之形势又顺矣。（《三江水利论》）

嘉靖中，常熟薛尚志著《邑水论》，以复五堰，开百渎，凿吴江，为东南治水之经。

治水者，必复溧阳之五堰，使三州之水，不得东注于太湖；开宜兴之百渎，引荆溪之水，以入于江；凿吴江茭芦之地使深阔，以泄太湖之水，散入淀山、阳城、昆承等湖，大石屯等浦，以泄淀山湖之水，由吴淞江以入于海；开盐铁、七浦等塘，泄阳城湖之水，以达于江；开白茆港、白鱼洪、鲇鱼口，以泄昆承湖之水，以注诸江，此东南治水之经也。（《常熟水论序》）

与其时胡体乾所上治水策，议论大体相同。

嘉靖……二十四年……初胡体乾按吴，以松江泛溢，进六策：曰开、曰浚湖、曰杀土流之势、曰决下流之壑、曰排涨沙、曰立治田之规。（《明史·河渠志》）

所谓正源治流者是也。

复五堰以障三州之漫，开百渎以杀荆溪之淫，所以正其源也；凿吴江淀淤，以导太湖之潴，治通江各浦，以宣诸湖之停，所以治其流也。（《常熟水论》）

昆山归有光有《三吴水利录》之作，谓古者吴淞江最为深阔。

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称古者江狭处，犹广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渎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郏氏云：“吴淞古道，可敌千浦。”又江旁纵浦，郏氏自言小时犹见其阔二十五丈，则江之广可知。……余家安亭，在淞江上，求所谓安亭江者，了不可见；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顾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称。江口有渡，问之百岁老人云：“往时南北渡，一日往来仅一二回。”可知古江之广也。（《震川集》卷三《水利后论》）

足纳太湖东驶之水，后世江流湮塞，只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他道。

议者不寻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凿港浦，以求一时之利，而淞江之势日失，所以沿至今日，仅与支流无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岂非治水之过欤？……夫以江之湮塞，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务，而别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远矣。（《震川集》卷三《水利论》）

且力诋截西水壅太湖上流之非。

宜兴单锷 [7] 著书，为苏子瞻所称，然欲修五堰，开夹苎千渎，以截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震川集》卷三《水利论》）

单锷……欲截西水入扬子江上流，工绪支离，未得要领。扬州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盖泽患其不潴，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专力于淞江，而欲涸其源，是犹恶腹之胀，不求其通利，徒闭其口而夺之食，岂理也哉！（《震川集》卷入《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独主大开淞江。

余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淞江，淞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震川集》卷三《水利论》）

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时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循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可垦矣。（《震川集》卷八《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盖下流多壅，水欲寻道而去，其势如此。不得其道，则弥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见淞江之不可不开也。淞江开，则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则东南向而流矣。（《震川集》卷八《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复禹故迹。

然治淞江，必令深阔，水势洪壮，与扬子江埒，而后可以言复禹之迹也。（《震川集》卷三《水利论》）

盖以一江泄水，力全气壮，始难淤也。

诚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则气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气弱，故水缓而易淤也。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展开屡塞也。（《震川集》卷八《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以上诸论，虽各执一理，以相是非，然有光居安亭，于淞江形势脉络，最为明晰，持论能立其大，故亭林顾氏特别诩为卓越也。

按水利之说不一……而归氏之论，尤为卓越，故著之篇终，以俟有王者作权于时而行之，以为东南万世之利焉。（《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五、明代三吴治水之经历

明太祖初立国，设营田司，专掌水利。

戊戌（按即元顺帝至正十八年）二月，迁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续文献通考·田赋考》）

及其季年，复广遣国子生，集吏民修治之。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阪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日知录》卷一二《水利条》）

建文时，苏松诸郡，即有水患，永乐元年始诏夏元吉治之。

成祖永乐元年夏四月，命户部尚书夏元吉，治水江南。时嘉兴、苏、松诸郡，水患频年，屡敕有司督治无功，故有是命。（《明史纪事本末》卷二○《治水江南》）

原吉以开浚淞江工费过巨，乃疏其南北两岸浦港，引太湖水分注刘家、白茆二港，使直归江海。

原吉上言：“……吴淞江袤二百余里，广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海。前代屡疏，以当潮汐，沙泥淤积，旋疏旋积。自吴江长桥至下界浦，约百二十余里，虽稍通流，多有浅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仓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汐壅障，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臣相视得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径入大江，皆广川浚流。宜疏吴淞江南北两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明史纪事本末》卷二○《治水江南》）

又以大黄浦下流之难于疏浚，乃浚其旁之范家滨，以达泖湖之水于海，疏上既行，农田大利。

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下流壅塞，难即疏浚；傍有范家滨，至南仓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疏上行之。……于是水泄，农田大利。（《明史纪事本末》卷二○《治水江南》）

翌年，原吉复奉命治水苏松，尽通旧河港。

永乐……二年……夏原吉复奉命治水苏松。尽通旧河港。又浚苏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顾浦、陆皎浦、尤泾、黄泾，共二万九千余丈；松江大黄浦、赤雁浦、范家滨，共万二千丈，以通太湖下流。（《明史·河渠志》）

然其北掣吴淞之水入于刘河也，徒浚其流而不开其源。

徐献忠曰：“原吉北掣吴淞之水，入于刘河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开其源，七十二水门之淹塞如故，则吴淞之流不加迅速，夏驾与四顾二浦潮汐之入者，不能敌住，奈何而不塞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通小塞大，计近功而忘远图，其后吴多水患，原吉创垂未善，实负其咎云。

按原吉治水，时多艳称之者。议者谓原吉浚白茅，欲以泄湖水；不知白茅势高于湖，终不足以泄震泽之水。又凿夏界浦，掣吴淞水北达娄江；不知娄江虽通，仅自复故道，而新洋、夏驾二浦，横冲淞江之腹，是反为之害也。又浚上海范家浜，掣吴淞江南达黄浦入海；不知淞江为东西横流大水，势顺流驶；黄浦为南北纵流之水，势逆流缓；导南北之纵浦，夺东西之巨流，是通其小而塞其大，计一时之近功，忘百世之远图也。其后三吴多水患，实原吉创垂未善云。（《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注文）

故至宣德时，苏松诸湖，又皆淤塞，一遇雨潦，田皆淹溺，朝命周忱、况钟治之。

宣德……七年……苏州知府况钟言：“苏、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庞山、阳城、沙湖、昆承、尚湖。永乐初，夏原吉浚导，今复淤，乞遣大臣疏浚。”乃命周忱与况钟治之。（《明史·河渠志》）

正统五年，抚臣周忱修治吴淞江正流，又挑浚昆山顾浦，以泄涨溢。（《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委任甚专，历年复久，故功效最著，而吴民思之亦特深。

臣尝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经理吴中者，凡数十令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不过数人。惟正统间巡抚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吴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过人者，盖亦先朝委任特专，而历年又久，故忱得以尽行其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引嘉靖二十三年吕光洵疏）

天顺二年，巡抚崔恭又开淞江，多凿新道。

崔公……以为江之故道虽浚必合，莫若从新地凿之，力易为而功不坏。起自大盈浦，东至吴淞江巡司，计二万二千丈。又自新泾西南至浦汇入江，计四千丈。阔皆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乡之潦可泄。东北则自曹家河平地凿及新场，计三万余丈，深阔皆与江同。又新华湮塘、六磊塘、莺脏湖、乌泥湮入浦，而高乡之旱亦免。（《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钱记》）

弘治七年，命徐贯与何鉴经理浙西水利，明年告成，以主事祝萃之功为多。

弘治……七年……七月，命侍郎徐贯，与都御史何鉴经理浙西水利。明年四月告成。贯初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随。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贯乃苏州通判张旻疏各河港水潴之大坝；施开白茆港沙面，乘潮退，决大坝水冲击之，沙泥刷尽，潮水荡激，日益阔深，水达海无阻。又令浙江参政周季麟，修嘉兴旧堤三十余里，易之以石，增缮湖州长兴堤岸七十余里。贯乃上言：“……臣督官行视，浚吴江长桥，导太湖散入淀山、阳城、昆承等湖泖；复开吴凇江，并大石、赵屯等浦，泄淀山湖水，由吴淞江以达于海；开白茆港、白鱼洪、鲇鱼口，泄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于江；开斜堰、七浦、盐铁等塘，泄阳城湖水，由七丫港以达于海。下流疏通，不复壅塞；乃开湖州之溇泾，泄西湖天目、安吉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开常州之百渎，泄溧阳、镇江、练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开诸陡门，泄漕河之水，由江阴以入于大江。上流亦不复湮滞。”是役也，修浚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百五十道，役夫二十余万，祝萃之功多焉。（《明史·河渠志》）

嘉靖元年，巡抚李克嗣续开吴淞江，击汰沙泥，支流灌注。

嘉靖元年……初苏松水道，尽为势家所据。巡抚李克嗣，画水为井地，示开凿法，户占一区，计工刻日造浚川爬；用巨筏数百，曳木齿随潮进退，击汰泥沙；置小艇百余，尾铁帚以导之。浚故道，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明史·河渠志》）

十余年间，无水旱之忧。

巡抚李克嗣……用华、上、嘉、昆四县民力，开吴淞江四千余丈。十余年间，无水旱之忧。（《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五《治水江南》）

二十四年 [8] ，巡抚吕光洵奏苏松水利五事，诏悉如议，并委巡抚欧阳必进治之。

嘉靖……二十四年……吕光洵按吴，复奏苏松水利五事：一曰广疏浚以备潴泄。……宜先度要害，于淀山等茭芦地，导太湖水散入阳城、昆承、三泖等湖。又开吴淞江及大石、赵屯等浦，泄淀山之水以达于海；浚白茆、鲇鱼诸口，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开七浦、盐铁等塘，泄阳城之水，以达于江。又导田间之水，悉入小浦，以纳大浦，使流者皆有所归，潴者皆有所泄，则下流之地治，而涝无所忧矣。乃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顾浦、吴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昆山之东；浚许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浚臧村等港，以溉金坛；浚澡港等河，以溉武进。凡陇冈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广，使复其旧。则上流之地亦治，而早无所忧矣。……一曰修圩岸以固横流。……一曰复板闸以防淤淀。……一曰量缓急以处工费。……一曰重委任以责成功。诏悉如议。光洵因请专委巡抚欧阳必进。从之。（《明史·河渠志》）

其后倭寇冲突，水利渐坏，越十四年，巡抚翁大立奏请建立石闸，许之。

嘉靖……三十八年……巡抚御史翁大立言：“东吴水利，震泽浚源以注江，三江导流以入海，而苏州三十六浦，松江八汇，昆陵十四渎，共以节宣旱涝。近因倭寇冲突，汊港之交，率多钉栅筑堤，以为捍御；因致水流停潴，淤泽日积，渠道之间，仰高成阜。且具区湖泖，并水而居者，杂莳茭芦，积泥成荡。民间又多自起圩岸，上流日微，水势日杀，黄浦娄江之水，又为舟师所居；下流亦淤；海潮无力，水利难兴，民田渐硗。宜于吴淞、白茆、七浦等处，造成石闸，启闭以时；挑镇江、常州漕河，深广使输 无阻，公私之利也。”诏可。（《明史·河渠志》）

然以久苦倭患，虽有兴筑，其事甚微。

嘉靖……四十二年，给事中张宪臣言：“苏、松、常、嘉、湖五郡，水患迭见，请浚支河，通潮水；筑圩岸，御湍流；其白茆河、刘家河、七浦、杨林，及凡河渠河荡壅淤沮洳者，悉宜疏导。”帝以江南久患倭寇，民不宜重劳，令酌浚支河而已。（《明史·河渠志》）

惟隆庆三、四两年，巡抚海瑞大疏吴淞江下流，江面阔展，后浚白茆五千余丈，河道始得通流。

隆庆三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吴淞江下流、上海淤地万四千丈有奇。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明年春，瑞言：“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北止白茆，中止刘河。刘河通达无滞，吴淞方在挑疏。”土人请开白茆，计浚五千余丈，役夫百六十四万余。（《明史·河渠志》）

数年后，林应训请开吴淞江艾祁至昆山一段，继续前工。

巡按御史林应训言：“……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群议，挑自上海江口宋家桥，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疏。自艾祁至昆山慢水港六十余里，刚俱涨滩，急宜开浚，计浅九十五百余丈，阔二十丈，此江一开，太湖直入于海，滨江诸渠得以引流灌田，青浦积荒之区，俱可开垦成熟矣。”（《明史·河渠志》）

万历六年，胡执礼亦请先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并从之。

万历……六年巡抚都御史胡执礼，请先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并从之，至是工成。（《明史·河渠志》）

诸河港既成，应训复奏准开浚支河。

万历……八年，（应训）又言：“……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旸港，俱已告成。支河数十，宜尽开浚。”俱从其请。（《明史·河渠志》）

寻用宋仪望议，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逵领之，多所筑浚。

用（宋）仪望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逵领之。乃浚吴淞江八十余里，筑塘九十余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浜、老鸦嘴海岸十八里。（《明史·河渠志》）

然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开浚河未完，故道反塞，其功固未竟也。

神宗万历十五年，以吴中岁遭水患，奏请特设水利副使一员，驻松江。是岁命许应逵莅任，发帑金十万为修治费。及首浚吴淞，后及支干，开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尽为平壤，功未竞。（《明史纪事本末》卷二《治五水江南》）

嗣后明室政事日坏，三吴水患，随之日炽，臣工虽屡请疏治，皆未能行，因循苟且，直迄于亡。

万历……三十七八年间，霪雨浸淫，水患日炽。越数年，给事中归子顾言：“宋时吴淞江阔九里，元末淤塞，正统间周忱立表江心，疏而浚之。崔恭、徐贯、李充嗣、海瑞，相继浚者凡五，迄今四十余年，废而不讲。宜使江阔水驶，塘浦支河分流四达。”疏入留中。巡按御史薛贞复请行之，下部议而未行。至天启中，巡抚都御史周起元复请浚吴淞、白茆。崇祯初，员外郎蔡懋德、巡抚都御史李待问，皆以为请。久之，巡抚都御史张国维请疏吴淞江长桥七十二谼，及九里石塘诸洞。御史李谟复请浚吴淞、白茆，俱下部议，未能行也。（《明史·河渠志》）

至于水利兴筑之办法，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此则明代一般之情形也。

（原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21、22两期，1941年1—2月）

[1] 《水道提纲·太湖源流篇》原注：“百渎支水无数，在县城西南七十五里为中渎。在城北六十里者为北渎。昔人以荆溪当数郡下流，于其东北入湖之口，疏为百派以分其势；自东坝筑而百渎渐微。今惟荆溪合西南境诸水，经铜官山之北麓，东北流入太湖耳。”

[2] 七十二溇在太湖之南，自西而东，联比相属，以授予大湖。溇皆源于湖州嘉兴境内，而经苏州吴江县之西南，旧皆深通，或曰渎，或曰浦，或曰泾，或曰洪，或曰港，或曰溪，或曰口。治田者各为坝堰，随宜开塞，以备旱潦。惟至明已多湮塞矣。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吴江县太湖条》下。

[3] 三江异说甚夥：甲、以吴淞江、娄江、东江为三江，《吴地记》、庾仲初《扬都赋注》、《水经注》皆同。乙、以南江、北江、中江为三江，见《汉书·地理志》。司马贞以毗陵之北江，芜湖之中江，吴县之南江当之，见《史记·索隐》。北江，即今长江正干；中江，即溧水；南江，即今吴淞江。丙、以吴淞江、钱塘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见《国语》韦昭注。毛奇龄作《三江考》主之。丁、以浙江、浦阳江、剡江为三江，见《吴越春秋》。戊、以岷江（长江）、浙江、吴江为三江，见《尔雅》郭璞注，归有光主之。

[4]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三江条云：淞江一名笠泽，一名松陵江，一名吴淞江。自太湖分流，出吴江县城东南之长桥，东北流，合庞山湖；又东北经唐浦，折而东南流，为舟直浦；又东南流历淀湖，合五浦而入上海县境；又东南流与黄浦合；又迤逦至吴淞口入于海。此淞江之大略也。

[5] 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五《治水江南》。

[6] 五堰即银林（亦名银树）、分水、苦李、何家、余家等五堰，界高淳溧阳二县境，杨吴时曰鲁阳五堰，明初命名曰广通镇，俗称东坝。其东十二里又有下坝，旧谓为东西二坝，至明总称东坝。此处所言五堰，即指阻水之东坝而言。

[7] 单锷，字季隐，宋嘉祐进士，博学志经济，不就官。独留心于吴中水利，著有《吴中水利书》。苏轼尝为状进于朝，其书今存。

[8] 吕光洵奏苏松水利五事，《明史纪事本末》与《读史方舆纪要》二书作嘉靖二十二年，《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