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运动的关系，可从思想及文体两个层面入手探究。一方面，两者在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经世致用的文章之士，科举改革使得当时的古文创作更强调实用性，更明确地指向现实政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后的考核模式使得士子知识结构单一，统一的评判标准又禁锢了士子思想的发展，造成思想上的空疏浅陋。另一方面，科举改革后，经义大盛，尽管有王安石的模范经义珠玉在前，但源于思想领域的不自由和文体程式化的发展，经义写作从最初的明白切实逐渐走向僵化和凋敝，呈现文气衰竭的局面，从而造就了北宋末期古文领域境况的整体低迷，北宋古文运动也在萧条中走向了终结阶段。
关 键 词：王安石 科举改革 古文运动 思想 文体
如果把平易自然的古文取代骈文从而成为日常表述文体作为标准，那么在欧阳修那里，基本可以看作“古文运动”的成功，之后的苏轼不过是在继续欧公之路，稳固古文的地位。但是，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体改革，它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自从韩柳提倡复兴儒学(新儒学的发轫)，到了北宋，理学思潮兴起。欧阳修之后，思想界呈现四分五裂的格局，“新学”、关学、蜀学、洛学等各成体系，并参以激烈的新旧党争，最终通过蔡京等人将“新学”树为“国是”，王氏“新学”在北宋末的六十年里占据着官方统治地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就不能认为北宋古文运动在欧阳修这里结束且成功了。
元丰末年，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说道：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己，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脊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王氏之同也。①
这段话指出的是，在王安石主持科举改革及颁行《三经新义》以统一思想的影响下，文坛呈现“弥望皆黄茅白苇”的单调又趋同的景象。有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在古文运动中继承欧阳修衣钵的苏轼，他所力图改变的正是王氏影响下的文风。如曾枣庄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一文中说：“欧阳修去世后，在十一世纪的后三十年，苏轼继续反对时文，但他所反对的时文是指王安石‘欲以其学同天下’的主张”，作者也同时指出这是“古文运动内部的分歧”。②再如程杰在其专著《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谈到苏轼的文学思想时，完全是将其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来进行讨论的：“苏轼直接面临着‘熙宁新法’对文学创作的冲击。针对新法‘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的举措，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反对……在熙宁五年作的《监试呈诸试官》一诗中，苏轼对新法的弊端再次表示了忧虑……苏轼在另一篇《送人序》中从士人成才的角度批评了新法压制人才、压制文学的专制错误。”③
显然，以上所举材料和论述，皆认为王安石所主持的科举改革，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了侵害作用。那么，这场改革对古文运动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真如苏轼所说导致了“文字之衰”?本文将致力于解决这个疑惑。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把神宗熙宁前以欧阳修为文坛领袖的阶段，定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前期，熙宁后自王安石主政(1069)开始，一直到北宋末(1127)的近六十年，为古文运动的后期。本文将重点讨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在北宋古文运动后期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对象的界定
在正式论述之前，需要说清楚几个问题：
其一，北宋科举改革并非王安石个人意见。虽然本文以王安石作为北宋科举改革的主持者，但罢诗赋而专考经义，并不完全是王氏的个人构想，而是熙宁初，经过神宗与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人反复商讨后共同倾向的方案，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见。因为他们都深患诗赋取士将使士子一味追求声病偶俪而义理缺失，经义取士的呼声才越来越高。这一点，在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进行讨论。④之所以本文称“王安石的科举改革”，首先诚然是因为这次改革是在王安石主政期间推行的，其文集中体现出的科举和教育改革思想与实际推行的改革方案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颁于学官的《三经新义》，完全是在王安石主导下编撰的，体现了其新学思想，对士子影响最大。
其二，确定王安石科举改革方案执行的起止时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朝廷正式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专考经义。熙宁八年，由王安石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诗义》《书义》《周礼义》)颁行全国，为士子应考所必读，从而取代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他教材和注释，成为新的官学教材。虽然在之后的元祐年间，随着新旧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反复，经义与诗赋的命运及王氏新学的地位也随之反复与起伏，但总的来说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方案一直被贯彻到北宋末，⑤所以，本节所讨论问题的时间跨度，定为熙宁四年到北宋结束的近六十年。
其三，本文将从思想和文体两方面对科举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进行考察。“科举与文学”属于文学研究中的交叉课题。由于科举涉及古代生活中政治、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体系庞大，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若面面俱到地泛泛而谈，就很难深入事实的内核，也不能简单笼统地将之定性为“促进”或“促退”关系。所以，要论述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发展之关系，就需要找到合适的角度介入。引言中已提到古文运动是思想和文体的双重改革，那么，本文便从这两方面入手。
二、科举改革对士子思想层面的影响
(一)通过改革学校教育统一士子的价值观：适用价值观的强化
思想层面首先体现在价值观上，古文写作是与士子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古文的表现形式。⑥士子首先要体认他所理解的“道”，然后才通过“文”表现出来，这背后对价值观的思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本文所论的价值观，专指与学术或文学相关的价值观，可称“文”的价值观，即对何种“文”更有价值或具有终极价值的认识。
自庆历兴学后，北宋官学逐渐普及。于是士子价值观的培养，除了家学和私学，更多依赖于官方学校教育，因而我们首先探讨王安石新政中学校教育改革的部分，对士子价值观的改造。科举归根到底是选拔人才，文学的发展也倚仗于文学人才的培养，这些都需要依靠教育来完成。
王安石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将之提到“一道德”的高度。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用。”⑦对于科举改革，他的思路是“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⑧所以，以经义取代诗赋只是过渡阶段，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取消科举考试，通过学校升贡来选拔人才。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包含几个方面。其一是对太学的整顿上，创立了著名的“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部分，学生按照程度高低进入三舍授业，通过考试可以升舍，上舍生可以不用参加科举考试而直接被推荐到中书补官。这就弱化了朝廷取士对科举的依赖，让学校承担了部分取士的责任。
其二是建立专科学校。王安石十分注重专才的培养，他认为“夫人之材，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贸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⑨王安石认为以往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只会诵读章句吟诗作赋，而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所急需的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因此，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逐渐设立。这就使得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实际，在全社会弘扬一种实学精神。
其三则体现在《三经新义》的主导思想上。他所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是作为指导变法的理论依据而存在的，具有十分明显的“经世务”倾向。这在“三经”的序言中都有表现，尤以《周礼义》序言最有代表性：“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⑩可见，王安石希望士子结合现实探究其中的经邦济世之道，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性命、天理。
以上种种，带给士人的最大影响，便是实学精神和适用价值观深入人心。(11)他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不是以往只侧重诗赋创作和经文背诵的士子，而是通晓本朝礼乐典章的儒者，更是能经世安邦的适用人才。《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熙宁二年)记载：“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12)所以，经术是为了经世务而存在的。这样的教育思路，会不自觉地将“经术”的根底渗入日常文学创作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济用”功能。于是，士子们原先所秉持的韩愈“不平之鸣”、欧阳修面向“百事”等的文学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转向纯为“治教政令”(13)服务。
以往学界倾向于认为王安石科改后的社会风气，侵害了古文的发展，这主要是建立在与之前欧阳修主导文坛时社会风气的对比上。客观看来，熙宁之前，在欧阳修等人的影响下，社会风气确实是有益于古文发展的。“写作‘古文’就成为一种象征，或者说在士人阶层展现的一种姿态，表明自己的写作是为了探求‘道’、阐明‘道’，成为‘道’的承担者……所以，写作‘古文’注定会使作者的价值获得承认，这样的想法无疑对写作‘古文’的士人是一种肯定”。(14)在这一视角下，就很容易理解此期古文兴盛的原因。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强化了适用价值观，古文也随之倾向于“适用”型写作，这就必然削弱了古文写作的情感性和审美性，从这个角度而言，适用价值观的强化，对古文的发展是有不利因素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王安石所提倡的适用价值观，与欧阳修等人所提倡的价值观内核是一致的，都属于古文运动基本价值观的范畴内，都是为了“致力于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宏伟事业”。(15)古文运动从唐中期产生起，就“反映了大多数寒门地主的政治利益，使人心乐其道而习其文”，(16)因而古文创作的最终目的是指向现实政治的，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会陷入艰涩险怪的歧途，但古文运动中提倡复古的古文家们都会努力将它拉回能为儒学和政治服务的轨道上。王安石所作的，只不过是更重点地强化这种价值观，而其精神实质并未与古文运动原有的价值观发生冲突。
总之，在价值观层面，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强化了适用性(同时客观上也弱化了古文的情感性和审美性)，更明确地指向了现实政治。
(二)通过改革考试科目改变士子的知识结构：由博转精、趋向单一
举子在备考阶段的所有学习活动，都是为考试科目而准备。罢诗赋而专考经义，这对于赴考的举子来说，备考的改变是巨大的。
首先来看，专考经义，考的是什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丁巳)，中书云：“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17)
这就说得很清楚，所列的这几种儒家经典，可以选择一种专门研究。由于“诗赋所出之题，取于诸书而无穷；经义所问之目，各从本经而有尽”，(18)之前的诗赋考试，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和历代史书，士人为了应考必须博观泛览，对诸书都需要非常熟悉。而经义取士后，却只需专治一经。其结果则如毕仲游在《理会科场奏状》中所言：“至于经义则不然，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19)举子连儒家士人最基本的《五经》都不熟悉，知识结构之单一可以想象。朱弁《曲洧旧闻》卷三引苏轼语云：“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20)朱弁还以当时举人不知董仲舒为何人之例，来说明应考举人基本常识的匮乏。总之，知识面狭窄是王安石主政期间应考士子的普遍问题。
以上是从横向广博的角度，来考察士子的知识面，再从纵深的角度来看，专治一经，果然能专精吗?上文提到的毕仲游《理会科场奏状》中，就以孙复为例来说明，专治一经并不容易。孙复四十年专治《春秋》，“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而熙宁以后的士子，“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学，不足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21)如此左右逢源，何谈真正的专精。
无怪元祐期间重新执政的旧党大臣们针对经义取士提出不同意见：
伏见朝廷用经术设科，盖欲人知礼义，学探原本。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兼一经之内，凡可以为义题者，牢笼殆尽，当有司引试之际，不免重复。若不别议更张，浸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22)
大臣们从两个角度批评经义取士：考生“闻见浅陋”，考题“不免重复”。从而主张恢复诗赋取士，当然，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经义取士制度一直都保留。(23)
但这样的批判意见也让我们看出，不管是从横向还是纵深的角度，北宋后期的士人们难免知识面狭窄且又非真正专精某经。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了他的思考深度。因而这对于古文写作来说，弊端是很明显的。所谓“文以载道”“道以充文”“道胜而文自至”，古文家们的这些观点都说明，文章离不开“道”，也就是广义上的“思想”。“道”从何来?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道”来源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即“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也”。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道”浸润于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贯通的各部典籍。(24)因此，若举子不能从根本上体贴《五经》乃至其中一经，且不屑留意诸子、史书，那么显然在写作中无法旁征博引，无法真正担负起“载道”“道胜”的使命。张嵲在《毛达可尚书文集序》中评价经义取士对古文的伤害很恰当：“自熙宁、元丰以来，崇尚经术，文章以醇粹近道为古。士子不能奉承兹意，故其弊也，失于颓靡不振，不能上下古今为深博，好文之士颇或病之。其后有司因循故习以取士，其弊滋甚。”(25)在利禄的指引下，士子无视“近道”之本意，所掌握的知识又不能通晓上下古今，无怪乎汪藻会认为自熙宁、元丰之后，“文章之气日衰”。(26)
(三)通过统一评判标准控制士子的言论：思想的禁锢
科举从诗赋取士到经义取士，不是突然之举，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过渡的漫长过程。在宋代，早在仁宗天圣七年(1029)就下诏在开科取士中要革除浮华文风，以经义为旨归。(27)有学者认为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起点，(28)诚然。因为欧阳修曾指出“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29)这也可以证明，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与科举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欧阳修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两汉之风”，学者陈元锋从翰林学士的制诰诏令写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北宋文坛崇尚的两汉文风是指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策论和“西汉诏令”。(30)但笔者认为，此处的“两汉之风”，同时也指宋初科举的考核重点开始向经义倾斜时，延续的是汉代经学家的治经方式。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所考的“大义”，即经义的前身，其内容有三：“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31)据司马光所言：“若不能记注疏本意，但以己意穿凿，不合正道，虽文辞辨给，亦降为不通。”(32)可见，此时所考的“大义”，重在强调严守先儒注疏，反对穿凿己意，属于沿袭自汉代的传统治经之法。
对此，王安石颇不认同，“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33)所以他改革后的“经义”考试，重在阐发自己的见解，义理之学随之大兴，也开启了士子疑经议经的风气。这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但言论领域一旦自由，对统治者来说则是危险的信号，“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34)现象的出现，极不利于控制思想及维持社会稳定。于是王安石不久便颁行统一的教材《三经新义》，(35)要求士子必须诵习。
若《三经新义》只是作为考试参考书供士子参阅，其实也影响不大，毕竟从汉到宋，早已有诸家注疏。偏偏在实际评判中，却发展到“苟不合于所谓《新经》《字说》学者，一切皆在所弃之列而已”(36)的境地，晁公武也说：“用以取士，士或稍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于世者六十年。”(37)
于是举子惟王学是从，只诵习《三经新义》而不再读其余诸家注解，这就丧失了学术自由，也严重禁锢了思想的发展。王安石以经义取士的初衷，本是想把经生培养成知“经术”的文章之士，使其人其文“务为有补于世”，担负起治国经邦之重任。然而，事实上呢?据陈师道记载，王安石“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38)学究，也就意味着思想的僵化迂腐。毕仲游在另一篇文章《经术、诗赋取士议》中对比诗赋与经义取士的后果，说得很透彻：“熙宁之初，患诗赋声病偶俪为学，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经术取士，使人治一经而立其说，庶几有补于道。而十余年间，道之破碎益甚，治经者不问经旨之何如，而先为附会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说，至掇昔人之语言，以经相配，取其谐而不问其理义，反甚于声病偶俪之文。”(39)如此只求附会而没有个人的独立思考，自然无法促进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
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文章的萎靡与乏味。没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再怎么结构精巧，再如何用词恰当，也是徒有其表。可以说，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是通过政治手段，侵蚀了思想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这才导致了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的萧条。苏轼所说的“文字之衰”，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思想之衰”。
事实上，我们再往前追溯到唐代，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唐代古文运动中，也有一位既通文论又位高权重的大臣，进行过类似的科举改革，只不过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较短。这位大臣便是历任礼部、吏部尚书和宰相的权德舆。(40)安史之乱后，不少文人开始反思祸乱根源，从文章的浮靡上溯到科举取士的弊端，认为进士科考诗赋，明经科试帖经的方法，无益于政。于是改革科举，希望考经典大义，行经术之道的呼声在复古思潮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权德舆顺应这一潮流，在其主持典选时期，改革只习骈俪不重经义的考试方法，在策问中以考察通经能力为主。这样，“半年已来，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41)对此，韩愈称赞道：“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丈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42)所以，权氏的改革，使得儒学“由专习章句转为精求义理”，(43)这正是“文以载道”说的先声，直接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王安石的改革，可以说是对权氏科举改革的呼应。本更应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但统治阶级出于控制思想的目的，统一教材和评判标准，于是士子们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便不求通理辨惑，只求附会雷同，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导致此期儒学在从章句转向义理的过程中，走入了狭窄的幽径，无法获得更多思想上的进步和发展。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王安石科举改革对北宋古文发展思想层面的影响。首先，王氏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运动，这两者在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经世致用的文章之士，仅这一点即可证明，王安石主持的科举改革之于此期古文的影响，仍然属于北宋古文运动的范畴；其次，也应看到，这场改革对古文的发展，确有弊端。读书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本就严重影响其思想深度和广度；再加上学术领域被严格控制，流行着统一的解经标准，这必然造成士子在思想上的空疏浅陋，古文写作也就随之单调萎靡，造成文气衰竭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苏轼的不满与反对，确实是有道理的。
三、科举改革对古文运动文体层面的影响：经义的兴盛
接下来从文体层面讨论这场改革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欧阳修之后，平易自然的文风便成为日常表述的主流，这一风格的形成，是由欧阳修批判地继承韩柳古文且自觉倡导的结果，之后又由其弟子苏轼延续下去。但是，欧阳修的文风真的在北宋后期成为主流了吗?这是不是太低估了王氏“经义”文的影响呢?因为欧阳修正是通过嘉祐二年(1057)的贡举，罢黜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推崇造语平淡、议论中理的苏轼兄弟，从而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那么，王氏科举改革之后，王安石所倡导的“经义”文泛滥天下，追随者不计其数，同样有着科举杠杆的强势介入，同样是作为操持科举衡文的古文家，王安石的影响也就不容小觑。
时文，是“按时下科场流行的格式写作，专用于‘举业’的文章”。(44)所以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的时文，便是“经义”。清包世臣认为时文在北宋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文体概念，他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北宋科举业盛，名曰‘时文’，而文之不以应科举者，乃自曰古文。”(45)认为“时文”之名是因北宋科举业盛而起，颇有道理。
若简要勾勒两宋以降时文文体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宋初使用的是骈文；(46)仁宗嘉祐前开始流行艰涩险怪之体；(47)嘉祐二年贡举之后经由欧阳修推广平易自然之古文；神宗熙宁变法之后，经义成为时文；从南宋开始，举子逐渐讲求文章的章法、句法，评点之学渐兴，散文技巧也日趋精密，形成十段文的固定格式，最终发展成为明清八股文。
所以，北宋时文的文体变革，依托于科举取士的变革，同时又与古文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石介，他们所反对的正是西昆体骈文；随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是针对流行于太学生中的“太学体”。到了王安石却稍有些特殊，一方面，他自己作为古文大家，当时已名扬天下，也呈现了不输于宋代其他古文大家的优秀的古文作品；另一方面，他所引导的时文写作已到“《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48)的局面，而这正是被另一位古文大家苏轼所诟病的对象。看似矛盾对立的事件都发生在王安石身上，其中究竟值得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以王安石主政期间的时文——“经义”的面貌为切入口，探讨其对古文运动文体层面的冲击。
(一)作为典范的王安石经义
关于北宋经义的文体形态，在熙宁四年正式下达的贡举改革诏命中，就进行了相关规定。前已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载中书云大义“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同时又有《文献通考》卷三一记载：“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这就说明，与先前仁宗时期所考的大义相比，改革之后形式上显然有差异。考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独抒己见，在阐述义理的同时，还可以适当追求写作的文学性。为了有统一的行文标准，朝廷让“中书撰大义式颁行”。“大义式”为一篇短文，以“通经而文采焕然”(49)为合格，然而遗憾的是，今均不存。
现在所存两个版本系统的王安石集子中并没有单列出经义这个门类，但清代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经义部中列有“王安石经义式”，(50)共收录六篇：《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其中只有最后两篇见于《王文公文集》卷二八和《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名为《非礼之礼》和《勇惠》，其余四篇来路不明。对此，纪昀就有所怀疑，“经义始宋熙宁。传于今者，惟《刘左史集》载十七篇，《宋文鉴》载一篇，《制义规范》载十六篇而已。坊刻有王安石、苏辙等经义，果有所传欤?抑伪托欤?”(51)根据方笑一和黄强等考证，(52)王安石的这六篇经义，大抵是后人从他的集子中析出类似于经义的部分或全篇，等同于作为宋代时文文体的经义，甚至作为典范来看待。类似《非礼之礼》和《勇惠》这样的小文章，王安石其实写过二十余篇，并不是专为科举的“经义式”而作；与此同时也有并不是王安石写就但后人伪托是其经义的作品，比如其余四篇。清俞长城所编的《宋七名家经义》中就有颇多此类情况。因此《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录的六篇“王安石经义式”，很有可能就是从《宋七名家经义》中转录而来的，并不是熙宁所颁行的“大义式”。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复原王安石经义的原貌，但入选前引《古今图书集成》的《非礼之礼》和《勇惠》两篇，肯定是具有和王安石其他论体文不同的文体特征，才会被当成或者改成经义从而归入“经义部”的。从广义上说，经义其实算是论体文中的一种，也属于古文，因为它毕竟不是用骈文写作的。“盖荆公创立制义，原与论体相仿，不过以经言命题，令天下之文体出于正，且为法较严耳”，“盖经义与论同原，论以才气胜，经义以理法胜”。(53)俞长城认为经义与论体文相比，理法更严，但他们之间具体有何区别，需要拿文字来进行对比说明。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王安石经义与其论体文的异同，兹选《非礼之礼》及其议论文的代表《中述》进行对照分析。
先看《非礼之礼》(54)一文的句式与结构。句式上，第一段开门见山破题：“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句式两两相对；第二、三段承题，分别以“盖知向所谓义者……”和“盖知向之所谓礼者……”来举例论证，同样两两相对，通篇的对偶句式颇多。结构上，此文题出《孟子·离娄下》“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王安石就抓住“礼”“义”二字，从时间角度，也就是礼义的古今之别来破题。主体部分分别以汤、武、孔子为例展开详细论述。在结构严谨的同时又追求些许变化，比如第一段是先讨论礼，再讨论义，而第二三段的例证则是先说“义”，次言“礼”，井然有序的同时又不死板。两类例证各自范围又有不同，汤、武放弑桀、纣之事从极大处着眼，用孔子以纯为冕之事说明礼是可以权变的又是从极小处着眼，维度上涵盖极广，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写作技巧。在文章结尾，有对《孟子》赵岐旧注的辩驳，使文章的思想更深刻，算是结题和升华。
另一篇经义文《勇惠》(55)也是类似比较稳定对称的结构。“勇”和“惠”是古代两个重要的道德范畴，用以指导人的行为。但是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文章第一段开头先破题，针对“世之论者”对勇惠的看法，直接提出对立的观点予以否定。然后在第二段中，给出了一个高于勇惠的道德范畴——“义”，予以详细阐释。第三、四段引经据典，分别以孔子对子路的评价、孟子的见解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全篇也颇多两两相对的句式，层次清楚，结构严谨，体例规范。
而《中述》(56)一文的句式和结构就简单得多，全文以散句为主，紧紧围绕“圣人之道本乎中”这一个主题展开观点，议论中穿插着孔子取人的不同例子，结构紧凑且没有明显的章节分布之痕迹。可以说，王安石大部分的议论文皆如此，短小精悍，围绕一个主题展开，逻辑严密，结构紧凑。
由此可知，与一般古文相比，经义有着更完整的结构，大体上都会有破题、承题和结题三部分，层次分明。此时程式上并没有后世八股文的苛严，但结构都比较稳定，同时稳中求变，以展现技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义行文中较多出现对偶句式，只不过并非骈体文中骈四俪六的对偶，而是两小段古文组建的长对，即上文晁说之所谓的“扇对”。所以可以认为，经义在体制上结合了骈体与古文两方面的要素。这也可以理解，士子久习诗赋，习惯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对偶句式对于用文言写作的人来说，吸引力是相当大的。正如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新录》卷一〇《经义破题》一文中所言：“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大夫习于排偶，文气虽流畅，其两两相对，犹如故也。”(57)
从王安石经义与其古文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经义比古文写作更重视结构的稳定性，同时移植改造了骈文的对偶句式，再加以近体诗的破题、颔比等程式，有着自己独有的文体特征。
俞长城在评价王安石的经义时，说道：“制义之兴，始于王半山，惜存文无多。半山之文，其体有二，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58)用到这条材料时，学者一般都关注俞氏所提出的王文的两种体式，而笔者注意的是“祖”与“遗”两字。可以说，俞氏发现了王安石在北宋文体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经义取士由他开始主持，举子们模范的也是他的经义，所以他可以说是“时文之祖”；另一方面，他经历了北宋古文运动前期的洗礼，在欧阳修提倡的主流文风下耳濡目染，自然有着“古文之遗”。在王安石及其科举改革的影响下，经义强势成为古文写作中的主流文体之一。
(二)举子之经义：从明白切实到高度程式化、僵化
接下来我们分析举子对王安石经义的模仿。
据朱瑞熙、黄强、祝尚书、方笑一等考证，(59)留存下来的宋代经义不多，可靠的约在80篇至100篇之间，(60)主要有张庭坚、刘安节、张孝祥等人的作品。三人分别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元符三年(1100)、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其中，张庭坚留下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文，被视为熙丰时期经义的“标准”，(61)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北宋后期举子经义的第一手材料。
此文篇名出自《尚书·微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是一篇《尚书》义。主要内容是讲在商纣王荒淫暴政将亡之时，孔子所谓“三仁”的选择：同母庶兄微子远离商朝，成为周宋国的开国始祖；叔父箕子苦劝纣王反被贬为奴隶；叔父比干以死相谏。(62)三人各行其志，方式虽不同，但都是为了尽忠先王。全文明白流畅，文词简古，结构稳定。第一段破题，第二三段分析论证，第四段总结提升，主题宣扬的是传统的儒家忠孝观，颇有补于世教，可以说很好地理解了王安石科举新政的初衷。
故而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义模范》中，对《自靖》一文这样评价：“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吕祖谦录入《文鉴》者也。时文之变，千态万状，愈远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远于道。今观其初体，明白切实乃如此。”(63)可见经义开考之始，仍以“明白切实”为旨归。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中评道：“张庭坚体，已具冒、原、讲、证、结，特未若宋末所谓文妖经贼之弊耳。”(64)也就是说，张庭坚所撰之经义，初具程式化规模，但并未僵化，还远没有高度程式化后所谓的“文妖经贼之弊”。
然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证明王安石的初衷以及举其中最好的举子经义的表现，都不可否认，此时的时文写作正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对北宋经义的演进进行了大体分期，他认为到了哲宗时期，“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65)且特别重视“冒子”，程式日趋严密。我们不妨来看具体的例子。
刘安节是元符三年进士，他习举业时正值“绍述”的高峰期，王氏新学是必修课。他的《刘左史集》中收录有十七篇经义，可作为北宋末经义的代表。现引其《颜渊问为邦》一文列于下：
有圣王之志者，必求知圣王之学；有圣王之学者，必求知圣王之政。盖君子之学，非期于美已而已也，必将施于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颜子者，其知圣王之学乎，此所以有为邦之问也。盖问也者，心有所欲为而未达者也，非其所欲为，则学者不问；非其所可为，则教者不答。
昔者孔门之弟子，其有欲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与宾客言，彼其处心积虑特不出乎一国之事而已，未闻有以圣王之政为问焉者，非不问也，学不至也，故圣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数者之事而已。若夫颜子之志，则进于此矣，观其晏然处于陋巷之中，宁甘心于箪食瓢饮之乐，而不肯屈身以从仕，彼其志岂浅浅也哉。故孔子许之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夫既与圣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则行，必将有圣王之政，此为邦之问所为发也。
然而为邦之道奈何?曰：“三代之时，时也，而夏以忠为善；三代之辂，辂也，而商以质为善；三代之冕，冕也，而周以文为善。至于功成作乐也，惟舜之韶舞为尽善焉。”
盖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万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岂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以为行者也。百王之训诰、三圣之爻象、国史之春秋、太师之雅颂，吾集之以为经者也。政也、行也、经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万世之大法，后世虽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呜呼!圣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亚圣曷足以语之。孔子之言政，所以特告颜子也。(66)
此文题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元人倪士毅对宋人经义程式有过总结：“至宋季，则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接题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说而不反说者)，有小讲(小讲后有引入题语，有小讲上段，上段毕有过段语，然后有下端)，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原题有起语、应语、结语，然后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缴结)，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67)倪士毅总结的是经义发展到南宋末的程式，我们据此来与刘安节的经义进行对照：
首四句是破题，高度概括全文，正是叶适所言的四句对偶文，与张庭坚《自靖》一文破题的三句散体已大不相同。然后“盖君子之学”四句是接题，进一步说明题意；然后“若颜子者”三句是小讲，发挥和拓展题意，“盖问也者”六句是缴结，要出现题目中的文字，表明要进入题目了，以上都属于冒子。
从“昔者孔门之弟子”到“亦不出乎数者之事而已”，为原题，讲解题意；从“若夫颜子之志”到“此为邦之问所为发也”为大讲，为文章议论的主干。
从“然而为邦之道奈何”到“后世虽有作者不能易此也”都为原经，说明题目在经书中的来历出处，同时贴出孔子的答语，这是宋代经义必备的一项。最后从“盖四代之法”到文末为结题。从“政”“行”“经”三个层面论证孔子的集大成，是“圣人之道”。采用的是“定格”结题法，即引同类事物来相证自己的观点，来发挥本题中议论未尽之意。
很显然，尽管刘安节生活在哲宗、徽宗时期，但他撰写的经义已经与流行于宋末的经义程式各环节一一对应，严格符合流程。这样的写作，举子只需要依样画葫芦，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因而，从熙宁科考改革开始到北宋末，短短几十年时间，经义写作已然变得僵化。
(三)北宋后期时文写作的僵化造就了文坛的低迷
前文分析的思想层面的禁锢其实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没有思想深度，同时形式上又有严格规定，这样的文章写作如何能体现创造力与艺术生命力。而上引程端礼的评价也暗示了北宋后期经义写作的一个发展轨迹，即从初具程式化到成为“文妖经贼”。这期间的流变如今我们已无法完全复原，(68)因为现存经义有限，若仅凭个别文集中留下的少许篇章来窥探全貌，很容易以偏概全。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当时人对时文的批判中，或许可以更接近真相。
最典型的是苏轼的批判。《答蜀僧几演》：“乃诗乃文，笔力奇健……盖时文凋敝，故使此二僧为雄强”；(69)《答乔舍人启》：“深厚尔雅，非近世之时文；直谅多闻，盖古人之益友。”(70)苏轼的这两篇书启都作于元祐年间，所以文中的“时文”即指经义。作者所用的“笔力奇健”“深厚尔雅”等词，都用来形容时文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苏轼看来，此时的时文笔力凋敝，浅显粗陋。
另外比如宋代文人沈作喆说，“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71)概述熙宁科举改革之后文坛的颓败。
叶适在《谢景思集序》也说：“崇、观后文字败坏，相矜以浮，肆为险肤无据之词，苟以荡心意、移耳目，取贵一时，雅道尽矣。”(72)
陈善在《扪虱新话》卷上“三舍文弊”中说：“崇、观三舍，一用王氏之学，及其弊也，文字语言，习尚浮虚，千人一律。”(73)
《邵氏闻见录》卷一二引钱景谌的批评云：“乃以穿凿不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74)钱景谌于宋仁宗嘉祐时期登进士第，为王安石同时代人，故他说的“时学”指王氏“新学”，“时文”即指“经义”，并指责为“荒唐诞怪”。
也正因为时文水平的大滑坡，才有北宋徽宗时期文人唐庚在《上蔡司空(京)书》中“以古文为法”观点的出现：“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算、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而时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见于世。宜稍稍收聚而进用之，使学者知所趋向。不过数年，文体自变，使后世论宋朝古文复兴，自阁下始，此亦阁下之所愿也。”(75)
据祝尚书考证，唐庚此书当作于大观元年(1107)，“他所论主要针对‘经术’，即经义”，(76)就当时重视义理而忽略文章的倾向提出批评，旗帜鲜明地主张时文应当“以古文为法”，也就是以韩柳欧文为法。这恰恰说明当时的时文离欧阳修主持文坛时的文风已相去甚远。
包括徽宗自己在政和三年(1113)闰四月的手诏中也说：“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词烦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一幅几二百言，用‘心’字凡二十有六。文之陋于此为甚。”(77)
以上种种材料都说明，在王氏新学的笼罩下，士人阶层文学才能的衰弱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整体水平也大幅下降。祝尚书在《宋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北宋时文文体变革的轨迹进行了勾勒，发现总离不开险怪一途：由中唐古文运动的奇崛文风发端，到北宋初的一批偏激古文家，之后经历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78)结束。而朱刚认为还应续之以“经义”，(79)将其纳入北宋怪文的系谱。但或许同样是由于现存的经义太少，他并没有举出作品实例来详析此期时文的怪诞，只是引用了《邵氏闻见录》和林駧《古今源流至论》中的两条材料。但回溯前引对北宋时文评论材料中的关键词，比如“凋敝”“文字败坏”“肆为险肤无据之词”“雅道尽矣”“浮虚”“千人一律”“荒唐诞怪”“词烦理寡”“体格卑弱”等，诞怪倾向诚然有，但并不是主流。纵观现存的百余篇经义，尽管大部分已经高度程式化，但整体都中规中矩，无甚诞怪用词，比如《刘左史文集》中留存的十几篇经义，就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为“明白条畅”。(80)因此，与其将王安石引领的时文写作接续上中唐以来的怪文系谱，不如说此期时文只是呈衰败之势，有上述各种弊病，更加符合史实。但即使文学成就不高，经义写作随着王氏科举的改革，强势进入文坛，已是事实，因为“若说举子的大半生都在为‘举业’操劳，所作大多为科举文字，当无大谬”，(81)这在每个朝代都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在北宋古文运动的后期，王安石所引导的时文写作，确实造成了文气衰竭，文坛一片萧条的境况。与此同时，在时文之外，随着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的相继离世，他们的集子在徽宗朝也相继被诏毁，士子们无其他典范可依，文坛的低迷难以挽回。
四、结语
本文从思想和文体层面出发，探讨王安石科举新政与古文发展之关系。首先需要明晰的是，王氏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运动，这两者在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是一致的，所以，其改革对文坛造成的影响与苏轼的反对，在性质上属于古文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消长。其次，这场改革确实对古文的发展造成了侵害。考试内容的单一造成士子知识结构的单一，评判标准的框定又造成士子思想的禁锢，科举之业盛的结果，却是文化学术衰败，从而造成古文写作元气不足。再次，在文体层面，经义兴盛，写作群体庞大。尽管有作为典范的王安石经义珠玉在前，但举子们的写作在思想和文体程式的双重束缚下，呈现文字浮虚、体格卑弱的凋敝景象，也就直接造就了北宋后期古文领域的低迷。若将在新学指导下的经义写作定义为“在朝”文学，则受欧苏影响的古文创作属于“在野”文学，北宋古文运动就是在文气衰竭的两股力量中走向了终结阶段。
注释：
①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7页。
②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③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
④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109页。
⑤有关王安石科举改革在北宋的争议与反复，见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第二章《王安石科举改革与北宋学术、文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46页。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六章也用一系列文献材料证明“直至徽宗朝之末，王学之势力依然不衰”(第235页)。
⑥关于将“古文”纳入思想史的视野来研究，以及与价值观相联系的观点，参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导言》部分的相关论述。
⑦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二《乞改科条制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0页。
⑧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二《乞改科条制札子》，第450页。
⑨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410页。
⑩王安石：《周礼新义·周礼义序》，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3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11)所谓适用价值观，指王安石文论中诸如“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这类观点，文章写作以适用为本。
(12)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3页。
(13)王安石：《上祖择之书》，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2页。
(14)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90页。
(1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90页。
(16)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34页。
(18)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9)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第4页。
(20)朱弁：《曲洧旧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页。
(21)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第2页。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8858页。
(23)诸葛忆兵：《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24)欧阳修：《与张秀才棐第二书》，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78页。
(25)张嵲：《紫微集》卷三一《毛达可尚书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1页。
(26)汪藻：《浮溪集》卷一七《鲍吏部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页。
(27)天圣七年正月二日“申戒浮文”诏令全文如下：“国家稽古御图，设科取士，务求时俊，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为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属方开于贡部，直申儆于词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复温纯，无陷媮薄。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咨尔多方，咸体朕意。”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269-4270页。
(28)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第五章《天圣“申戒浮文”诏的背景和意义——兼论北宋古文革新的征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8-163页。
(29)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661页。
(30)陈元锋：《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9页。
(31)脱脱：《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18页。
(32)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三《论选举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页。
(33)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410页。
(34)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07页。
(35)熙宁八年，“王安石上《诗》《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义解》之首……遂改撰以进，上乃颁行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514页。
(36)刘挚：《忠肃集》卷四《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
(3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38)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39)毕仲游：《西台集》卷五《经术、诗赋取士议》，第60页。
(40)关于权德舆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先驱作用，参见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
(41)权德舆：《答柳福州书》，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28页。
(42)韩愈：《燕河南府秀才》，屈守元等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8页。
(43)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
(44)祝尚书：《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5)包世臣：《艺舟双楫·雩都宋月台古文抄序》，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51页。
(46)据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这里的“时文”正是指西昆体骈文。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614页。
(47)即指“太学体”，据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对“太学体”的评价：“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可知“太学体”属于古文中的一派，是由于矫正“余风”即西昆时文而出现的，但矫枉过正，走向另一种弊端。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423页。
(48)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上海：上海书店，1934年，第36页。
(49)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288页。
(50)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八〇，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1825-1827页。
(51)纪昀：《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之四，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52)方笑一：《经义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黄强：《现存宋代经义考辨》，《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3)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卷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54)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八，第323页。
(55)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八，第328-329页。
(56)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八，第329-330页。
(57)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一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
(58)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卷三，第47页。
(59)四人的文章和著作中都列举了不少北宋经义的作者及篇名，参见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黄强：《现存宋代经义考辨》；祝尚书：《论宋代的经义》，《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60)祝尚书《论宋代的经义》一文认为，可靠的宋人经义，传世的只有80篇左右；黄强《现存宋代经义考辨》一文中统计了宋人名下的经义，共有13家108篇。
(61)据南宋叶适《习学记言》：“苏轼说《春秋》，庆历、嘉祐时文也；张庭坚《书义》，熙、丰时文也。”见叶适：《习学记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宋之盛时，如张公才叔《自靖义》，正今日作经义者所当以为标准。”见倪士毅：《作义要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又据明《经义模范》收入宋张庭坚、姚孝宁、吴师孟、张孝祥等四人经义16篇，其首即为《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见《经义模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7册，第81页。
(62)《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1页。
(63)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67页。
(64)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65)叶适：《习学记言》，第466页。
(66)刘安节：《刘左史文集》卷三，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86页。
(67)倪士毅：《作义要诀》，第1页。
(68)祝尚书《论宋代的经义》将经义从庆历、嘉祐时代到熙丰时代，再到徽宗时代的发展流变做了大体勾勒和梳理，可以参考。
(69)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892页。原题下注“翰林”，故作于元祐二、三年在京师任翰林学士时。
(7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363页。作于元祐七年，乔舍人即中书舍人乔执中。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七年十月辛酉)起居郎乔执中为中书舍人。”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八，第1383页。
(71)沈作喆：《寓简》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72)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2页。
(73)陈善著，孙帆婧、孙友新校注，陈叔侗点评：《扪虱新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7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页。
(75)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三，上海涵芬楼影印闽侯龚氏大通楼藏旧抄本，1936年，第5-6页。
(76)祝尚书：《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77)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七《考校程文官降官御笔手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92页。
(78)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26-469页。
(79)朱刚：《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80)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五，第4020页。
(81)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5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