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历史的概况
从公元10世纪起，在祖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分立对峙的政权（王朝），其中一个就是西夏。西夏正式建国始于1038年，直到1227年，西夏遭蒙古成吉思汗所灭，西夏王国共存在了190年。但是，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李）思恭所建夏州藩镇政权算起，历时则长达347年（881—1227年），比同它先后鼎立的辽（916—1125年），北宋（960—1127年），金（1115—1234年）和南宋（1127—1279年），统治的时间更为长久。即使北南宋合计，也不过320年，还不及它长。
西夏的统治区域相当广大，在正式建国时，拥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和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今天祖国的大西北，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几乎都在它的管辖之下。但它的领域是逐渐发展扩大起来的。拓跋（李）思恭初任夏州节度使，辖区只有夏、银、绥、宥四州，相当于今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地区。他凭借党项部族势力，子孙相承，进行统治，在当地建立起相当的权威。宋太宗赵炅时，拓跋思恭之后，当时的夏州首领李继捧，感到族内矛盾增多，无法稳定局面，便献出地盘依附宋朝，不料这一举动却激起族人的反对。继捧的族弟继迁（962—1004年）颇具雄才大略，是个极富斗争能力的领导者，他把党项族团结起来，向宋军出击。经过20年的艰苦奋战，取得辉煌战果。不特把夏州原有的辖区全部恢复，还从宋朝夺取了灵、盐二州。而灵州历来是西北重镇，地势险要，人力财力俱称富实。继迁便将其政治中心转移于此，立刻声威大振，其号召和影响蕃汉人民的力量便大不同于往日了。雄心勃勃的他又越过黄河及贺兰山向西扩张，进占了为吐蕃族所控制的西凉府，即今日之甘肃武威。不料志骄意满的李继迁却遭受到吐蕃族大首领蕃罗支的突击。时年42的继迁惨中流矢，伤重毙命。因李继迁是西夏王国实际的创建人，所以其子德明嗣立后，便在其统治区内追尊他为皇帝。待到元昊正式建国，太祖则成为继迁的庙号。德明（981—1031年）继位，时年24。为报父仇的他，再度发兵攻取了西凉府；但他自知实力尚有不济，为了实现久已在胸的西进谋略，便贯彻施行安定大局的方针：对外附辽和宋，保境息民，重视搞好生产，着重增强自己的实力。到了后来，在西夏的农业区果然出现了当时正如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所说的“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的盛况。另外，德明还经常派员前往宋朝从事经商。1007年，还请求在今陕西志丹县的保安军设置榷场，听许蕃汉贸易。在其财政和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后，几经战伐，果然彻底击败了甘州的回鹘。随后，其子元昊又攻占了瓜州和沙州，至此，西夏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有了整个河西走廊。
对内的建设德明也十分重视，除了营建宫室、馆驿、桥道等设施外，还制定了一些礼仪制度，使当时的西夏政权具有了一定的规模。1020年，他见怀远镇形势险要，物产丰富，人文奂美，就将其改名兴州，并从西平府迁都于此。这就是现今这银川之地成为西夏首都的开始，距今已有962年的时间了。他去世后，被追谥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元昊（1003—1048年）是德明的长子，继位后，宋封西平王，辽封夏国王。他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能的人物，1032年，他宣布废弃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及拓跋氏旧姓，改姓嵬名，自称“兀卒”（汉语“青天子”之意），并立年号，宣布独立。他更新官制，由蕃、汉分别担任，并特设“专授蕃职”，只限党项人充任，以维护其民族的特殊地位。他厌弃中原的礼制烦琐，对其大加改革简化。为了发扬民族精神，又特别创制了新文字，设立夏、汉字院。并建“蕃学”（党项学），用夏字翻译汉文书籍，作为教材，选拔蕃、汉官僚子弟入学，作为官僚后备队伍培养。他对西夏的军事设防高度重视，他仿效吐蕃制度，设立监军司，用以加强全国的军事布局。1035年他亲自带兵攻打在湟水流域的吐蕃唃厮啰；还镇压散居肃、瓜、沙三州的回鹘叛部。在胜利回师之际，又将兰州占领，筑城戍守，隔断了吐蕃和宋朝的交通。
元昊建国时的西夏疆域是：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肖关，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其地方行政单位，除原有的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诸州外，还新增洪、定、威、怀、龙等州。元昊又将兴州升格为兴庆府。西夏人此后就把兴庆府和灵州，称为“东京”、“西京”，以示尊崇。
1038年10月，元昊更名曩霄，建国号大夏，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宋加以拒绝，西夏便在连续三年中对宋发动凌厉攻势，取得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三大战役的胜利。逼迫宋廷不得不以变相赔款的方式求和。这使西夏取得了经济上的实惠和政治上的实际独立。不久，西夏还同辽朝进行了交锋，也成了赢家。从此夏、宋、辽三方鼎立的局势形成。
从景宗元昊算起，西夏共传了10个皇帝，有的是具有相当才华，例如第四代的崇宗乾顺，剪除了境内的割据势力，使政权中枢更具威信，对外也完善地处理了因辽、金交替而出现的变局，让西夏社会得到平稳的发展，可谓卓有成绩；还有，第五代的仁宗仁孝，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如在《宋史·夏国传》就记有他“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等措施。他还把原来只有三百学员名额的“国学”（即汉学）大加扩充，以至达到三千人之多。西夏流传下来的文献经典，很大部分就出在这时，可见其文治之盛。我们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角度来看，西夏这个环节是相当重要的。在10至13世纪这三四百年间，祖国大地先后出现过辽、宋、夏、金几个政权，而西夏则处于中心部位，它吸取了西藏、西域、中原和东北等四系的文明，同时也发挥中介交流的作用。但历史上却有部分人有这么一种错觉：认为西夏是曾向唐、宋、辽、金表示臣事的藩属政权，不免心怀轻蔑，常常是“重燕而轻夏”。可是历史却表明：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其下的120多年间是大体相安无事的。可是宋夏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西夏从元昊建国起，到乾顺与南宋高宗缔结和约时止，经历时间91年中，就有75年处于战争状态。从这不难看出西夏对宋朝的影响是远远超过辽国的。李焘在《长编》第336卷中用司马光的话也说道：“太平兴国中李继迁反西陲，不解甲者十余年，关中困竭。宝元、庆历之间，赵元昊反，屡人为寇，覆军杀将，自是关中虚耗，不复富实。”此外，北宋的陈师道，南宋的王称、叶適等都认为西夏对宋朝的威胁和实际影响远甚于辽。
二、西夏史料学一瞥
想要了解和研究西夏历史，首先必须知道，现在到底还有哪些有关西夏的史料？如今，西夏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文献，二是考古文物。我们先谈谈西夏的历史文献。
西夏建国后，也效法中原封建王朝亦设官修史。1151年，夏仁宗时就以著名学者、灵州人斡道冲担任蕃汉教授，并从此就世掌西夏国史。1161年，西夏设立了翰林学士院，曾命学士焦景颜、王佥修撰“实录”。据载，在西夏灭亡前夕，夏臣罗世昌还撰写出《夏国世次》二十卷。这说明在西夏是有着完备国史修撰制度的；以此类推，在当时必定还有其他的历史著述传世。1227年西夏政权崩溃时，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在战火中就曾抢救过西夏的图书文籍并加以保藏就是一个明证。所以说西夏王朝的历史文献，本来应该是相当丰富的。因出于上述的历史偏见，元顺帝至正三年修成《辽》《金》《宋》三史，独未编修西夏史。只是在“三史”中各以很少篇幅专载西夏史实，如116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纪》1卷；135卷的《金史》也只有《西夏传》1卷，连在正史中最以卷帙浩繁见称的《宋史》，多至496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两卷，这便失去把当时存留较多的西夏史料，编成一部纪传体专著的机会。从此有关西夏的史料零落散失，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好在宋朝史学还算发达，对当时各政权之间使聘交往或战防用兵之事，也间有论述。其关西夏者则有孙巽（或作苏氏）《夏国枢要》二卷，刘温润《西夏须知》一卷，范仲淹《西夏堡砦》一卷，曾公亮《武经总要》的前集中撰有《西蕃地理》一卷，任颛《治戎精要编》，游师雄《元祐分疆录》，曾巩在《隆平集》中也有《西夏传》，王称《西夏事略》（即《东都事略》中之《西夏传》），及佚名《赵元昊事实》《西夏事宜》《契丹夏州事迹》《西夏杂记》等。但大多数散佚不存，无以参证。这样，便形成令人遗憾的事实：西夏灭亡了，连记载它的文献资料，除了上述丁点遗留之外，大部分都湮灭不存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注重考据学，接着又由经学转向史学。许多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才开始搜集残余，点滴补缀，极其辛勤地编撰出多种西夏专史问世；但同样不幸的是，这类稿本也散失不少。现今流传于世，比较重要的还有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但只有稿本，没有印书。其余成书的有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民国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经过他们的努力，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逐渐有着具体明确的内容，而不再是若存若亡、若明若昧的了，这无疑是他们的功绩。但因受时代条件的局限，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都采取了封建主义的传统史学观点、方法和体例。考据上也有疏略抵触之处，无论从内容或形式说，都难以适合今天学习上的需要。
1968年苏联克恰诺夫撰有《西夏史纲》一书。1975年香港出版了林旅芝的《西夏史》；197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夏简史》；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夏史稿》。后两书在写作观点和立场上作了重大的改正，对近年来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都较为重视，充实了西夏史的内容，提高了科学性，有利于正在开展中的西夏史研究工作。
其次我们再来看西夏的考古文物。
考古文物是直观的史料，对认识和研究历史大有帮助。例如银川市区的承天寺塔、贺兰山东麓的拜寺口双塔，迄今巍然存在；还有区域广阔的西夏皇陵等，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使我们能对西夏的一些情况有更直观的了解。19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埋藏在地下的西夏文物和遗址也多有发现，这无疑会增强对西夏历史的理解。这类文物资料内容丰富，难以一一加以叙述。现拟就西夏文（元代人叫它“河西字”）的产生、流行、消亡和“复活”的过程中作一鸟瞰式的检查。相信这对于西夏史和西夏研究都是大有补益的。
1036年（夏景宗广运三年）西夏颁布新制夏字，从此它就广为推行，并翻译出各种汉籍及佛教经典，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保存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西夏提供了很大方便。
西夏灭亡后直到元世，西夏文字仍在很多地方流行使用，在元成宗大德二年，宣政司还雕印了夏文佛经。在宣化民间也印有夏文《法华经》及诗歌作品，日本僧人曾把它传至日本。大德六年至元仁宗皇庆元年的10年间，杭州路的大万寿寺就印过西夏文的藏经五次，经板计三千六百二十卷，印了三十多藏，分别保存于西北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1345年，即元至正五年，居庸关过街塔洞壁六体，由夏、汉、藏、梵、回鹘、八思巴蒙文六种文字组成的刻石完工。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高王观世音经》，亦是西夏文的石刻，大家绝不会想到，它竟是明太祖洪武五年，即相隔西夏灭亡已经快一百五十年的时候才刻成的。当然，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所发现的两座刻有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的石刻经幢，竟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时的党项人所制，算起来离西夏灭国更达二百七十五年之遥。它可能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最晚使用的西夏文字。但仅就此，我们也可从中看出，这古老的西夏文化也是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西方，欧洲人开始对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的关注，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但直到1870年，英国人韦利亚还把居庸关六体刻石中的西夏文字误认为是女真小字。1895年法国出版的《蒙古金石图录》收有居庸关石刻，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和沙畹才对韦利亚所认为的女真小字发生怀疑，认为其是西夏文字。同年英国人巴赛尔根据两枚西夏文钱、十枚西夏铸汉文钱，并参照现保存于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汉、夏文对译，考释出了46个西夏字。其后，法国人莫利瑟1900年在北京得到西夏文译的《妙法莲花经》残本三卷，研究出一百多个字，并从中得知了一些语法现象。但是，在《妙法莲花经》上早就存留有汉字注释，据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最早试行解读的乃应该是中国人。
过去一向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对湮没已久的西夏文字的发现考定是欧洲人开头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根据我们所查出的可信资料，得知西夏文的发现和考定，最早还是中国人。
早在1804年，张澍（字介侯）在家乡甘肃武威城内的清泰寺，就发现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碑阳面就是西夏字。他是个关心西夏史事的学者，曾著有《西夏姓氏录》一书，从这就可肯定，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碑上有一面就是西夏字的。还有，在1827年由尚初龄编著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引山西洪洞人刘清园的说法，他从西夏钱币和“感应碑”也早读破了西夏文字。就从《吉金所见录》的成书时间算起，也比法国人德维利亚要早70年。西夏文字虽初步被认识了一些，但材料究竟不多。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今内蒙古哈拉浩特（黑城）发掘出了大量的西夏文物，虽然全被其窃运至俄，因为这次发掘所得的文物中就有多部夏文字典，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研究是极有帮助的，于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西夏学的研究，也掀起了不小的热潮。罗福成、罗福苌兄弟是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字，并卓有成就的学者；王静如教授著《西夏研究》三本，奠立了宏观基础；后起之秀更脱颖而出。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再来对西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无疑更会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将有助我们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成果。
三、学习西夏史的意义
学习西夏史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无论大小，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居民建立的民族政权。除党项外，还有藏（吐蕃）、维（回鹘）、蒙古（鞑靼）、契丹及吐谷浑遗族等。由于他们互助合作，各有贡献，首先形成了西夏的国家政权的局部统一，然后才能够为后来元、明、清三朝的大统一奠立基础。西夏虽然灭亡，党项族也融合于其他兄弟民族之中，但他们在祖国历史上曾表现出来的光辉业绩是不会磨灭的。他们对祖国历史上作出的所有贡献，我们理所当然的是应该永远怀念的。
第二，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看，西夏这个环节是少不了的。我国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即10至13世纪这三四百年中，祖国大地上先后出现了辽、宋、金几个对峙的政权，他们分疆为治，有敌对的一面，但经济文化的交流互补，也有合作的一面。如果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只知其一，昧于全局，便将难以得知其真相。所以，我们要想准确深入地了解祖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就少不了西夏这个环节；就西夏来说，史料残缺，许多问题很难说清楚，对其中任何问题的探索，我们都绝不能有“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侥幸想法，只有不畏艰辛地用“披沙拣金”或“集腋成裘”的工夫，从和西夏邻接交往的各政权、各民族的史料中去搜集或发掘有关的点滴资料，不断充实内容，才能把西夏史的实质、特点逐步明确反映出来。当然，毫无疑问，对西夏史的研究也会有助于我国中世纪后期历史的了解。
第三，清代嘉、道以来的一批学者，抱有雄心，曾辛勤地对西夏历史做了不少拾遗补阙的工作，想把西夏的历史面貌重现出来，但终因时代条件的限制，离理想的境界还相当遥远。再加以后来的清政府日沦腐败，国势不竞，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相继侵入，在学术文化上，西洋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歪曲事实的“西来说”，用以贬低中华民族创造力。并怀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在我国领土内四下乱窜，以“考察”“探险”为名，采取不法手段，攘窃文物，加以垄断。还不惜以捏造历史的手段，以遂其分裂我民族团结的阴险目的。比如前些年竟有苏联“学者”，高谈什么“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源于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的谬论。更有甚者，1963年苏联科学院在为科兹洛夫举行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还公然说：“在研究唐古忒（党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工作中，苏联的学者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只要我们把西夏历史认真地学习过后，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不论西夏物质文化或者是精神文化，无一不是与悠久博大而自成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早成一体。党项族更是中华民族中的一支，并且它早已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群体之中了，要研究它，这自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对西夏史的学习和研究，在当前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西夏战史》序
10年前我在拙著《西夏史稿》再版后记中提到，把西夏史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现在方正开始。因为西夏史的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目前还难彻底搞清楚，或者有所涉及也还多争论。我盼望治西夏史的学者们要加强个人研究和集体协作，争取有个新的突破。
短短的这几年里，关于西夏学术研究涌现出不少成果，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最近宁夏大学副教授王天顺同志主持编撰的《西夏战史》一书，又是一项新的重要成果。本书在系统地阐述西夏王朝及其前身夏州政权所经历的三百四十余年（881—1227年）的战争史实的基础上，展示了战争演变的进程，体现了我国中世纪后期各民族（主要在北方）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曾认为，研究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西夏历史，必须把它放在整体的祖国（即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衡量，才能纠正偏颇，化除成见，公允地得出合乎科学的论断。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无分大小，地位完全平等。以党项族为首建立的西夏政权，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和表现，既是党项民族发展中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西夏政权的出现迄于消亡，以及党项族人最后又融合于中华民族大群体之中，党项族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发展迅速，贡献卓著，它给祖国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实在难以估量，我们是不应该忽视和加以抹杀的。
西夏政权的建立，基本上统一了除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外的我国西北地区，而且统治长达近两百年之久。这种局部的统一，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和宋、辽、金诸政权，分疆而治，政治形式上对立，而经济文化方面，交流互助，息息相关。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这是颠扑不破的应有结论。我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可充分说明：我国历史经过了唐末下迄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又逐步地进入局部的统一，出现了辽和继起的金、宋和西夏鼎立局面，历时三百多年后，再由局部的统一进而实现了元、明、清三代的大统一局面。由此可见，西夏历史是祖国中世纪后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西夏史，就难以真正了解和它并存的宋、辽、金史，自然也就谈不上了解这一时期整体的中国史。因此可以说，要了解宋、辽、金史，以至于当时的整个中国史，研究西夏史这个环节是必不可缺少的。
西夏的位置，处于汉（宋）、契丹（辽）、女真（金）、蒙（鞑靼）、维（回鹘）、藏（吐蕃）各族环绕的中心，它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汉、藏、维三方的交往接触中深受影响。因此我们加强对西夏同各民族交流和“打交道”的史实探索，必将有助于对西夏的进一步认识。
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各族交往加深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交战双方社会实力全面较量的集中表现。可见，《西夏战史》的编撰，其主旨绝不在于描述一些战役，或对这几百年的战争史实作出综合的回顾，它的价值乃在于通过战争这一反映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特性，掌握线索，进而探寻这一时期我国务民族、各对立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实质。
《西夏战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历史学界一大可喜成果。本书实事求是，史据丰足，很少空论。它对西夏战争的诸内在因素，特别是关于战争的地理、战争机制、战争与其经济和民族关系等重要问题，论述详备深透，多有新论，是一本值得重视的力作。
宁夏平原是西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基地，1981年8月我曾到宁夏银川市（即西夏故都兴庆府）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1983年5月又应邀在宁夏大学历史系讲学。我两次亲履其地，看到宁夏平原的富饶美丽，贺兰山麓西夏陵区的宏阔庄严，以及众多热爱西夏学术研究的学者在地方各级领导关怀支持下勤勉工作的情景，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夏具有开展西夏学术研究的客观优越条件，现在欣逢王天顺等同志的《西夏战史》即将问世，这是推动西夏历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在当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相信宁夏学者定将发扬奋进精神，为西夏学术研究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原载《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