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载有顾吉辰同志《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认为夏国奠基者李继迁之死应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十一月，而李焘《长编》把李继迁之死记为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是错误的。并作了如下论断：“他（李焘）的这一元年正月说，所造成的影响颇大。后来彭百川、无名氏、脱脱、毕沅、吴广成等，在转抄他的材料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一直延至今日的《辞海》‘李继迁’条目。……今天尚有一些论文、专著，径用错误材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想，对此问题作一辨正是有必要的。”

我阅读了顾文，分析其论据，检核其所引史料，觉得李焘《长编》的景德元年正月说，并不是就那样容易被驳倒，还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册，第1228页）有如下记事：

李继迁之陷西凉也，都首领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未几，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创甚，奔还，至灵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环庆、鄜延部署相继以闻，且言阿移尚幼。……

本段记事下李焘注：“《继迁传》及《吐蕃传》并载继迁死在去年十一月，《稽古录》亦云。独《本纪》《实录》仍于今年二月载之，恐《传》《录》因西凉事并书，其实在今年正月也。若果在去年十一月，则不应二月始奏闻也。当考。”

根据现存有关史料，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分析说明：

第一，李继迁打下了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顾文和《长编》都一致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咸平六年十一月（《长编》记西面都部署奏报，系于咸平六年十二月甲子条下，甲子为九日），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李继迁既取西凉和受潘罗支伪降后，潘罗支还搞了集结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对继迁发动突击，把继迁打得大败，带着箭伤奔逃灵州而死的一连串事实，这必然也要经历一段时间。因此前后两事之间出现了“未几”两字，这两字虽有“接着”或“不久”的意思，可是究竟相隔好久，是不明确的；如果根据这“未几”两字，就说前后两事一定都在十一月里发生，我认为是缺少说服力的。

第二，李焘是宋代最有成就的当代史专家，他编撰《长编》用了40年的工夫，掌握的官私史料极其丰富，治学态度又很谨严，所以成书后获得好评，例如宋代著名学者叶適便称誉为：“《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长编》把李继迁之死定在景德元年正月，是经过一番考证的，但他不自以为是，还说“当考”。他主张元年正月说的理由主要是：李继迁的死亡消息，是宋政府在二月丁巳（即初三）得到环庆、鄜延两路的奏报才知道的。当宋政府获知这一重要消息，实际是一大喜讯，便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

（1）“辅臣等请降诏招谕阿移及其部下能相率归顺者厚加爵赏。”

（2）“戊午（初四），又诏谕灵、夏、绥、银、宥等州蕃族万山、万遇、庞罗逝安、盐州李文信、万子都虞候及都军吴守信等……”

（3）宋真宗还派“中使赍手诏谕西面缘边部署、钤辖等，宜承迁贼既死，速图攻守之策，飞驿以闻”。

（4）在这一天还载：“潘罗支遣其甥厮陁完来献捷，且贡名马，诏奖之。”

以上引文俱见《长编》景德元年二月，时间明确，记事清楚，是绝不含糊的。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顾文竟把对李继迁卒年考证带有关键性的二月丁巳（初三）、戊午（初四）两日都一律臆断为在正月，这样就把宋政府获知继迁死讯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月（其实只要翻检一下陈垣先生所编《二十史朔闰表》，就知道景德元年正月无丁巳、戊午，要二月才有，与《长编》所记相合），并据此得出结论：“这就告诉人们，李继迁死亡时间必定在景德元年正月丁巳以前。李焘自注云《真宗实录》《本纪》（按原文作《本纪》《实录》，前者应指吕夷简等所撰的《三朝国史》中的‘真宗本纪’，后者则指王钦若等所撰的《真宗实录》，这里改写为《真宗实录》《本纪》，也与原文不符）所载，元年二月始知继迁死，这是明显错误的。”顾文还提到如果联系《宋史·外国传》考察佐证，更会说明李继迁卒于咸平六年十一月是正确的。按《宋史》卷四八五至卷四九二均为外国传，凡八卷，不知是否指的是其中的《夏国传》？如果是，《夏国传》上明记“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则反而是为李焘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宋史》卷七《真宗纪二》也载：“（景德元年）二月，环庆部署言西凉府潘罗支集六谷蕃部合击李继迁败之，继迁中流矢死。罗支使来献捷。”潘罗支击败李继迁，致之于死，立了大功，向宋朝献捷，并贡名马做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难得，也应是紧急进行的，绝不会在李继迁死后三个月（而且李继迁的死亡消息也不会能够“保密”达三个月之久），才突然想起办理这桩事情，如果那样，便毫无意义了。所以把李继迁死亡的时间放在咸平六年十一月，便和许多史实联系不起，难以合拍；反之，如把它放在景德元年正月，一切便可顺理成章地易于解释了。后代许多史学家都采纳李焘的主张，自因《长编》卷六五的“自注”，有其合理性，似不如顾文所说，他们乃是不免轻率，盲从转抄。例如顾文不曾提到的《西夏纪》作者戴锡章，就对此事作过一番考证，同意李焘的看法。《西夏纪》卷三戴氏“自注”，说：“按李慈铭《荀学斋日记》：‘李继迁之死，《宋史·真宗纪》系之景德元年二月，《夏国传》作正月二日，《辽史·圣宗纪》系之统和二十一年五月，为宋真宗咸平六年，计早一年；《长编》系之景德元年正月，而为之考曰：……（引文已见上，不赘录）毕氏《续资治通鉴》从《辽史》。’今按：《辽纪》不足据也，继迁方以咸平六年十一月陷西凉府（《稽古录》《长编》并同），都首领潘罗支等伪降，继迁信之不疑，潘罗支乃集六谷蕃部等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必已在十二月间，至次年正月二日始以创死，宋人二月始闻之，疑《宋史·夏国传》得其实。李文简所引《国史》继迁等传及《稽古录》，据继迁攻取西凉日书之，故系之咸平六年十一月；《本纪》《实录》据朝廷闻报日书之，故系之景德元年二月；惟《宋史·夏国传》谓取西凉在咸平六年六月则误矣。若如《辽纪》其死在上年五月，何以宋至次年二月始据边寨人奏耶？”看了上段论证，就知道李焘不愧是一个实事求是、认真不苟的史学家，重视客观史实，持论审慎，不轻信，不武断，因此所下结论，至今仍然合理，令人信服。我写出这点陋见，来和顾吉辰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读者，不知以为何如？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