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二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四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并再次重申办报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一息尚存亦将奋其老马之力，一洗无功之耻。”〔13〕还挥毫写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报》四万号的诗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包括出让百分之十五股权、董事长的名号；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14〕股权风波之所以如此收场，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办报宗旨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相违背，当局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要影响的《申报》、《新报》。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十八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一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臂右膀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龢（后沦为汉奸）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五
陈、张出走是史量才报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长期主持《申报》言论，以稳健著称的陈景韩走后，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指陈时弊，要尽报人天职，监督政府，启迪国民。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15〕。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龢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对中国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几乎都作了报道。《新闻报》记者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一文满怀敬意地回忆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见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长袍，态度安详地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交谈，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发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政府当局非法捕人。接着他又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三十五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在好几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我又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7〕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
六
陆诒称史量才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这是知人之论。在革新《申报》的同时，史量才聘请了无党无派的著名报人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他说：“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可是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路的阵地，希望俞办好它。”
他聘请谨慎细心的张梓生编撰《申报年鉴》，不仅补日报之不足，也补月刊之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这也是他“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的具体实现。
他出版《申报丛书》，邀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绘了《中国分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代表了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此外，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三校一馆改名为量才新闻函授学校、量才职工业余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量才流通图书馆。曾在流通图书馆工作过的夏征农说：“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那一刻，史量才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横飞的子弹。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段无法证实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面对史量才的惨死，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悲怆的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16日，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
在1934年那个冬天，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报》举行追悼会；9日，广州新闻界举行追悼会；10日，申报三校一馆举行追悼会；23日，上海八十一个团体举行追悼会；26日北京新闻界举行追悼会。
幕后主使人蒋介石为遮掩真相，借口未能限期破案，将已经查出些蛛丝马迹的鲁涤平调离浙江，将海宁县长撤职，该县各级公安人员都受到记过处分。1935年3月15日，传出了鲁涤平跳楼身亡的消息，自杀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而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却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并称其为“伟丈夫”。
一曲《广陵散》随风而去，史量才英年被狙，“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他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知音已逝，琴弦崩断，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沈秋水将心爱的七弦琴投入了熊熊烈火……1936年，史量才的遗体下葬在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麓。一位学生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20〕黄炎培称《申报》是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结”。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的学生的祭文说：“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21〕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先生以鲜血染红了《申报》，用他的生命捍卫了报格和人格。
注释：
〔1〕〔8〕〔1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13页。
〔2〕〔3〕〔6〕〔9〕〔11〕〔12〕〔13〕〔14〕〔20〕〔21〕转引自庞荣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436、106、143、144、114、153、154、162、232～233、233页。
〔4〕转引自李文绚：《报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5〕《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0页。
〔7〕转引自《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0〕转引自胡憨珠：《史量才与上海申报》，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第119页。
〔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6〕〔17〕《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
〔18〕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