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可朋，眉州丹棱人，是五代时杰出的诗人。他的《玉垒集》有诗千余首，前代学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杨慎的《升庵诗话》就这样说过：

唐世诗人：射洪陈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昔人欲集三人诗为一帙，未果，知者惜之。

僧可朋的诗作没有像陈、李两位诗人所写的光辉篇章那么幸运，很少传存下来，以致我国一般文学史著述里面很难看到他的名字，至于他的造诣和贡献怎样，知道的人就更寥寥了。

一些诗话或杂记里偶尔也谈到这位诗僧的名句，如《赠友人诗》“来多不似客，坐久却垂帘”的清新隽永，《题杜甫旧居》“伤心尽日有啼鸟，独步残春空落花”的情致绵缠，虽是一点一滴，不难看出风格的优美和写作技巧的熟练。特别值得我们庆幸和珍视的，是他的一篇富有革命气息的《耘田鼓》到底留传下来，使我们认识到僧可朋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的精神，成为人民的喉舌，唱出反映时代脉博的最强音。

《眉州属志》卷十九《艺文志·杂纪》引据《尧山堂外纪》记载：孟蜀政府中的官员欧阳炯，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词作家，曾为《花间集》写过序文。有一天，他邀请一些同僚在成都净众寺消夏纳凉，选择了幽雅的林亭，摆设着丰盛的宴席，在他们鼓乐齐作、开怀畅饮的时候，寺外传来冬冬鼓声，那是一群劳动人民正在田里从事集体耕作。他们随着鼓声进退，紧张万分。这些农民黝黑的背上，被炎炎似火的赤日晒得几乎淌出油来。僧可朋就为这个情景写出了《耘田鼓》这一有名诗篇：

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

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公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

这首诗一共只有55个字，语言是简练的；一开始就运用了鲜明对比的手法，把两个阶级的面貌和对抗性矛盾的实质都无所遁形地完全刻画出来。最后更庄严地为遭受奴役剥削的劳苦大众提出了“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的正义要求。《耘田鼓》一诗的高度政治思想性是不待我们烦言的。就是作为一件历史文献来说，也有其巨大的意义和价值。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貌，揭露了统治阶级官僚群的罪恶，因而极其自然地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这样一个结论：这种人为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其继续存在下去的。而且这里集中表达提出来的必须“上下一般足”的人民呼声，也使我们更容易了解。10世纪90年代王小波、李顺在川西地区所发动大起义，他们当时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曹均之”的革命口号，正是深刻地反映了跨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新的时代要求。

《耘田鼓》这首诗，其说理斗争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欧阳炯看到了它，就再不好意思玩乐下去，只得停止了宴会。

《耘田鼓》诗里谈到的用击鼓来鞭策群众劳动的方式方法，使人联想起苏轼所撰作的《眉州远景楼记》。他在这篇文章里，津津乐道着所谓“农夫合耦以相助”的古风乡俗。他说在他的家乡一带，每年安排农业生产的情况是：“耕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力皆有罚。”苏轼从其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不免是把这种耕作制度加以歪曲和美化了的。实际上，由于宋代的四川地区还流行着大土地所有制，因而在中原地区趋于消灭的所谓“世族”，在四川则凭藉着根柢深厚的经济基础，仍然保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在大地主制盛行的情况之下，为数众多的佃农对世族大地主的人身依附性特别浓重，因此当时所流行的集体耕作方式，骨子里正是一种奴役更厉害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劳动，这个事实说明四川地区的生产关系是保守落后的；宋初在这里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本身就是一个确凿的见证。

我国中世纪时期，寺院往往是大地产的拥有者。例如宋军平蜀，一个作过孟蜀节度使的田钦全，曾把自己的田地一次布施给成都正法院，其面积范围就在万亩以上（见袁说友《成都文类》卷三九，载杨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记》）。但是寺院成为大地主，那应指上层分子当权者而言，一般居于下层的僧道徒众，处境显然大不相同。《眉州属志》卷十一《士女志·方外》记叙僧可朋“性好酒，自号‘醉秃’，积酒债，贫无以偿”。据此，我们了解到：僧可朋的经济生活状况是困窘的。他和被剥削阶级的劳动人民同命运共呼吸，所以他的诗作能够抒发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他公然自号“醉秃”，蔑视佛教的清规戒律，勇敢地甘冒被指为“异端”的危险。由他的这类生活作风上看，他不是隐遁空门的消极主义者，而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的无畏战士。

（原题《僧可朋与〈耘田鼓〉》，载《四川日报》1962年9月5日3版，现内容有增补，略改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