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本事不大，运气却不错，结识张思之先生并成为他的忘年交，是我一生的幸事。我知道先生喜欢我，而我对先生，也不仅仅是景仰，还有，我喜欢他！八十华诞庆典上，先生以他一贯的激情和谦逊致答谢辞，一头的白发和一脸的沧桑，一腔的热血和一身的正气，全场无不为之动容！举杯的刹那，先生发现了躲在角落的我，赶过来一把将我抱住，我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
第一次见思之先生，是1980年，在电视上。我刚上初一，学校组织师生露天观看公审“四人帮”。令我愤愤不平的是，居然有人为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辩护！记得当时我还问过老师：“替坏蛋说话，他们吃了豹子胆？不怕一块儿被判了么？”
坐在辩护席中央的正是张思之先生。从那时起，他就踏上“为异端辩护”的荆棘之路，也注定了他屡败屡战、饱受误解和打压的宿命。
再见先生，十八个春秋已然飞逝。我作为《中国律师报》记者，列席一次律协与检察院的座谈会，一片互相吹捧声中响起了铿锵之音：“即使只能做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而不是一把狗尾巴草。”仿佛瓦釜雷鸣中的一声黄钟大吕。见惯了律师谄媚权贵、奴颜婢膝的丑态，我不禁心底一震：“中国律师界还藏有这样的高人吗？”忙请教旁人：“他是谁？”“连张思之都不认识吗？为四人帮辩护的大律师啊！”我想我肯定是满面羞红，心中连道“惭愧”！
后来承蒙先生惠赠月旦版《我的辩词与梦想》，读之竟有涤心荡肺、脱胎换骨之感。那一篇篇“在黑铁时代发出的黄金般的辩词”，见解之超拔、逻辑之缜密、文字之行云流水，特别是字里行间遮掩不住的激情，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辩词甚至不是用语言文字写就，而是由浩然正气、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凝炼而成。我尤其百读不厌先生的《后记》，文史兼长才情并茂，真正的大手笔。我因之断定，先生不仅是伟大的律师，还是杰出的散文家。
《中国律师报》夭折了，我的报人梦也破灭了。我想编一本《中国大律师》作一个忘却的纪念。于是多方搜集张先生的生平资料，所得之少令我大失所望。我由此领略了先生的为人低调，也更加认清了整个时代的价值颠倒。老实说，我并不认为入选《中国大律师》者个个堪称“大律师”，也为传主的座次大伤其神，但我义无反顾地认定先生为“中国第一大律师”而置于全书之首，虽然先生十分反感“大律师”这个称谓。江平先生给我写的那篇名序（《律师兴则国家兴》）亦有独钟之情——“象张思之那样半生受屈，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的老律师更是我心有灵犀的仰慕者。”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二
2002年春，《律师文摘》面世，张先生欣然出任学术顾问。或许因为当年主办《中国律师》壮志未酬，或许出于对初生牛犊的奖掖提携，更或许是对言论自由的孜孜以求，先生对《文摘》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也得以有更多亲炙高风的机会。
创刊之初，张先生便惠赐一篇“卷首语”——《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而我更偏爱那篇《真正的律师与优秀的律师》，其中大多字句已烂熟于心：
真正的律师，似澄澈见底的潺湲清流，如通体透明的光泽水晶：是真正的人，表里如一，道德崇高，事事处处体现着人格的完善与优美。
真正的律师，必有赤子之心：纯正善良，扶弱济危；决不勾串赃官，奔走豪门，拉拉扯扯，奴颜婢膝；决不见利忘义，礼拜赵公元帅，结缘市侩，徇私舞弊；他自始至终与人民大众走在一起。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
作为当代中国的优秀律师，除上面所说的特征之外，似乎还应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四者统一于科学的使命和职业良心与社会正义之中。目前我们奇缺而又至关重要的是哲人。
这篇“卷首语”后来被收入《中学人文读本》。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一段小插曲。
一天，我在《环球法律评论》上看到许章润教授的《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论及霍姆斯大法官《法律之道》历百年而不衰，足证思想魅力之永恒。正如霍氏自道：“放宽想象的视野，则影响广大、无远弗届之力量不是金钱，而是抽象理念之律令。”又引康德语：“思想最终要比枪杆子更重要。”我对此文十分激赏，有心摘发，但文中针砭中国律师现状时，以张先生“卷首语”为靶，说了一些不敬之词。左右为难之际，恰巧收到张先生寄来的许文复印件，并附推荐信一封，在对他挚爱一生的律师职业被称为“四害之一”深感“震惊”与“痛心”后，继而说道：“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既为《文摘》编辑之道，似不宜因为对本刊所发文字有微辞而不摘。建议转载，或赏或析，读者自裁。”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顾虑。张先生之胸怀可见一斑。
先生对办刊物有许多真知灼见：“办刊物最重要的一点，人格要独立，刊物要真诚。”“办好刊物必须做到三点：不依附权势；不屈从金钱；突破私情障碍。”“刊物不应局限于服务律师，要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先生为《文摘》的每一点滴进步高兴，总是适时勉励有加——“既有业务水平，又有思想水平。既扎扎实实，又有激情。”当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的不足——“不能突破私情障碍，会降低刊物水准！”特别是随着《文摘》影响力和发行量的扩大，有单位主动表示赞助，先生及时告诫：“不能有奶便是娘，组织上要独立，谨防掺沙子。”同时又亲自为我们筹集资金。《文摘》在汹涌澎湃的市场大潮中，存活五年而未沾染铜臭气，依然保持清异本色，先生功莫大焉。
思之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思想之先、知识之新令年轻人自愧弗如。先生推荐的稿件大都是高屋建瓴、引领潮流之作，且广及文史哲政商法诸多领域。说来惭愧，我近年之接触哈维尔、米奇尼克，无不拜先生之赐。记得张先生与邓正来先生第一次晤面后，回到家意犹未尽，修书给我：“前些天刚从崔卫平教授那儿了解到哈维尔，以后又可以跟正来教授请教哈耶克了，岂不是一大乐事！”多么可敬又可爱的老爷子！
《文摘》创刊五年来，先生致信编辑部数十封，大至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小至文章标题、标点符号，包罗万象。有些甚至是办案途中写在宾馆信笺上的。至于赠书荐稿更是不计其数。要知道，这些都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亲手复印、贴上邮票、投进信筒的呀！先生每天有忙不完的大事，却为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新刊如此伤神费心，恰似大树包容小草，沧海不弃细流，怎不让我们既感动又不安！
相对于张先生的慷慨，我们的回报却十分吝啬。由于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不但先生惠荐的许多佳作未能发表，就连他本人的大作亦是难见天日。特别当“张思之”三个字已成为敏感符号、众多媒体避之惟恐不及时，我们自己的刊物竟也懦弱无能，融汇着先生勇气和智慧的《为郑恩宠辩护》就是即将付印时，迫于有关方面的压力而撤稿的。作为主编，愧疚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律师文摘》五周岁了，思之先生又提笔撰文《非为祝贺的庄重纪念》，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创造条件，向“月刊”过渡。
——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培养出新时代的“陈独秀”。
——为有条件的年轻作家设立专栏，我相信，他们中间总会有人比当年为陈独秀一辩的章行严先生高明。
——设“大事记”（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专栏，为学科的理论研究创造条件。
——“辩词”精选，每期至少一篇，不宜缺失，有的可附评析。这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得使之有相当的位置，发挥其突出的作用。
……
五年中，《律师文摘》举步维艰，踉跄前行，每有懈怠之意，总感觉先生期许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如暗夜中的指路明星，便陡增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不能让张思之先生失望！
三
凭张思之先生的资历、声望和人脉，升官发财易如反掌，他却偏偏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选择了一条布满陷阱的坎坷之路，虽九死而不悔。当养尊处优的精英人士沉湎于声色犬马而洋洋自得时，年届八旬的先生却拖着老迈之躯，为异见人士和弱势群体奔走呼号，为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南征北战！正如文心先生转引的那首诗所言：
每人面前都有无数条路，
崇高的灵魂登上艰难的路，
低下灵魂只能走容易的路；
在中间部位的雾气蒸腾的平地上，
其他的人来来往往。
每人面前都有一条艰难的路和
一条容易的路，
每人都决定自己的灵魂之路。
以先生的禀赋和抱负，生于这样的时代，是先生个人之不幸，却是同一时代人之大幸。先生手无寸铁，却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法律人乃至知识分子赢得了尊严和体面。如果没有张思之们，这一代法律人将何以堪？将何颜以对后人？
张先生的屡战屡败，不是先生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制度的耻辱。所以才有先生的屡败屡战。人们常以政治高压为自己的懦弱寻找遁词，张先生却以一种大历史的胸襟，为这个时代代言，即使失败了，也要让后人知道，这一代人没有在苦难面前沉默，没有在强权面前畏缩！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英雄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则是可耻的。在这个意义上，“官方越是不肯认同，我们民间越是应该给予张先生更崇高的荣誉”（方流芳先生语）。否则，是非标准何在？人间正义何在？
所幸的是，张先生的影响已超越法律界，甚至超越了国界，在他周围，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先生八十寿辰庆典即是明证。志同道合的老中青三代人团结在他周围，你不能说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没有希望。
张先生在《我的辩词与梦想》后记中开篇即引袁枚诗：“黄昏渐喜惊涛停，远远渔歌唱夕阳。”在先生生日庆典上，76岁的茅于轼先生道极高明：“主持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因而是长寿的。”我在此一并借花献佛，馨香祷祝：张先生晚年幸福，长命百岁！
二00七年立春于法大安贫居
时风和日丽，春心萌动
（本文为《律师文摘》2007年第1期“主编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