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它早期的活动中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这里有雄伟的高山，辽阔的草原。党项人夏冒烈日，冬搏风雪，狩猎游牧，生息繁衍在这广阔的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锻炼成一个习苦耐劳、奋发乐观、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
到了公元6世纪，西羌衰微，党项初露头角。《北史·党项传》说：“魏、周之际，数来扰边”，这是我国史书中有关他们最早的记载。他们分布散居的地区很广，大抵东起松州（故治在今四川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按指西突厥领地，为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南杂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以青海湖为中心），在辽阔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按照从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摄，没有法令、徭赋；也没有文字、历法，以草木的枯荣来记岁时。著名的族姓有八个，这就是：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在党项族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历经多年的战乱之后，隋朝出现了统一的局面，这无疑激发党项族的内向热忱。585年，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到旭州（在今甘肃临潭县境）归附，隋政府给以大将军的官称。在唐太宗时期，629年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也率部归附，唐朝为其设置轨州，任步赖作刺史。其他党项部落接着也相继来归，唐又设崛、奉、岩、远四州予以安置。631年，唐朝又在党项部落河曲地方新设了60个州，当时计有人口34万之多。但其时大首领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通婚，关系亲密。634年唐军向吐谷浑发动大进攻，拓跋赤辞曾为浑主伏允顽强作战，后因部属离心，只得被迫受降。唐朝予以笼络示惠，就其部落住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各部落首领为刺史，而以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姓李。于是，这一支拓跋氏势力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并得到了发展。
吐蕃奴隶主政权其时兴起于西藏高原，对外不断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散居在青海和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的党项部落，受到严重威胁，请求内徙。唐朝便把设在陇西的静边州都督府和所属25个羁縻州东迁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党项原住地为吐蕃占据，留居下来的党项人，受其统治，叫做“弭药”。这名称在文献上有不少的别译，如缅药、穆纳、母纳、木内、木雅、弥娥、密纳克、敏里雅等。党项内迁后，与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接触多了，生产力迅速发展，部落中贫富差别加大，开始出现阶级，氏族社会瓦解，党项人进入了以家内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
8世纪中期，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内侵。唐政府把灵州、盐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和绥州、延州等地区。当时居住庆州的，以在陇山之东，叫做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一带的，由于其地“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见百十里而遥。匹马一人不能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延绥镇志》）之故，叫做平夏部落。平夏地区南界横山，唐人谓之“南山”，居住此地区的叫做南山部落。南山部落以野利氏势力最著，而后来成为西夏统治者的拓跋氏则是平夏部落里最显赫的大族。
唐朝末年，中央统治力量削弱，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不久他出兵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绥、宥四州，并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夏州的李（拓跋）氏政权从此开始。经九传，到了宋代初年。李氏家族发生权力纷争，李继捧率领一部分人投降宋朝。继捧的族弟继迁不从，打出保护祖宗故土，维护党项利益的旗号，团结党项部落进行反宋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建官制吏，发展生产，学习汉族文化，遂使党项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继迁子德明，孙元昊，皆英明有权略，其统治期间，经济与军事大为增强。元昊遂在1038年称大夏皇帝，建都兴庆府。这标志着党项社会封建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于是党项族的历史便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
作为西夏主体居民的党项族，它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较晚。在他们完成了西夏建国的任务之后，随着蒙古兴起而西夏灭亡。党项人在元朝还有文治武功的贡献，进入明代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关于这个民族在其兴亡的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在下面还要作一些概述：
1.早期生活。《隋书·党项传》对党项的原始生活，有着扼要的记述：“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 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他们自唐代内迁以后，长期与汉人接触，深受影响，进步很快。他们仍然从事畜牧，生产日渐发达，逐步积累了财富。他们用“善马劲羊”及其他牲畜产品来和汉族人交换谷物、缯帛、武器、旗帜、钢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中唐诗人元稹写作的《估客乐》一诗说：“求球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足见“党项马”这时已被公认为是名贵的商品。下至五代，党项“大姓之强者”竞来内地，贩卖马匹，络绎于途，“利其所得来不可止”（《旧五代史·党项传》）。说明当时党项社会经济出现了兴盛繁荣的局面。
2.民风习性。党项人肤色黧黑，身材高大，体质结实，勇敢坚忍，上下用命，投入战斗，往往获胜。在西夏有一种被称为“步跋子”的兵种，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还有一种叫“铁鹞子”的骑兵，“最能倏忽往来，若电集飞云”。（见《宋史·兵志》）加以党项领袖娴熟战争艺术，富有指挥能力，因而往往能够以少击众，取得辉煌战果。
元末唐兀（即党项）人余阙，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庐州（今安徽合肥），后遂为庐州人。他是一位有名望的官僚学者，曾参加过修撰《辽》《金》《宋》史的工作。他的友人归旸（字彦温）赴官河西廉访使，他便撰写了一篇送归旸就任的序文，在其中特别谈到西夏人（即党项人）的风土人情。他说：“余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这谈的虽是西夏灭亡后的事，但党项社会的固有风气，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3.衣饰、居住及交通。在西夏社会里，一个普通的党项人的标准形象是：一般头戴毡帽，脚穿皮靴，身穿毛织布衣或皮制短装。腰间束带，还挂着一些小什件，如小刀、火石袋之类。他们早年披发，或者蓬首，到了元昊称帝，宣布“秃发令”，于是“剃发、穿耳戴环”就成了西夏人，特别是党项人的标准形象。在司马光写的《涑水记闻》里记有一个故事，说庆历年间，元昊包围了宋的麟州，麟州守将苗继宣募人突围求援，有个叫王应吉的应募。苗问：“你需要多少人跟你去？”王说：“如今敌人重重包围着城池，带人没有用，我愿意剃掉头发，换上党项人的服装，带上弓箭，夜里用绳子吊放出城，如遇敌兵盘问，我就用党项话回答。”结果，真的被他混出重围去了。上层分子的服饰，则要讲究一些，他们喜欢穿轻软华丽的丝绸衣服。男穿团花锦袍，女穿绣花翻领长袍。元昊建国后规定：文官戴幞头，穿靴，执笏，按官品高低穿紫衣或绯衣；武职则戴金贴起云缕冠，银贴间金缕冠或黑漆冠，穿紫色左大襟的长袍，束带，带上挂解结锥、短刀、弓衣。民间服装只能用青、绿色。元昊本人却采用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衣白色夹衫，戴红色里子的毡冠，冠后垂红飘带。这种自出心裁的新服饰，可能是要在吐蕃、回鹘的臣民面前显示帝王风度的。
党项早期过着游牧生活，使用帐篷，牲畜皮毛充作建筑材料。由于居住帐篷，所以计算户口，一家也叫一帐。帐篷在流动时容易搬迁，定居下来便可改成“栋宇”式的住房。党项人内迁以后，大多数还是住的帐篷。沈括在《梦溪笔谈》书中说，党项人居住的房屋，通常一排三间，中间一间是用来供神的，左右两间才住人，一般是简陋的。而统治阶级的房屋，气象就大不相同了。元昊建国后，规定有官爵的人，房屋才能盖瓦，而皇族的宫殿就更加富丽堂皇了。元昊在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极为壮观，后在贺兰山东麓建离宫，周围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所役丁夫数万人，已同内地宫殿相差无几了。
西夏境内的地形复杂，为了克服交通上的障碍，自古以来在河西走廊地带就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历代成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西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修建驿道，东西25驿，南北10驿，从首都兴庆府东北行12驿而达契丹之境。本土盛产的马、牛、骆驼，或作驮运，或挽车辆，或传文书，或供乘骑，是陆上主要的交通工具。西夏政府机构中有“马院”“出车院”，对交通运输极为重视。还有“浑脱”是带地方特色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民用外，它在西夏军队装备里也占有一席地位。
4.巫术与占卜。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其部落组织仍然带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残余；而万物有灵的迷信和崇拜还是非常流行。党项人称巫师为“厮乩”（此据沈括《梦溪笔谈》，《辽史·西夏外纪》作“厮也”），其职业是为人进行祈祷、占卜或作预言，以趋吉避凶，及请神驱鬼，画符咒水，为人治疗疾病，等等。党项人笃信机鬼，习尚诅咒。甚至在战场上恪守这一套迷信习惯，例如避免晦日，要单日才出战，对敌作战不以逃避为耻，三天以后回到原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作草人埋藏地下，众射而还。
党项人要做什么事，特别是在出兵打仗的时候，总要卜凶问吉。占卜的方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用艾草熏灼羊脾骨，看兆纹的表现怎样，叫做“炙勃焦”；二是在地上劈竹，像用蓍草计算数目一样，叫做“擗算”；三是夜里牵一条羊，卜者烧香念咒，又在僻静处散布燃烧的谷火，次晨杀羊，剖视肠胃，认为通顺就吉利，羊心有血就多凶；四是用箭杆敲着弓弦，审听它发出来的声音，从而推断凶吉、利害、胜败等情和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1972年在甘肃武威地区发现过写本占卜辞的残页。系用十二支占日，这种占日问吉凶的作法，显然也受着汉族风习的影响。
5.复仇与和解。重视复仇是党项人的古老习俗。他们将它看成是人生的首要大事。如有仇未报，便蓬头垢面，跣足蔬食，坐卧不宁，难以生活下去。但其社会有条老规矩：仇人中的一方如有丧事，这期间就得停止攻伐；凡因有凶丧而一时不能复仇的人，就会背负甲叶作为标记。连一些没有复仇能力的人，往往也要纠集邻族妇女，武装起来直趋仇家，将其房屋烧毁。习俗认为男人和妇女打斗是很不吉利的，于是仇家见状总是离开躲避。西夏地方上也选择巧舌善辩的人担任和断官，由其来处理一些纠纷案件。杀人致死者，须赔偿命价。如若有仇双方同意和解，就要举行一种仪式：双方同饮用死人头骨盛着的掺有鸡狗血的酒，并发誓说：“若今后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这反映出党项人一向对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切的恐惧心理。
6.婚姻与丧葬。隋唐以来，党项部落里盛行收继婚制，如《新唐书·党项传》所记：“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出现以后，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而发展成为多妻制。“蕃戎之俗，诸母众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在男女关系上，西夏社会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一○），婚姻性爱都是比较自由的。
羌俗人死火葬，历来多有记载，党项人也是“死则焚尸”。元初，马可波罗的《行记》里曾详细叙述了曾是西夏旧领域的唐古忒州的“焚尸”之俗。那是十分铺张浪费，既有衣衾棺椁的大量物资消耗，又停柩择期，旷时废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至于西夏皇室和贵族显官的墓葬制就更加不同了。他们大肆兴建奢侈壮丽的陵墓，实际是接受和摹仿汉族封建礼制的影响，显示统治者的高贵尊严，是另有其政治作用的。
据《西夏书事》卷七所载，李继迁在进行反宋战争期间，“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这是一种奇特的葬法，汉族没有过，也与西藏所行的水葬完全不同。可能是为了保全祖坟，像曹操的“疑冢”一样，而不能视为正常的埋葬制度。
7.娱乐与节日。狩猎是党项的民族习惯，也是一种有助他们习战练武的娱乐活动。李元昊常常在出兵打仗前，就要先和部落首领们举行一次围猎，历史文献也多次记载，西夏统治者曾先后向唐、北宋、契丹进献过白鹰、海东青、白鹘等名贵猎禽。这不仅具有臣服纳贡的含意，而且也说明党项人狩猎艺技的高超。
西夏旧俗以十二月为岁首，最重要的节日是冬至，在这一天人们都要团聚亲友，宴饮欢庆。佛教在境内也颇为盛行，寺院特多，也常常成为大家游乐的场所。元昊称帝之后，为了收揽民心而活跃社会气氛，便下令规定：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第一月的初一日和他本人的生辰（五月五日）都作为节日，让臣民们在这一天举行庆贺，过得欢乐一些。
8.艺术表现。党项人本以武勇见称，他们在内迁，特别是建国后，和汉族、吐蕃、回鹘以及契丹、女真等民族，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交流，艺术生活也日趋丰富。例如现存的敦煌壁画，迄今留下来的承天寺塔和拜寺口双塔，以及那些铜牛、石马、竹雕等文物，无一不体现出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人的才华。唐诗宋词里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传诵千古的名句，也源于党项人手中乐器——羌笛所引发而咏的。爱好宋词的人或许都知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见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这么一句话，但许多人并不清楚它却是出自一个西夏归明官之口。我想，这不仅仅表明只有柳永的词作，才在能歌善舞的党项人群中有大量的知音吧，不然，沈括在延州任职时为何会说出“万里羌人尽汉歌”这样的话来呢？看来，当时的党项人是十分喜爱汉族的歌谣的。
9.党项语与西夏文。党项语属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与今四川羌族语和敏里雅语很相似；也和今日的彝语及纳西语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党项学者们根据党项语的特点，吸取汉字的造字方法，确定一些部首的偏旁，组成表意文字，于元昊称帝的第一年正式颂行，从而为西夏政治、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许多汉文书籍，如兵书、历书、医书和儒家经典都被翻译成西夏文，并雕版印刷出来，广为流传。西夏文一直使用流传了五百多年，约在明朝后期，才无人认识。1910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哈拉浩特（黑城），运走大批西夏文书籍，其中有一部西夏人骨勒茂才在1190年编订的《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西夏文、汉文合璧的袖珍字典。有了它，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便容易释读西夏文了。
10.党项遗民。1227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灭亡西夏，给党项人带来了一场大灾难。留在原地的党项人被蒙古贵族统治，后来逐渐与西北各民族（包括汉族）融合；东逃一支入宋，定居在今河南西南部，后与中原汉族相融；另一支南渡洮河，经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达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并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又存在了四百多年。这部分党项人基本融合到藏族中去了。不过，这些被称作木雅藏的藏民，至今在建筑、服饰、习俗、语言上还保持了与藏族不同的某些特点。
（原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现有修订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