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0日《香港国安法》首次释法完成,迅雷不及掩耳,中央以高效率、权威性和专业性完成释法,健全香港国安司法程式及其补救机制,凸显香港国安委宪制角色,维护《香港国安法》立法原意和法治权威性。2023年1月8日,香港与内地“有序通关”启动,实现了疫情封控三年来的通关夙愿,并基本实现香港与内地、海外的大联通安排,为下一步的“全面通关”做好准备。释法事关法治,预示着香港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完备。通关指向经济民生,属于发展层次。2023年的香港,在开年之初即有法治与发展的重要突破,预示着新年的新愿景与新篇章。
“一国两制”长期坚持,这是香港在2022年获得的最大政策红利与最好制度预期。香港的繁荣稳定,最关键的基础是“一国两制”,最需要维护的就是香港连通内地与世界的枢纽地位和桥梁作用。2019年以来,香港修例风波、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波动及俄乌冲突等危机因素,对香港法治和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也对“一国两制”的国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
中央追溯“一国两制”初心,积极承担维护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与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宪制责任,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塑造香港更为健全的民主法治体系,以“爱国者治港”重构香港政治伦理与国家认同基础,以国家主体战略和“十四五规划”框架赋予香港新的发展角色。中央从“一国两制”层面对香港法治与发展基础的保障和促进,为2023年香港的新格局与新气象提供了最佳支撑。
2023年的香港将在法治与发展层面展现出更强的制度安全性与增长活力,香港经济体的结构韧性将有所提高,香港向内融入、向外连通的桥梁纽带作用将更加凸显,香港的“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全球吸引力将更完整呈现。
第一,民主法治体系更趋完备,“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香港国安法》实施进入第三个年头,以“黎智英案”为最关键标志的国安判例法,逐步以符合立法原意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方式获得理解和认同。《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普通法的规范性磨合,《香港国安法》官及律师对国安法原则、精神与立法原意的理解和转化,在有关国安判例法及人大释法的引导下逐步走上正轨。国安判例法以其法治和人权标准及其程式正当性,而成为香港普通法及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香港23条立法未能完成,《香港国安法》的普法和司法仍需严谨展开,相关的法理斗争和制度磨合仍面临挑战。民主政治范畴,新选制下的“爱国者治港”的新政治文化与贤能治理体系取得进展,但社会撕裂的修补、政治光谱的重组、选民基础与制度认受性的再确认以及民主进步共识的达成,仍在考验香港社会的民主成熟度和各方政治势力的责任伦理。
第二,社会正义与民生痛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回应,社会团结基础与吸引力有效回升。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于经济民生,拼经济是为了维护香港固有国际地位,拼民生是修复社会正义漏洞,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这是中央对香港特区管治与社会和谐的关切点,也是特区政府自我认知与政策驱动的主要方向。在分配正义与民生保障上的长期欠帐,损害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公信力,损害了香港法治与社会安全的根基,损害了香港的社会和谐与全球吸引力。从社会正义和民生入手,是香港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政策驱动的有效作用点。但香港社会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官商关系复杂难解,市场与民生博弈激烈,对特区政府施政造成严重的干扰和阻滞,也考验“爱国者治港”的实际治理能力和成效。以结果为目标,让一部分人先上楼,让青年人有关爱,有发展,让整个社会有互信及温度,这些取向和趋势在2023年的政府管治和社会发展中将得到显著凸显。
第三,香港的发展内涵深化,对国家战略与全球化重组有更好的融入能力和创新活力。香港在2023年面临国家主体战略的积极期待和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融入式发展将有具体成果和方向性进展,尤其是在“前海方案”、“南沙方案”、“横琴方案”、河套科技园区及“北部都会区”的支撑性范畴有实质性突破。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有“八大中心”的战略角色安排,整合了香港的固有优势和新发展优势,并与国家的主体需求之间存在互惠性关联。中央支持香港继续保持和优化其连接西方市场的固有地位和优势,中央也支持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在“一带一路”范畴优先参与及获利。香港由此可以在“一国两制”意义上,继续对国家的高水准改革开放与高品质发展中作出新的独特贡献,并深化其全球化地位与角色的丰富内涵和国际金融中心的高端服务能力。随着疫情危机缓解与双向通关的实现,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及发展活力将有更好的发挥。国际调解院为香港带来更好国际声誉和功能期待。而特区政府管治哲学转向积极作为,以法治和市场为基础,以宏观政策为引导,新香港的发展前景非常开阔。
第四,世界体系的变局因素和涉外涉港法律斗争的挑战,将影响到香港的制度建设与发展策略,香港需要与国家共进退并依靠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2023年的世界仍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接力演变期,香港内外的斗争态势不会消除,中美关系的波动性仍会敏感而深刻地传递到香港。“港独”国际路线仍在以组织和外援方式展开活动,香港内部的本土极端势力仍在寻找政治反扑的突破口,外部干预势力包括“台独”势力,不会放弃继续打“香港牌”,美西方以“长臂管辖”方式非法,制裁香港的法律行动不会结束。这就要求特区政府保持政治清醒和法律斗争的坚定性,与国家共同展开反干预、反制裁和反长臂管辖的制度建设及执法行动。香港需要检讨和完善本地阻断、反制外部干预的法律基础和执法体系,需要从WTO层面维权、国家层面反制、本地层面协同行动等多种机制展开法律行动,维护香港自身的合法权益。涉外涉港法律斗争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健全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之,中央为香港的法治和发展奠定了优良的制度基础、战略支撑和政策方向,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也在凝聚民主法治共识和发展策略,这就为2023年香港再出发与谱写“一国两制”新篇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香港民主法治体系的巩固,社会民生的破局,新发展内涵与全球化角色的深化以及涉外法治体系的完善,都还需要经历内部考验和外部变局的挑战。香港将会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环境中依托“一国两制”和国家强有力支持,而实现良政善治与可持续发展,并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更好发挥战略与制度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