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是19世纪最后几年里惊艳世界剧坛的两颗巨星之一，他和王尔德颇为相似：都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王尔德1954年，萧1856年），都在伦敦开始戏剧生涯，都以妙趣横生的舞台语言一鸣惊人。但他俩的差异也同样巨大：王尔德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放浪不羁，像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生命在1900年就戛然而止；萧伯纳活到1950年，出名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周游列国，留给世界一个老成持重的白髯公智者形象。萧伯纳反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追求的“为艺术而艺术”，写了50多个现实主义的社会论题剧和好几本阐述其理想的社会评论著作。萧的剧作大多写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头30年，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剧本就不多了。有人会说，萧伯纳证明了诺奖得主很难再出杰作的“诺贝尔魔咒”，确有道理，但也不尽然。《苹果车》就问世于他得奖之后的1929年，质量依然上乘，而且别具特色。
《苹果车》是个政治幻想剧，却又极接地气。萧伯纳大胆妄议至今在英国依然神圣的君主制，塑造出一个奇崛无比的国王，他在与内阁冲突加剧时竟然撂挑子退位！但他的“退”既不是中国人可能想象的“无为而治”，更不是二十年后迪伦马特《罗慕路斯大帝》里那个古罗马君王的看穿世事任意败国。萧幻想中的国王马格纳斯是个深谋远虑、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不甘心坐在王位上做个“橡皮戳子”，一直暗中操纵媒体，监督那个政商勾结、贪腐成风的民选内阁，还通过国王否决权来直接干预。在内阁逼他签字承诺放弃这些做法时，他突然提出退位，其实是以退为进，先解散国会宣布大选，再利用退位后的平民身份参加选举，以便变成首相，走到前台直接执政。
《苹果车》在萧剧中并不属于演出很多的那一类，甚至首演都不是在伦敦，而是在波兰的华沙——大概英国人看到他这样露骨地妄议王室，多少也有点尴尬。但英国的剧坛毕竟不是王室或内阁能操控的，华沙以后伦敦还是演了。这个戏的题材与中国距离太远，连剧名都很难翻译，直译的“苹果车”一般人肯定莫名其妙——英语成语“弄翻苹果车”指“打乱某人的计划”，又好像很多戏都适用。国内以前不大有人关注这个剧，我听说剧作大家老舍有个译本，很有点惊喜。他怎么会想到翻译这个剧的呢？是不是他在伦敦大学任教时看过？后来发现他是在回国多年后的1955年“受命翻译”的。在冷战的年代，翻译这个剧本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讽刺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虚伪。
政治的考虑对萧伯纳倒不是贬词，他应该会欣然接受。“豆瓣网”说“《苹果车》是萧伯纳唯一一部政治讽刺剧，”并不准确。只要看看《芭芭拉少校》——他远更著名的剧作，北京人艺1991年演的英若诚译本是近年来我国难得的萧剧演出，那也完全可以说是个“政治讽刺剧”。军火大王安德谢夫常常妄议英国政府，鄙视他的儿子反驳说：“我是英国人，我不想听到自己国家的政府被你如此抹黑。”老爸反唇相讥：“你国家的政府？我才是你国家的政府。你以为就你，还有一群像你一样的半瓶醋，坐在那傻乎乎的大厅里喋喋不休，就能治理好安德谢夫们吗？任何能让我们捞钱的事情，都要让我们去做。好时机来了就得开战，时机不对就要和平。发展经济需要某些措施，是我们来决定用什么措施。我的要求就是国家的需要，有人打压我，就要用警察和法庭去镇压。至于回报，我掌控的媒体会给你支持，组织掌声，把你塑造成伟大的政治家！”这难道不是政治讽刺？
然而更“讽刺”的是，萧伯纳剧中的“讽刺”常常东一榔头西一棒。芭芭拉少校的父亲安德谢夫用军火赚来的巨额财富成为在幕后左右政府的造王者，并不想走到前台去指挥；《苹果车》里的马格纳斯已然是国王，他不想做一个世袭了“橡皮戳子”却没有实际权力的国王，要用实际的政治操作来治国理政。萧伯纳幻想出这样两个英国政坛的超级大人物，是为了讽刺他们？既是也不是。戏剧史上最典型的讽刺喜剧是十七世纪莫里哀的《伪君子》《吝啬鬼》和十九世纪中期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讽刺对象都很精准，莫里哀干脆用剧名来标明他的靶子。萧伯纳的“讽刺”就复杂得多，他不仅讽刺剧中的主人公，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刺”他们的对手。
芭芭拉就是军火商的对手，这个大公无私的富二代是救世军的少校，但她募不到救助穷人的捐款，又看到了老爸给军火厂工人的“幸福生活”，就乖乖收回先前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父亲的空话，拿着他的捐赠去“救世”了。在《苹果车》里，萧伯纳把更多的火力瞄准了国王的对手，那些勾结各种资本集团的内阁官员；相比之下，国王的形象还正了很多，以致有论者认为他是萧伯纳塑造的“正面人物”。但这也不准确，萧伯纳笔下是很难找到传统的正面人物的，他最擅长的戏剧手段就是paradox——早期的萧伯纳译者聪明地译为“似非而是”，港台用了个奇怪的译名“吊诡”，内地现在普遍译为“悖论”——从两面看都有道理。
萧伯纳本人就是个最大的“悖论”——他到底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萧剧大多采用第四堵墙的现实主义形式，探讨很现实的社会议题；但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却说他的作品“闪烁着理想主义及人性的光辉,在激动人心的讽刺中融入了非凡的诗意文采，”只字未提现实主义。是评委们看错了吗？《芭芭拉少校》里的军火商据说是有原型的，就是那个因发明炸药而暴富、又用“诺贝尔奖”洗去炸药大王污名的瑞典人；但萧伯纳塑造的军火商比诺贝尔更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要用赚来的钱改造整个社会。与安德谢夫相比，《苹果车》的国王马格纳斯更像个反腐败的改革家，一个更典型的理想主义形象，他有没有成功呢？内阁那群官员会那么容易认输吗？萧伯纳深谙辩证法的精髓，悖论手法拿捏得十分巧妙，通常不让任何一方掌握能赢得太多观众的优势。这不但是高明的编剧营造戏剧悬念的手段，还能让人看清现实的社会改革的必要与艰难，也看清理想主义精神的必要与虚幻。
萧伯纳一生坚信欧式社会主义，在很多戏里都提出过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的方案，但他又老要煞风景，同时还要揭穿它们的不切实际。就是那个被改编成流行音乐剧和电影的《匹克梅梁》（流行中译名《卖花女》），也在探讨如何用教育来填平阶级鸿沟。希金斯教授这样描述他的宏伟计划：“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又最有意思的工作！把一个下等人快速教成上等人，让她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这是填平阶级鸿沟的伟大事业！”结果呢，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社会实验彻底间离了卖花女学生，黯然收场。但是，该剧的大众化版本《窈窕淑女》改掉了那个过于现实主义的结局，不但让教授的实验大获成功，还让他俩爱到了一起！老百姓显然更喜欢这个理想化的故事，音乐剧在百老汇连演六年半——绝胜话剧很多倍，电影更是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在内的好多奥斯卡奖。
《窈窕淑女》常常被视为戏剧改编的范例，并非毫无道理，萧伯纳确是写爱情戏的大师，原剧中本来就藏着一条爱情线，只是没让它开花结果。《苹果车》里也有非常独特的爱情描写，国王的爱情离不开政治，他的灵魂伴侣奥林泽雅的政治理想比改革家国王都更高地翱翔于尘世之上，同时还反映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男女关系。她这样告诉国王：
男人都是糊涂鬼和道德上的懦夫，可是你比我所认识的男人都糊涂得少点，怯懦得少点。在你身上你有差不多是头等妇女的本质。当我离开土地，飞往我的永生之家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我能对你说那不能对任何别人说的话。我里面有你，比我所接触到的男人都多一些。你里面有我，比你所接触到的女人都多一些。我们是天作之合，你干吗迟疑不决？你的那群群肮脏鬼、暴发户、阴谋家们，都自居管理着国事，其实只是和你瞎吵，他们有什么引你入胜的地方？再看看我，看看，我是不是值一百万这样的人？是不是我的生命要超越他们，有如太阳之超越水沟？（第76页）
这是现实主义大家萧伯纳塑造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女性形象，而这些中文台词，出自以《茶馆》闻名于世的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家老舍的译笔。他们俩究竟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