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字宾四，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大约三十年前，钱师住在沙田，我也住在沙田，有一次，内子冰姿见到钱师后对我说：“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钱师自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的风采。真是‘大师的气象’。”我笑说：“钱师本来就是学术大师，当然有‘大师的气象’。”但“气象”两字，稍涉虚玄，见过钱师的人可以体会，未见过钱师的人，恐怕未能体会，不如换一种较具体的形容辞。如孔子自况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描写出一位非常人物的现实生活，很容易使人认识，钱师正是如此。《论语》也有两句话，较为具体：“望之俨然，而即之也温。”我有非常具体的领会。我入研究所的第三天，就被钱师申斥。以后望见钱师，不期然有“俨然”的感觉；但后来当我向他请教些学术问题时，他的态度非常温和而亲切，真是“即之也温”。让我告诉你我被申斥的经过罢－研究所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课。钱师问我读过哪些学术性的中国书。我把我读过学术性的中国书列单报告他。他看了说：先细读我著的《国史大纲》罢。其实我在政大毕业后不久，在澳门的华南大学滥竽充数教历史，我不敢告诉钱师，对《国史大纲》已经浏览过，因“浏览”不同于阅读，所以不好列入已读的书目内。第三天上第二课，钱师问我：“《国史大纲》读了多少？”我说读了一百多页。钱师的面色已不大好。他又问我“有些什么意见”。我随便说了几点小意见。他说：“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我说：“因为最近很忙。”钱师发怒说：“现代的学生，躲懒读书，常用最近‘很忙’为藉口，朱子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哪里能够闲闲散散地读书。我这所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献身于学术的青年，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我被申斥得汗流浃背。心里说：这位老师真严，但我很佩服他。我觉得现代一般大学教授，只会阿谀学生，讨好学生，哪敢严正地申斥学生，像钱师这样的老师，实在难得。所以我仍然选修历史，请钱师为我的指导老师。

《国史大纲》中指出唐代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高峰期。由汉代中央政府的“九寺制”发展为唐代的“六部九寺制”；由汉代丞相一人独相制度发展到唐代“政事堂”的群相制；汉代皇帝的诏令，只能由丞相一人封驳，封驳之外又有“中书”“门下”两省的谏官弹劾。宰相们办公的“中书政事堂”又可以议论皇帝的得失。自从中唐三省制破坏以后，政制一直败坏至今日，所以我很想研究唐代的宰相制度。于是先读《新唐书》的<宰相表>。<宰相表>是欧阳修的名作，历代学者无不称赞，不料我发觉<宰相表>仍有不少漏误。我每天在图书馆的大堂工作，钱师则每日到图书馆的研究室工作，他每日入研究室之前，多来看我工作。我为了要全部找出<宰相表>的漏误，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表，以唐代的宰相横列于表头为经，以时序（如朝代、年、月）横排为纬，依照<宰相表>的次序，凡入为宰相的列名于时间的格内。该官员迁官而仍任宰相或迁官而罢相由另一官继续任宰相的，都用红线标出，如果红线断绝，或红线绘划有困难时，即表示<宰相表>于此处有问题，便翻阅此人的本传以找出漏误的原因，而加以说明。结果找出<宰相表>漏误数十处之多。钱师说：“你这方法很好，可见研究问题并无固定的方法，每一问题要独出心裁来解决。”钱师又要我先写一篇“唐书宰相表初校”，然后再定硕士的论文题目。于是我写了第一篇学术性的论文<唐书宰相表初校>，发表于《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当定硕士论文题目时，钱师说：“硕士论文必须要对历史问题有点发现，不然不能称为硕士论文，所以撰硕士论文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学术背景和自己的志趣，然后才能写得好。故硕士论文的题目不能由老师替你定，因为老师未必能了解你的学术背景，更不知你的志趣，必须由你自己定。”我说：“我想做‘唐代三省制的发展研究’，如何？”钱师说：“很好，你既是国立政治大学的政治系毕业，又研究过<唐代宰相表>。对这题目都有帮助，你努力工作罢，如有疑难，自己找书本解决，如果书本都不能解决的，问我，我也未必能解决。为学必须奋勇，自力向前，尤贵坚忍沉着，专心致志。”钱师又告诉我一个小故事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有两位很聪明的学生，第一位，我劝他留校做研究，他犹豫多时说要去办一袜厂赚钱，我见他意志不坚，必难有成，于是放弃了他；第二位是严耕望，他很聪明而内敛，意志坚定，我知他必然有成，留他继续研究，果然，他不负我所望，完成了几部巨著，成为全球研究政治制度史成绩最高的人。你好自为之罢。”后来我的<唐代三省制的发展研究>写成，发表于《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一期，钱师告诉我说哈佛的杨联陞教授很称赞我这文章。

钱师又推荐我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消融”研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经费补助。于是我根据两《唐书》、《新五代史》和《宋史》三书千余人的本传，分析他们的家世，以决定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作为研究的基础。再分析门第所以消融的原因。当时，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对这问题很注意，所以不少日本学者，引述我的文章作为论据。

不久，我迁居沙田，一天的傍晚，接钱师的电话，说现在的居所晚上很嘈杂，不宜于读书写作，很想找一处乡村清静的住所。报载沙田和风台有房子出租，着我先去看看。于是我立即去和风台。和风台就在西林寺的后山，可以由西林寺拾级上达，又可以绕过西林寺经过狭窄的乡村小径而达，出入虽然不便，但房子不错，有广阔的回廊，下临西林寺，对面群山苍翠，风景不恶，可以凭栏远眺。回廊之旁有两间大而通爽的房子，可以读书写作。我电复钱师，钱师和师母来看了，很喜欢，不久便迁入。自从钱师迁入沙田，每天五时半放学，我陪钱师乘火车返沙田，下车后，我总是陪钱师走一段路到西林寺后分别。在途中，我们或叙家常，或谈文学音乐，或请教钱师一些学术问题。钱师总是笑语温和，指导我各种问题，这段时间是我学识长进最多的阶段。

记得有一次，我告诉钱师在抗战时期，初入政治大学不久，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出版，声名大盛，来政大讲学一星期，同学们震于他的声名，第一讲听讲的人很多，课室太小，转换了三次课室。他讲的内容，大概是“中庸”。他的口才不好，反复念了几次“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但解释得不清楚。一位同学请他举一实例，他总是期期艾艾的说不清楚。钱师说：“这两句话举实例并不难。最广大的事物，莫如全体人类，而人类能够共存，所赖的是人性中有共通点，此共通点岂非极精微的？如缺乏此精微的共通点，则人类的生活将不知如何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亦复如是，一种极高明能为众人所推崇而遵从的道理，必然是在众人心中有根苗的，然后他们才能对他的思想起共鸣而追随他的道理。如果他的思想，是他自己兀兀独造而得的，在众人心中没有根苗，则众人不会对他的思想起共鸣，所以凡是为大众奉行的高明思想必然在众人的庸言庸行中蕴有根苗，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先生期期艾艾说不清的道理，钱师几句话便说清楚，使我豁然而悟。所以冯友兰先生讲学的第五天，只得听众十人了。后来我们又谈到音乐，钱师对音乐的修养极高，我告诉他：“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从新一军退伍返南京复学。翌年，政府举行行宪的国民大会，名艺人梅兰芳和程砚秋都来演唱助兴。我刚巧在政治大学毕业，被派到会场帮忙，于是有幸能听到两大艺人的演艺。我觉得程砚秋的演出非常动人，而对梅兰芳却不懂得欣赏，但梅兰芳的名气比程砚秋高，喝彩的人，梅的比程的更多。我实在不懂，后来请教一位很懂平剧的朋友，他说‘程固然唱得好，但有一两个音仍有缺点；梅则每一个音都完足而饱满，无有缺点，确是比程稍胜一筹’。”钱师说：“孟子云‘充实之为美’，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内涵极丰富。有许多美术、文学和音乐的形容词，只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的。”于是我对孟子更觉神往。

有一天，杂志上刊出一篇文章，指钱师于经、史、子、集四部学中只懂史学，不懂经学，不懂子学，不懂集学。在火车上我把该文给钱师看。他看了，微笑说：“此人既不懂中国学术的流变，更不懂中国学术的特性。中国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晋代以后的事，汉代以前只有王官之学与平民之学的分野，中国学术不能各自独立严格地分为四部，如果不通子学，如何能治国史，史学不是只作一些饾饤考据而足，必须总揽历代社会的变迁，关心国史上的大问题，了解各种思想观念对民众的影响，不如此，如何能治史？尤其治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如果不通子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者，都是兼通四部学的。他们虽然不以某学名家，但是必须兼通诸学的。例如范仲淹，《宋元学案》中有<高平学案>，你是读过的，他当然是思想家。他的<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是极好的文章，《古文观止》都选载了，你读过吗？他所填的词也是极好的。”我说：“<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我还能背诵，他填的<御街行>词，我很喜欢。尤其喜欢词的后段‘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非常感人。”钱师说：“他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任宰相，建议‘庆历变政’，他又是政治家，他罢相后，镇守西边，当时的军士唱‘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则他又是一位好将军。你看，他是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的学问常是混合一起的。又譬如司马光，是个最诚笃朴实的人；他致力于《资治通鉴》二十余年，但仍然不废文学。你读过他的诗词吗？”我说：“读过。他的<明妃诗>，和他的<西江月>词我都很喜爱，尤其‘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多么蕴藉而有情致。”钱师说：“所以司马光是兼通史学、文学、经学和思想的。王安石更不用说了，他自况说‘无书不读’的。欧阳修何尝不是如此？他不但是极伟大的大文豪，他著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不但具备了刘知几所称的‘史识’、‘史学’、‘史才’，更具备了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我认为他更别具‘史心’，说我不通经学，真是太可笑了。一般人以为‘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几本旧书，为这几本旧书作注疏就是‘经学’。于是经学成为书斋里的静态学问，殊不知经学是一种指导社会思想、领导政府订立制度、涤除政治的污垢，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的学问。孔子的思想，原是社会的新思想，后来它上撼政府，领导政府，于是《春秋》变成为‘经’。这点道理连经学大师杜预和文史学大师章学诚都不懂，以为孔子只是绍述周公，有德而无位，不应有所制作。殊不知孔子的《春秋》，是经，是子，也是史，经学大师尚无此认识，何况一些陋儒？此人讥我不懂经学，真是可笑，其实我青年时所著的《孔子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已是经学；后来写的《向歆父子年表》，是为中国经学翻了一大案，《先秦诸子系年》是由春秋战国至秦二百年间的诸子学，也是经学。”钱师这番话，真是中国学术史上“石破天惊”的话。我又问钱师“史心”的义理，钱师说：“史心是要探讨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与心态，这是超乎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外的。司马光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欧阳修为什么要修《新五代史》？范仲淹为什么要‘行庆历变政’？王安石为什么要推行‘熙宁新政’？要认识他们当时的心态然后才可以得到较深入的了解。”这时火车已到沙田，我们下车，谈话也中止了。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送钱师过目。翌日，钱师把文章还给我，全文只替我删去一个字，说：“你这文章写得不错，唐初的党争，自从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一名以后，全球学者奉之为圭臬，用‘关陇集团’的势力来解释初唐史实。你能不囿于众说，独提三王之争以补正‘关陇集团’一观念，可见你读书有得。但寅恪先生是你的老前辈，你的态度必须庄重，不能轻浮。你这个字，表现得有点轻浮，删去了就淳正。你不要以为一字之微没问题。古人的文章，很注意一字的订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后面的赞语，本来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友人说‘德’字不如‘风’字，仲淹听了，极口称谢，立即把‘德’字改为‘风’字。又传说：欧阳修为韩琦撰的<昼锦堂记>，文成后贴在墙上，读了数十遍，觉得可以了，于是使人送去。文章才送出，觉得头两句太促，于是使人快马追回文章，在头两句加上‘而’字，成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果然加上‘而’字后，读起来气韵和谐多了。”我称谢而退。

又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钱师和师母邀请研究所的单身研究生到沙田叙会，我因家住沙田，所以也得参加。

这天，钱师和师母都兴致甚高。晚饭后，钱师大谈孔子的休闲生活，他说：“孔子闲居，总是很活泼而有生气的。他好音乐，在齐国听到韶乐，因为欣赏韶乐音韵之美，竟至三个月不知肉味；他听别人唱歌，如果唱得好，必请人再唱，然后他也和唱，他于是日哭过则不歌。可见他平时每日必歌的。”同学们知道钱师也喜欢音乐，而且善吹箫，于是坚请钱师表演。钱师提出条件，要同学们离开校歌的歌谱，背诵歌词如唱歌一般流畅。当时有三位同学参加背诵，但因离开了歌谱，背诵不很流畅。最后内人自告奋勇参加背诵，果然她背诵得非常流畅，同学们都非常奇怪，她既不是新亚学生，而竟对新亚校歌的歌词背诵得如此纯熟。她说：“我认为新亚校歌的歌词充满哲思，充满理想，充满感情，有无比的魅力，是一首美丽的诗篇，常常诵读，所以今夜能背诵如流，琅琅上口。”钱师十分高兴。

这时有一位同学问：“校歌第二节‘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中国历史上暴恶的政治与残贼的人不少，这两句话是否有点溢美。”钱师笑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心中的问题，是大多数时代青年心中的疑问，你今日提出来问，很好。这是个人与群体之不同。从个人看，每人都可能有些自私邪恶的念头，但是从群体看，群体人人的心中，总是希望社会进步，人人安宁快乐的，这点非常重要。这是历史文化的光明处，它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社会尽管有种种罪恶，而社会仍然在进步。能认取这点光明，人才是乐观的，对文化有信心的。从这点去认识，才可以了解校歌这两句。新亚的师生，不仅要有此信心，还要强化这信心，使社会进化更有力量。”歇了一会，钱师又说：“近代的知识分子常错误地把社会上的陋俗观念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殊不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在先秦时已凝结成一种理性的文化，确认仁爱正义的道德价值。现代一般知识分子忘记了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而以社会的陋俗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可说是一种罪恶性的错误。他们又喜欢作文化的反思，文化的反思是对的。但反思必应两方面：一方面检讨文化的弱点而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必须检讨文化的强处而加以发扬。一个长久生存的民族，它的民族文化必然带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力量，因为一个长久生存的民族，他必然经历了不少艰难同时又克服了不少艰难，他的民族文化必然吸收了不少能克服艰难的精神，这是非常珍贵的。”这时已深夜，同学们催钱师表演，钱师于是吹箫。音调优雅而有韵味。此时金风玉露，明月在天，真是一个内容丰富而有情调的良夜！

有一次，在火车上，钱师对我讲述一个游南岳的故事。其实这故事以前在班上已说过的，可见钱师对这故事很重视。钱师说年青时很健行，有一次游南岳，发觉有一寺院，庙貌特别庄严而开阔，使人起一种安详宁谧而和平清静的感觉。抗战时，日军的炮火把南岳的寺院毁坏了。战后钱师重游南岳。这时，该寺换了新的方丈。他围着寺院遍种夹竹桃。这时夹竹桃盛开，游人不少，无不称赞夹竹桃美丽。钱师却愀然不乐，觉得这寺院没有前途了，因为夹竹桃最高不过三丈，寿命最长不过三十年，则三十年后，此寺仍是一无所有。方丈是一寺的主持人，他应该为该寺院种松种柏。松柏寿可千年，高可千尺，他为了短暂的繁华，不种松和柏，而种夹竹桃，他的眼光如此短浅，胸襟如此狭窄，如何能把寺院发展呢？钱师轻轻道来，却使我心惊不已。我自己是在种夹竹桃呢还是在种松柏？以后时时为此故事而警惕。李白诗云：“松柏虽苦寒，羞逐桃李春。”此李白所以为李白，钱师常常轻轻一语，而使听者终生受用。不久钱师离开了沙田，我也离开了沙田，从此，同行问道之乐，只能在回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