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中唐以来，四川社会生产力有着显著迅速的发展，经济繁荣，地方富庶，文化学术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作为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的雕版印刷，这时就首先在四川地区开始迈步，可以说是最显明的标志之一：

1.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剑南两川有印版日历售卖 [1] 。

2.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日本僧人宗睿从我国携带回国的书籍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 [2] 。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的残页，是世界最古的印本历书，现保存于伦敦 [3] 。

4.中和三年（883年）柳砒在成都逛书肆，看见“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都是雕版印刷品 [4] 。

5.1944年在四川大学校区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张印本陀罗尼经咒，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题记，乃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代刻本 [5] 。

印刷必须有纸张供给，唐代官府办公和缮写四部书籍，向来都用蜀郡（益州）所丰产的麻纸 [6] 。由于四川造纸业的发达，便给雕版印刷提供了条件，使它不断向前推进和日益完善，所以到了五代，四川的印版书籍就逐渐流行起来了。例如前蜀任知玄刻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昙域和尚刻其师贯休的诗作约一千首，题曰《禅月集》。后蜀时蒲津人毋昭裔作孟昶的宰相，倡议镌刻“石经”，历时8年，完工了10种 [7] 。毋昭裔还出资刻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 [8] 几种卷帙较多的书籍，并请雕印《九经》 [9] 、诸史，由是西蜀文学大盛。乾德三年（965年），宋平蜀，遣使往收图书，得一万三千卷 [10]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往成都雇工开雕《大藏经》，历13年告成，计1046部，481函，5048卷，印板达13万块之多 [11] 。这些事实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了。

但是，历史的演进并不总是直线上升的，也会发生曲折。北宋王朝建立，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宋军平蜀既滥肆劫掠杀戮，而所任治蜀官吏又大多贪暴，这样便给四川社会造成严重摧残，民不聊生，祸乱相寻，连一度繁花似锦的成都平原沃壤之区也变得学者稀少，仕官绝迹，文化教育事业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从宋太宗统治末期到真宗初年，四川地区先后紧接着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和刘旰及王均的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在人民势力的不断反抗和沉重打击之下，北宋封建统治集团深刻认识到四川问题的严重和棘手，此后被迫逐步采取措施，对统治政策有所改善，才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这以后治蜀官长重视兴学育才，大力笼络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鼓励科举，壮大官僚队伍，用以巩固赵宋皇权。

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统治的后期，通过科举制度这条杠杆形成了官僚与皇权相结合的政治社会，仕宦与读书便具有了不解之缘：读书为了仕宦，仕宦者又必然提倡读书。这样，衰息一时的读书风气才又在四川活跃起来了。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读书记》 [12] ，说他幼时接触到一些“老儒先生”，谈他们年轻时想要阅读《史记》《汉书》一类书籍，机会极不容易，幸而得到，也只有靠手抄。但苏轼亲历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而是“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了。宋神宗时，沈立在四川做官，“用公粟买书，积卷至于数万” [13]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四川社会生产力在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文教事业兴盛起来，刻书和藏书都斐然可观了。

宋代四川文风最盛要数成都府和眉州两属。成都府和成都、华阳二县治所同在一城，还辖有新都、郫、双流、广都、新繁、温江、灵泉等县，它是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眉州辖眉山、青神、丹棱、彭山四县，在宋代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区域。以上两属藏书最丰，文人学者也众多。

华阳的藏书家，宋初有句中正，是有名的文字学家，“喜藏书，家无余财” [14] 。其后，又有彭乘，乘字利建，《宋史》卷二九八本传说他“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彭乘尝任馆阁校勘，参与过校正《南北史》《隋书》的工作，后知普州（治今安岳），兴学育才，颇有治绩。稍后又有郭友直，家富藏书。费著《氏族谱》：

友直喜藏书，多至万余卷，誊写校对，尽为佳本；友直无不读，人问无不知。朝廷诏求遗书，上千余卷，皆秘阁所阙者。

友直字伯龙，其父郭希朴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友直在成都学舍任教30年，交游很广，为人信爱。他著有《剑南广记》四十卷、《毛诗统论》二十卷、《历代沿革乐书》十三卷 [15] 。其子大亨能继承他的事业。《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载：“熙宁七年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3779卷，得秘阁所无者503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成都的平民杨汇，字源澈，生年约与苏轼同时。他人品高洁，富有藏书，对朝廷故实、士大夫谱牒，皆能通晓谙熟。他身居陋巷，闭门著述，不求人知，及卒，学者谥为靖恭先生 [16] 。杨汇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把书籍和金石刻本奉献给当地长官，所得的犒赏只不过几壶酒浆罢了 [17] 。

成都有一所带有公立图书馆性质的经史阁，是知府吴中度等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建立的。吕陶的《经史阁记》 [18] 说：

五代之乱，疆宇割袭，孟氏苟有剑南，百变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穀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

惟经史阁之成，基势崇大，栋宇雄奥，下视众屋，匪隘即陋，聚书万卷，宝藏其间。

宋代的眉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表现很突出。眉州的科第，据旧志和雁塔碑所载，南北宋中甲乙科的就有880多人 [19] ；宋政和五年徽宗御笔亦以西蜀眉州属学者为最多 [20] ，故清人彭端淑说：

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莫盛于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苏文公洵，文忠公轼，文定公辙，与庐陵、临川、南丰，互为雄长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简焘著《长编》，与涑水、新安相为表里者也 [21] 。

眉州文化发达，远有端绪。蜀人所称的“孙家书楼”，建自唐时，前后有三百年的历史，为宋代任何藏书家所不及。书楼系眉山人孙长孺所建，始开成（836—840年），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为写“书楼”二字。五代时书楼曾毁于火。长孺的四（或作五）世孙降衷，曾游洛阳，和作皇帝前的赵匡胤有过交谊，因得赐田并授眉州别驾，他便购书万卷贮存起来 [22] 。天圣初六世孙孙辟又重建书楼一次，他热心教育，在东山设立“山学”，请成都何维翰主持教务，召聚四方学生，制有“公养之法”；当时有名望的范镇、石扬休、蒲师孟诸人，都在这里任过教。这以后书楼又遭过一次火灾。南宋末期孙辟的一个六世孙又重修书楼，并请魏了翁写记 [23] 。了翁有感于藏书不易，慨叹说：“孙氏之传，独能于三百年间屡绝而复兴，则斯不亦可尚矣夫！”

眉州丹棱县也颇富藏书。家彬撰《史子永墓志铭》 [24] 说：“子永讳大年，丹棱人。……教其子所居室为层屋，号曰‘五经楼’，藏书万卷。”史子永的友人史南寺，也是丹棱人，唐庚为南寺撰墓志铭 [25] ，说他性嗜书籍，多所收藏。还有一个叫杨素翁的丹棱人也该提到，黄庭坚谪居戎州（今宜宾）时，想把杜甫在东西川及夔州所写的诗篇书写刻石，以保存久远，但是要找“一奇士而有力者”才能办到。后来杨素翁承担了这项任务，把黄书的杜诗刻石，“作堂以宇之”，名曰“大雅堂” [26] 。杨素翁就是南宋大史学家丹棱李焘的岳祖父，从他家富资财、崇尚风雅来看，可能也是藏书家。

此外，北宋时四川的藏书家：郫县有李定，“自号虚舟子，蜀中洊值兵火，经籍不完。天禧中，诏访天下书籍，定先投牒监中，群书多出其家” [27] 。

犍为有王氏书楼，位于县南，地势高爽，下临岷江，有藏书万卷。嘉祐中，苏轼弟兄侍老泉舟行适楚，过之。轼有诗 [28] 咏云：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云是昔人藏书地，磊落万卷今生尘。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这位王姓藏书主人，已不详其生平；唯由苏轼此诗看来，这项藏书早成一种梦幻似的陈迹了。

陵州贵平（今属仁寿县）人孙光宪，字孟文。五代末仕荆南高氏，入宋任黄州知州（今湖北黄冈）。他博通经史，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所著有《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十卷、《蚕书》二卷，又撰《续通历》 [29] 。周羽翀《三楚新录》说：“光宪每患干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与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 [30] 孙光宪游仕在外，他的藏书可能并未携回蜀境。

简州（治今简阳县）人刘讽喜收藏书籍，司马光的《续诗话》说：“嘉祐中有刘讽都官，简州人，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赖山，景仁（按即范镇）有诗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惟知白日长。’时有朱公绰送讽云：‘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为时人所传诵。”

宋代朝廷重视搜集图书，无论北宋、南宋，四川一直是搜访的重点地区。例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书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 [31] 。又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荣州杨处士墓志铭》，说这位杨处士“裒辑古今书史万卷”，可见荣州民间藏书也是不少的。

宣和三年（1121年），知资州（治今资中县）魏润博，以本州士子众多，申请朝廷增颁赐书，在州署内建立聚书楼，收藏百家子史。见州人李石所撰的《聚书楼记》 [32] 。

阆州新井（今南部县西）人蒲宗孟，字传正，《宋史》卷三二八有传。他家有名曰“清风”的藏书阁，同时人范祖禹和苏辙都有诗题咏。范诗云：

惟昔隐君子，卜筑兹考槃，图书作藏室，一一手自刊。

……我昔侍先君，借书尝纵观，题诗尚可记，手泽犹未干 [33] 。

苏诗云：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筒牙签次第开；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诗书教子真回宅，金玉传家定粪灰；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34]

清风阁或作清风楼，在这个藏书之处写有一条铭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失！” [35]

彭遵泗《蜀故》卷七说：“保宁城内，宋元祐中建会经楼，置经史子集一万余卷，东坡题额，蒲宗孟为记，范百禄皆有诗。”保宁府，宋为阆州，治今阆中县。

《蜀故》卷七还记有：“万卷堂在彭水东，黄廷坚建，聚书于此。”彭水为宋黔州，治今彭水县。

女真贵族入侵，北宋政权崩溃。这次剧变使四川地位益形重要。刘光祖 [36] 为《昭德晁公文集》撰序说：“国家丙午之变，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蜀。” [37] 由于中原遭受浩劫，文献损失殆尽，而四川局势一向却较为安定富庶，因此它在这方面也就显示出优异成绩。例如北宋校定的“嘉祐七史”，中原已散亡，这时才在蜀拼凑完全。《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宋书》条下云：

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缺，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

绍兴十四年，井度（字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50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

又《郡斋读书志》一书，就是晁公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知荣州（治今荣县）时撰成的。其中收录的书籍多得自南阳井度，而井度的藏书也是在四川作官多年搜集的成果。晁公武在《自序》中说：“南阳井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十余年，所有甚富。”井度在罢官以后，以船载书东去，居于庐山之下。度素与公武厚善，将死，把遗书50箧付托公武说：“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有；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公武字子止，济州巨野人。从他的七世祖晁迥以来，以文章撰述历事真宗仁宗各朝，赐第北京（大名）昭德坊，因称“昭德家”。晁氏家富藏书，公武靖康末避乱入蜀，尝为井度的属员，既得井度书，合其家旧藏书共24500余卷，校雠异同、论求大旨，撰成在目录学史上享有盛名的《郡斋读书志》。

南宋初期有成都府华阳人宇文虚中，在全国以藏书而遭大祸。他在南渡之际出使，被留仕金，恃才好讥，为贵人达官所不满，被诬谋反，指其家中藏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辩诉无效，全家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38] 。宇文氏是成都的世族。虚中的弟弟时中，字季蒙。郑椿在所撰《画继》中，记时中家富藏名画法书，精绝的上品不少 [39] 。上文提到北宋“嘉祐七史”的缺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才得补全，可见他还是一个藏书家。

宋代郭氏也是成都地区（双流、广都、华阳）的著名世家，读书做官的人不少。例如被人称乐善先生的郭绛，字长孺，喜爱书籍，“丹铅点勘不去手，自经、史、百氏、浮屠、黄老、阴阳、医卜之术，皆究其妙”，并著“《易解》、《书解》、《道德经解》、《蔬食谱》、歌诗杂文等书” [40] 。

郭淑谊也是华阳县人。尝知巴州，晚年退休，筑室藏书万卷，皆手所校雠，著有《杂著》十卷、《肖舟诗稿》二十卷、《理学语类》三十卷、《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二十卷、《温公通鉴评》三卷 [41] 。

眉山县是宋代的刻书中心，学者多，藏书多，又互为影响。成叔阳编辑一部名为《唐三百家文萃》的书，卷数多至四百。刘光祖作序说：“往时有《唐文萃》百卷，姚铉所铨纂已倍于古，今眉山成君乃增益之至三百家为四百卷。呜呼，何其多也！”他认为成叔阳所以能够编成这种巨著，是与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因此说道：“眉山多藏书，叔阳所以尽力乎其间，岂徒然哉？” [42]

丹棱藏书家有孙道夫。道夫字太冲，办事精明，人称“水晶灯笼”。“仕宦三十年，俸给多置书籍” [43] 。大史学家李焘也是丹棱人，他用40年的岁月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共达1063卷的巨帙，还另著书50多种，总计数千万言。周必大撰《李文简公神道碑》 [44] ，说李焘“所至求奥篇隐帙，传录雠校，虽阴阳小说，亦无遗者，家藏书积数万卷”。

普州（治今安岳县）人刘仪凤，字韶美，为文章以典雅见称。他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秘书少监、兵部侍郎兼侍讲，俸人半以储书，凡万余卷，誊录国史无遗。御史张之纲论仪凤录四库书以传私室，遂斥归蜀 [45] 。蜀人关耆孙以诗送行，云：“清议久不作，世无公是非，只因翻故纸，不觉蹈危机。东壁梦初断，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赢得载书归。” [46] 仪凤苦学，至老不倦，尤工于诗。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曾述其运书回蜀的情形：

刘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今属乐至县），筑阁贮之。

按陆游游宦四川前后9年，东归时“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益巨” [47] ；陆氏是越州山阴的藏书家，其中一部分便来自四川。

资州聚书楼的书籍到孝宗初年，岁久鼠穿鱼蠹，且为有力者携取，几已空无所有。成都人宇文绍奕来任知州，重新采购缀录，比旧目增多千余卷。他又修整旧楼，新置书橱，改善了贮藏情况 [48] 。绍奕还在州衙内建筑宏丽的博雅堂，绘礼殿圣贤于其上，为楼以藏朝廷赐书，并把他家里的藏书万多卷也搬置这里。张震撰《博雅堂记》 [49] 即叙其事：

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则叹曰：自吾承先大父右丞相公余烈，以诗书发身，凡二十年间聚书，上自孔氏，下至历代诸史、稗官小说，与夫国典、名公之文，合万余卷；手自校录者几半之，不为不多矣。顾犹有遗憾者：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夷狄，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贮，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为学士大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经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曰博雅。

资州内江县人赵逵，字庄叔。《宋史》卷三八一本传说他：“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与当代名人巨公出处大节，根穷底究，尚友其人。”他在绍兴二十一年对策第一。高宗赵构尝谓赵逵文章似苏轼，有“小东坡”之称。

还有资州资阳人李石，字知几，号方舟，是著名学者兼藏书家。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九载：“李知几，主石室，四方从学之士如云，其题名至三千人。他日送其侄浩成都学官诗云：‘我集四库书，琬琰藏洛河，此外有石经，参酌正舛讹。’亦可见当日收藏之盛也。”他著有《方舟易学》《方舟集》等，他撰写的《续博物志》是总结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部专著，介绍了从上古到北宋年间的科技知识436项，丰富多彩，迄今仍有一定价值 [50] 。

李石撰写过一篇穆深之的墓志铭。 [51] 穆深之，是彭州（治今彭县）人，官承奉郎，藏书万卷，学问广博，好谈性理。李石因公赴彭，和他产生了友谊。

泸州人程贲，字季长，号邱园子，少孤力学，性喜藏书，“自经史子集之外，凡奇诀要录未尝闻于人者，皆珍收之，亦多手写焉。其间复混以名画古琴，瑰异雅逸之玩，无所不有。……日游简编，未尝暂息” [52] 。他藏书校书，收集文物，曾经撰写《太玄经训义》，未成而卒。

青神人杨泰之是一个大藏书家。他字叔正，号克斋，少时刻志于学，卧不设榻者几十岁。魏了翁为他写的墓志铭 [53] 说：“家故藏书数万卷，手自校雠。”泰之的著述极多，有《克斋文集》《论语解》《老子解》《春秋列国事目》《公羊穀梁类》《诗类》《诗名物编》《论孟类》《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本期长编类》《东汉名物编》《诗事类》《大易要言》《杂著》，凡297卷 [54] 。看这些书名，便知杨泰之所从事的正是一种所谓“类书学问”。要做这种学问，非有丰富的书籍来利用不可。

遂宁人苏振文，字伯起，是苏易简的九世孙，卒于理宗绍定六年。魏了翁给他写的墓志铭 [55] 说：“落落不偶，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及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他是一个考究经史，长于训诂的学者，常常提出“先贤所未发”的新见解。

但是上述诸家都赶不上魏了翁所藏图书的丰富。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宋朝的理学大师。他曾忤权相史弥远被贬，在邛州城西的白鹤山下开办书院，授徒讲学，相从者甚众。他在《书鹤山书院始末》 [56] 中说：嘉定三年鹤山书院落成，“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富而传录焉，与访寻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按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也只有八万多卷 [57] ，魏氏以一人之力，便搜藏达十万卷之多。一方面固由于他的努力经营，另一方面也表明南宋时期四川刻书发达，藏书已成为社会风尚的缘故。

魏了翁死于理宗嘉熙六年（1237年），这时期蒙古势力崛兴，在此前三年，金朝已经覆亡，而前一年蒙古阔端领兵入侵，也把西蜀重镇的成都蹂躏得一塌糊涂了。蜀中土民为了避难纷纷外逃，或徙居东南，例如著名学者李心传、高斯得、牟子才三家便侨寓湖州（今浙江吴兴），其初他们保藏有丰富的图书，后来都散失了。周密的《癸辛杂识》说：“近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无几矣！”

我们从宋代四川藏书十分丰富这个事实的侧面，了解到四川在宋代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蒙古贵族势力兴起，灭金侵宋，在战祸深重的40多年的日子里，四川人口锐减，城邑村镇化为丘墟，随南宋政权的山脉崩溃，一度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濒于萎谢，四川的面影就显得暗淡起来了。

（原载《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1] 《全唐文》卷六二四，及《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币二》。

[2]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43页，注1，引日本僧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

[3] L.C.Goodrich：《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八章小注12，并参考上述张秀民著书的图版一○。

[4]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及《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小注，俱引《柳氏家训序》。

[5]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5）。

[6] 《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及张澍《蜀典》卷八。

[7] 孟蜀石经始刻于广政七年（944年），迄于广政十四年（951年），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10种，参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二《毋昭裔传》，及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二引《成都记》。

[8]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

[9]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广政十六年记事，及《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注引《爱日斋丛钞》。

[10]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11] 参看僧志磐《佛祖统纪》，及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分别载《现代佛学》一卷一、二期。

[12] 《宋文鉴》卷八二；《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三作《李氏山房记》。

[13] 《宋史》卷三三三《沈立传》。

[14] 《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

[15] 《华阳县志》卷九，民国新修。载文同《丹渊集·龙州助教郭君墓志铭》。

[16] 《宋元学案补遗》卷一九。

[17] 《蜀典》卷一一。

[18] 《眉州属志》卷一四，及《彭山县志》卷五，清嘉庆刻本。

[19] 据《眉州属志》卷十《选举志》。《蜀故》卷八《眉州科举》条作：“眉之进士，自宋治平开科至宝祐，二百余年共八百六十九人；明三百年止三十七人。”

[20] 《彭山县志》卷三《风俗》，清嘉庆刻本。

[21] 《丹棱县志》，清光绪刻本。又同书卷七引杨慎说，宋代制策入等者只有苏轼、苏辙、吴育、范百禄、李垕5人，蜀居其4，而眉州又占3人。

[22] 《大元一统志》卷六五五《眉州》。此据赵万里辑本卷五。

[23] 《鹤山大全集》卷四一《眉山孙氏书楼记》。

[24] 《丹棱县志》卷二。

[25] 《唐眉山文集》卷四。

[26] 《豫幸黄先生集》卷一六《刻杜子美巴蜀诗序》。黄文作杨素翁，其他记载无“翁”字。

[27]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八。

[28] 《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九《犍为王氏书楼》。

[29] 《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

[30] 《华阳县志》卷二四，艺文二引。

[31] 《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

[32] 《资州直隶州志》卷六《舆地志·古迹》。

[33] 《范太史集》卷二《题蒲氏清风阁》。

[34] 《栾城集》卷五《寄题蒲传正学士闽中藏书阁》。

[35] 《南部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清同治刻本。

[36] 筒州阳安人，有《后溪集》，《宋史》卷三九七有传。

[37] 《文献通考》卷二三八《经籍考》。

[38]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

[39] 《华阳县志》卷一一《人物五》。

[40] 《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及《四川通志》卷一四四《人物二》。

[41] 《鹤山大全集》卷八三《知巴州郭君叔谊墓志铭》。

[42] 《蜀故》卷一八《著作》。

[43] 《宋史》卷三八二《孙道夫传》。

[44] 《全蜀艺文志》卷四七，及光绪《丹棱县志》卷八，均载碑文。

[45] 《宋史》卷三八九《刘仪凤传》。

[46] 《四川通志》卷一四四，引《宋诗纪事》。

[47]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六。

[48] 《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载《聚书楼记》及《博雅堂记》。

[49] 《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载《聚书楼记》及《博雅堂记》。

[50] 刘德仁等编：《四川古代科技人物》，1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51] 《方舟集》卷一六《穆承奉墓志铭》。

[52] 《蜀故》卷一二，原作江阳人，汉时尝于泸州地置江阳县及江阳郡，南宋泸州治所在今泸州市。

[53] 《鹤山文钞》卷二七《大理少卿直宝谟阁杨公墓志铭》。

[54] 《宋史》卷四三四《杨泰之传》。

[55] 《鹤山大全集》卷八四《苏伯起振文墓志铭》。

[56] 《鹤山大全集》卷四一。

[5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记北宋国家藏书，“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李攸《宋朝事买》卷九，记太子兴国二年新建崇文院成，藏书“凡八万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