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西方的逆全球化对深度嵌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面对来自美国（西方）各个方面的压力，中国社会面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愈加高涨——有人对西方进行以牙还牙式的反击；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开放政策，认为“外循环”不重要了，国家应当尽快转向“内循环”；甚至有人开始从学术上为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正名。郑永年教授通过详尽的分析，指出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下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策和深化开放政策。
今天，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剧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快速地转型成为逆全球化，并且搞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西方，同时也是往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种互为依赖、互为强化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年间走完了西方主要国家大概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进程。但是，这个局面今天不再存在。西方不仅搞逆全球化，而且花大力气和中国搞脱钩，借此来围堵中国的继续崛起，甚至要中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的逆全球化对深度嵌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社会面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对西方进行以牙还牙式的反击。也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开放政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政策进行错误的理解，认为“外循环”不重要了，国家应当尽快转向“内循环”。甚至也有人开始从学术上为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正名。
尽管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对西方的情绪反应，但如果对外在世界变化的反应过于激烈，非理性情绪过度高涨，必然加速中国和西方的脱钩进程。一旦“闭关锁国”被视为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那么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有可能再次关上大门。历史没有必然性，如果认为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就会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进程是开放所塑造的,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开放造就的，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是开放所引领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国际环境大变局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开放的信仰，在西方搞逆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坚定开放的信仰，让开放继续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开放继续塑造国家经济的未来，让开放引领我们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开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近代以来，因为工业化、技术的扩散和思想的传播等因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越来愈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在封闭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经验地看，越是开放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980年代，我们总结了血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些人经常引用重商主义来论证封闭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但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尽管除了最先发生工业化的英国，大多数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但重商主义的目的不是“不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重商主义的实践在于对本土企业的培养。必须指出，在实行重商主义的阶段，各国也是努力向更为先进国家学习的。例如，较之英国，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国家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因此后者一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努力向英国学习。通过学习扶植了本土企业，等本土企业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再向发达国家开放。同时，在重商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也是向较不发达国家开放的，即对那些拥有较少竞争力的国家开放。
开放促进发展，不开放导致落后，这一点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的美西方集团和苏联集团便不难理解。苏联集团实行计划经济，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尽管在冷战早期，苏联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最终仍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更应当指出的是，早期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和来自西方的技术也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努力想和西方融合的，其精英统治集团很少排斥西方。苏联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开放。在不开放的状态下，无法形成一个自由流通的思想市场，没有思想的交流，就没有思想的创新，久而久之造成了僵化。同时，没有开放就没有商品市场，无法实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包括人才）的流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开放的状态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市场，不同思想互相碰撞，促进了创新。同时，开放意味着形成商品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之间，随着资本、技术和人才向非西方国家流通，这一市场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就是在冷战期间被吸纳进西方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开放条件下，我们成为了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全球化和开放互相促进，互相强化。可以说，是全球化和开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才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市场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从“无产阶级”社会发展成拥有4亿中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过去的40年，我们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现象，中国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对世界扶贫的贡献达到80%以上。无论是第二大经济体、4亿中产、8亿人口脱贫，还是人均GDP从不到300 美元增长到1.2万（2021年底）美元，任何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开放、没有全球化，我们很难取得这些成就。
第二，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四十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而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东莞在80年代也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县级城市，而今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之所以说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化，是因为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相辅相成，需以产业为支撑。没有产业的城市化只是空洞的城市化，即所谓的“有城无市”。深圳、东莞、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化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全球化也有负面效应。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崛起，正好与美国80代起的以底特律为核心的“铁锈带”的衰退同步，而在此之前，美国五大湖地区的汽车工业非常辉煌。全球化会在全球范围产生一个拉平现象，由此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流失了，那么这个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这既是美国的教训，也应当是我们在继续全球化过程中需警惕的。
第三，全球化促进了西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扩散与应用。全球化的意义就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我们应当承认，全球化使得我们可以大量应用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珠江三角洲仅仅在几十年内便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这和西方技术的扩散是分不开的。在去过很长时间里，我国的产业发展主要来源于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技术应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制造”与80年代以前的“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是不同的概念。80 年代以前，“德国制造”等指的是整产品制造。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制造”并非是指整产品在中国制造，而是“中国组装”——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部件在不同的经济体生产后运到中国，再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出口销往全球。全球化细分了产业分工，导致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这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全球化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几大来源。第一个来源是19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产生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第二个来源是1990年代从国企改制过来的民营企业。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国家把大量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从而成为民营企业的第二大来源。第三大来源与外资有关。邓小平先生“南巡”后外资开始大量进入内地。由于国有企业制度上的限制，大部分进入中国的外资更愿意与中国民营企业合作，这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全球化释放了中国的人口红利。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应主要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经验地看，并不是每一个有人口红利的国家都能取得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人口红利可能更多，然而人口红利无法释放，便无法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全球化带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口红利才真正得到了释放。
全球环境发生巨变
近年来，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是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是接受我们的，我们也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现在的趋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不接受我们，而且开始排挤我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美冲突。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有计划地与中国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脱钩。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实体清单等“卡脖子”方式在高端技术领域封锁中国，阻碍中国高端技术发展。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开始实行进一步的系统性脱钩战略。系统脱钩不仅仅是“卡脖子”，而是“抽梯子”。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系统、技术系统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通过整合全人类科技发展的结晶而形成的，这个系统任何国家都无法重新再造。如果把这个系统比作一座山，那么美国的强是系统性的强，因为他们掌控着整座山；而中国的强则是山上星星点点的强，虽然在个别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但我们的技术发展还是建立在西方掌控的技术系统之上的。“卡脖子”的意思是美国不允许中国往山上的高处爬，系统性脱钩就是美国要把中国从山上赶下来，把“梯子” 抽掉。近年来美国针对我国发布了多个禁用西方基础技术和设备的制裁措施，比如禁用Matlab软件、禁售光刻机等，这对我们的基础科研、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防止与美国、与西方世界系统性脱钩。人才脱钩也很致命，因为无论技术还是资本，归根结底都是与“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竞争。美国总统拜登把中美之争称为美国的“民主”针对中国的“专制”之争，新疆、西藏、香港都是中美竞争的一部分。还有地缘政治的竞争，像台湾和南海问题。所有这些冲突都影响着中国经济。
二是美国在搞世界两极化。自美国把中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以来， 美国的冷战派和反华派一直致力于把中美关系引向往日的美苏冷战模式，即世界的两极化——以美国为核心的一极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一极。无论是经贸脱钩、 技术封锁、意识形态对立，还是围绕南海和台湾问题的军事化和结盟，都是为了推进两极化进程。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把俄罗斯跟中国绑架在一起，更是将两极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后，就把中美关系简单地界定为所谓的“美国民主”跟“中国专制”之间的对立；通过俄乌战争，美国更是把自己看成“民主”与“文明”的代名词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专制” 跟“野蛮”的代表。这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
三是俄乌战争在非常深刻地恶化着外资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俄乌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在塑造一个话语叙述，即“中国-俄罗斯轴心”。在西方人眼中，俄罗斯是“邪恶”的代名词，现在他们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中国的营商环境自然就会恶化。例如，最近德国商会表示，部分在中国有经营业务的德国企业受到了德国内部环境的压力，同时德国商家也下架了部分在德国售卖的中国产品。这跟西方把俄罗斯和中国绑在一起的话语叙述是有关系的。更为重要的是，俄乌战争本身在也恶化整个世界秩序，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粮食危机等都因俄乌战争而恶化。
四是新冠疫情加速推动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新冠疫情发生的三年来，中小微企业受到巨大影响和冲击。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是科学的，但是如果企业生存不下去，自然便走了。今年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上海疫情，对中国的外企和民企，甚至是规模较大的外企和民企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资本是需要流动的，如果资本所在地对新冠疫情管控过度而无法实现其流动，那么资本自然会流向那些允许它流动的地方。不仅仅是西方的企业，中国的一些资本也因过度的防控政策而去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过度的防控政策不调整，中国与西方的脱钩会进一步加速。
中国的国际竞争环境发生巨变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宣称已经放弃改变中国，要直面和中国的竞争。美国把中国视为唯一一个有意志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大国，并将中国界定为竞争对象，中国的国际竞争环境由此发生了巨变。
美国本身制造业的复兴。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便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再工业化”——希望把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回美国。迄今美国的再工业化的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麦肯锡最近发布了《实现美国制造业复兴》(Delivering the US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自 80 年代开始持续下滑的趋势在最近几年基本停止。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产值和出口基本保持稳定。麦肯锡研究团队还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美国关键制造领域的增长将使美国GDP增幅超过 15%，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也有助于美国就业的显著改善。美国的再工业化是美国持续创造中产阶层、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美国制造业的复兴预计将会持续进行。这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发展主要源自于西方技术尤其是美国技术的应用。
美国正在重塑地缘经济格局。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结成了“芯片四方联盟”，意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美国还联手全球约60 个国家和地区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互联网”，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制定未来互联网规则，以此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尽管这样做，美国的成本很高，但一旦美国与其盟友们针对中国建立了“防火墙”，我们的互联网就有可能变成“内联网”。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扶持新的经济盟友，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
不仅美国本身对中国的竞争作为，新兴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对中国产生着竞争压力。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这些新兴国家在努力与西方接轨，通过改革其内部经济结构改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全世界的资本。其中越南尤其值得关注。近年来越南在国企、劳资关系、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然而，越南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其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共同发展。越南是对中国而言有多重关系：首先我们是邻居，其次越南也是儒家文化圈内的核心国家，再者越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已经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需要按照CPTPP的要求来改革。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也都在辅助越南的改革， 越南也相当配合，可以说越南改革开放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由于越南在战略上倾向美国，因此在各方面的改革上很大程度也在配合这一战略。国企改革、劳动权益保障、透明度、高校改革，甚至包括“党内民主”（即党内的“四驾马车”制度）都在进行。甚至在一些方面，基本上美国（西方）要求什么，越南就会去做什么。不过，尽管美国想把越南塑造成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的“非西方”的西方国家，但越南很难会完全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越南变成一个亲西方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说在地缘和政治上的挑战将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挑战。
中国怎么办？
全球环境发生巨变，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我们周边国家也在迅速改善营商环境与中国竞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怎么办呢？
首先，从内部看，国家政策正在调整。
一是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自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几乎每年中央都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中国政府这样庞大的政府体系来说，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不断强调，有助于各个政府部门明确目标，齐心协力发展经济。当然，仅在中央层面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以往政府监管过多的惯性仍然存在，地方执行部门仍然难以将工作中心放到经济建设中，因此在实际落实过程中还需做一系列工作，尤其是考核指标设置等方面。
二是提出双循环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 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在民间，甚至有些地方领导对此有不恰当的理解，错误地把“内循环为主” 理解成为外循环不重要了。实际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是指国内的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大多数，而不是指外部循环不重要了。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区域，本身便是从全球化、从外循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未来的发展也应当是继续以外循环为主、以全球化为主。“双循环”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这一双重角色决定的，二者缺一不可。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目前逆全球化趋势对外循环的消极影响， 国内循环不畅通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三是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首次进行系统性阐述。传统国家的市场是地方化、本地化、分割化的小市场，而近代国家的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近代国家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它内部建立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今天的欧盟更进一步，他们已经形成了超国家的统一市场，这对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198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当时的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是“诸侯经济”，广东和湖南之间甚至都设有边界关卡，大家呼吁打破地方行政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但这个任务直到现在仍未完成，甚至因为新冠疫情，行政体制的弊端暴露得一清二楚。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给出防疫政策的指引，但没有几个地方在服从，各地依然我行我素。不用说两个省了，即便是同一个省里，两个城市的防疫政策也不统一。市场规则的不统一，直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从而阻碍了市场的高效运转。所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中央在指导文件中提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从一个分割的市场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我们可以先从建立几个区域性统一大市场做起，像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都有潜力发展为区域性的统一大市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区域市场应当是开放型区域市场，而不是封闭型区域市场，区域市场应当是中央统筹推进规则统一的抓手，各地不能各搞一套。建立区域大市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将其整合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
其次，从外部看，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
十八大以后，我国已经设立了一大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2022年初，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2020年底，中国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宣告结束，但是后续由于政治原因被暂时搁置了。不过，这个协议迟早会生效的，只是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重启。目前欧洲经济因俄乌战争受到巨大冲击，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重启中欧投资协定。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可以称之为“二次入世”。因为从标准来看，CPTPP比WTO的要求更高，涉及到国企、环保、劳工等各方面的标准问题，体现了更高程度的开放、更高程度的规则。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表明了我们深化改革，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决心。
粤港澳大湾区要引领下一波全球化和开放
中国正在迈向第三次开放，借此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权。近年来，全球环境发生巨变，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联合西方国家要与我们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坚持开放，甚至实行“单边开放”，即“即使你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会向你开放”。单边开放无疑是打破美国与我们脱钩的最有效武器。在我们单边开放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脱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中国拥有4亿中产，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只要坚持开放，逐利的外国资本就很难离开中国市场。
开放是大国走向强国的前提。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除了其本身国力强市场大之外，其开放体系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容乃大，是开放促成了美国的强大。美国拥有三大开放体系，即开放的金融体系、开放的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体系，以及开放的教育和人才体系。这三大体系，也是我们与美国竞争中的短板。应当指出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在金融、科创、人才发展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这些方面需要补短板，但已经不再是从0到1的问题，而是升级和赶超的问题；利用制度优势，中国有很大潜力赶上并超越美国。
如果中国要引领下一波全球化，相比于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好的抓手。京津冀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地位。在开放进程中，国有企业有优势，也有弱势。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但如果要国有企业引导下一步全球化，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有难度。国有企业一定要配置上强大的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成为开放“走出去”的抓手。长江三角洲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占一半，而粤港澳大湾区中大多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可在中国迈向第三次开放、引领下一波全球化中发挥重要抓手作用。
第一个作用，打造三大世界级经济平台。
近年来，尽管美国经历着政治治理危机，但世界各国的资本、技术、人才仍然持续向美国聚集。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像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那样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都往这些平台集中，而且来了之后不想走，也走不了，优质的资源只能在这个地方生产，离开了反而无法生存。这也是旧金山和纽约等主要湾区平台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外界动荡，始终保持经济技术持续升级的关键。
中国如果要引领下一波全球化，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建设很多个这样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具备潜力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9市产业链完善、外向型经济发达、同属广东省易于统筹协调；香港、澳门国际化程度高，拥有比较完整的国际营商环境及规则体系，且与粤文化同源，认同感强。粤港澳大湾区可通过进一步融合，打造金融、科创-制造业、科教三大世界级经济平台。
打造世界级金融平台。我们国家的金融体制决定了我们的金融系统是为国家的金融稳定服务的，不是用来冒险的。美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强调增长的作用，还是敢冒风险的金融体系。如果未来中国要跟美国进行真正的竞争，我们可以考虑设立双金融中心：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专门为国内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中心，可以起到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另一个是以香港为中心的与华尔街竞争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方面可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体系完备、属于美英法系的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居于国际前沿等优势，并整合大湾区现有的金融力量，如深交所、广期所等。
打造世界级科创-制造业平台。打造这样的平台至少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其次是要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再次是要有一大批能够“伯乐相马”的风投机构。香港、澳门有不少基础研究能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且具备成熟的金融体系及人才储备，但是因为制造业早已转移到珠三角缺乏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而内地有一大批转化能力强的企业，但是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是非常互补的，应通过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的科创-制造业平台。
打造世界级科教平台。相较于世界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资源仍有不足，尤其是内地9市，仅广州、深圳教育资源略为丰富，香港虽然目前有6所世界排名位列前500的大学，且其中5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大，但是香港的人口不足以支撑其生源。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加深教育资源的融合，推进内地与港澳大学全面放开在大湾区的招生，推动大湾区内各高校的学分互认机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教平台，为人才培养与集聚提供载体。
第二个作用，利用“香港+”引领规则“走出去”。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权已成为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我们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第三次开放”。这不仅仅是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要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更大力度推进主动开放，尤其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将中国规则推向世界，这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关键。
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天然优势。香港这些年的问题只出现在政治上，其他方面的规则都没问题。香港在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仲裁、医疗、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是世界领先，其规则也是为世界接受的。香港是中国所有城市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且它的规则也是世界性的。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以香港成熟合理且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规则制度为基础“做加法”，推进与世界规则的对接，从而引领中国规则“走出去”。具体来说，要全面梳理与港澳规则衔接清单，如营商、科创、贸易、税负、公共服务等与世界接轨领域的规则，再加上深圳、广州等地香港所没有的规则标准，比如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规则，从而形成大湾区统一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横琴、前海、南沙三个重大平台探索规则衔接，然后以点带面扩散到整个大湾区，建成大湾区统一市场。然后向四方扩散，向北往湖南、长三角对接，向西往海南岛，向东往福建、台湾，从而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在国际层面，大湾区既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连接点，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香港规则的对接也可为中国规则“走出去”奠定软基础，最终形成包括整个东盟在内的区域国际市场。
第三个作用，建立开放、包容、系统的国际人才机制。
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归根结底是都人才在起作用。科创需要一种化学反应。如果是同一种思维、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只能产生物理反应。如果要产生化学反应，不同文明间、不同思想间的碰撞与冲击是非常重要的。硅谷为什么创新能力这么强？是因为全球不同文化且愿意接受挑战的人都集聚到硅谷，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化学反应，促进创新。美国的开放政策一直是强调对等的，但在人才问题上，美国实行的始终是单边开放政策。我们要意识到，在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移民到美国的人才，打败了苏联。今天，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留学美国的人才，在跟中国竞争。
国际人才是我们国家一大短板。美国主要湾区的外籍人才占比超40%，硅谷的外国人才更是达到60%以上。亚洲国家中，即便日本在移民问题上是最保守的，东京湾区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才。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还落后许多，外国专业人才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人才吸引方式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通过系统性、专业化的方式吸引人才，移民局的政策仅提供人才引进路径，主要吸引人才的载体是民营部门、优质的大学和研究院、企业实验室等。相较之下，我们的人才吸引政策行政化意味较重。近年来，美国开始比较系统性地对华进行人才脱钩，尤其是高科技人才脱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方式容易被西方国家政治化，从而影响人才的流动。从人才去向来看，我们的大学、国企及政府单位均属于国有系统，对于外国人才来说进入门槛较高、发展空间较小，人才来了去哪的问题也需要正视。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级城市群，应该探索建立开放、包容、系统的国际人才机制。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国际化人才，如果吸引不了硅谷的人才，也可以吸引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才，尤其是亚洲的人才。这方面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作用。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开放、包容、系统的人才机制，推进科研国际人才制度改革，探索完善更具包容性的法定机构模式，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移民制度，建立健全国际人才的医疗、教育等配套制度。
第四个作用，营造企业健康发展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以民营企业为主，然而目前普遍存在企业家躺平现象。具体来说，现在存在这么几类企业家：第一类是在谋划出国发展的企业家，新加坡最近成为中国资本的投资热土，甚至导致了新加坡的人力短缺现象；第二类是直接躺平的企业家，他们转变成了消费者；第三类是暂时躺平的企业家，目前还在等待未来的机会；第四类便是一旦躺平便会马上出现危机的企业家，为了生存仍在行动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针对企业家躺平现象，政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挥作用，为企业塑造健康发展的环境。
第一，制定一个科学的动态清零路线图。我们必须避免与世界经济脱钩。一旦脱钩，再挂钩就更难了。苏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与西方世界脱钩，中间也曾多次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然而直到今天，俄罗斯仍无法被西方世界接受。中国当时由于冷战期间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共同对付苏联，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西方资本提供了市场，才得以融入世界经济中。然而一旦系统性脱钩，中国的整个技术、工业系统将被抽梯子，基础科研、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将受到重创。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放松管控，一旦其他国家都放开，仅仅我们国家不放开，那么会加速脱钩。
第二，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边界。近年来，国企从“管企业、管领域”开始向“管资本”的方向发展。然而国企的运行逻辑与民营企业是不一样的。从表面上看，国资参与民企是为了帮助民营企业发展，但实际上，这改变了民营企业的生存逻辑，导致民营企业不发展技术反而转向政策寻租。如果国有资本乱窜，到处介入民营资本，那么民营企业就不会有实质性空间。这个趋势如果不纠正，将会进一步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第三，要保护企业的财产权。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性，都是市场的主体。我国《宪法》对民营企业的财产保护也明确规定。然而目前互联网上，一些关于民营企业有罪论的民粹声音通过社交媒体被无限放大，这进一步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恐慌。经验地看，如果社会上中产阶层占比达到60%，民粹主义就会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比仅30%，距离该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而在此之前，引导民粹主义情绪，营造让企业和企业家安心的法治环境便尤为重要。
第四，要善待企业家。企业家是经济的主体，经济的好坏取决于企业家是否作为，也与企业家所在环境息息相关。任何人，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会犯一些错误。政府应为企业塑造宽容的社会环境，激励企业家们发挥创新、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激活经济发展潜力。没有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就培养不出一批伟大的企业家。
第五，塑造健康的金融结构。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是真正需要资本的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金融业基本是国有银行为主体，主要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其所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务。尽管各大国有银行也设置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但动力不足，甚至没有动力。发展得好的大型民营企业也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但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国有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过于“便宜”的钱，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就会不自觉地走向政策寻租，导致竞争力的弱化，甚至是最后的被淘汰。因此，应该组建一批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银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使美国经济复苏的不是华尔街，也不是大型银行，而是社区型中小型银行。大型银行仅起到稳定作用，真正起到经济复苏作用的是与民生经济真正相关的中小型银行。
有三条调整路径，一是要推动专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发展，政府可以根据“平准原则”限制民营金融的规模、服务对象和区域。二是设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于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这些银行的考核标准应当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同。三是引导量化宽松资金进入这些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有关的中小银行。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中央要求银行把资金导向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但绝大部分银行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资金导向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这是结构错位所致。如果金融结构不调整，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贷款问题就无法解决。
第六，用中性立场看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盐铁论》记载的法家和儒家争论中，法家指出了私人垄断的负面结果，主张国家垄断的必要性；而儒家指出了国家垄断的负面结果，认为国家垄断会导致政府与民争利。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会导向负面结果，两者都是有经验证据证明的。对政府来说，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是经济体的有机构成，我们不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或者民企，而应秉持中立的观点。从分工的角度看，国有资本应主导关键的经济领域，民营资本应主导大多数民生经济领域。在特定的领域，国有资本可以采用“官督商办”模式，即国有资本按市场方式来运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间只有实现均衡的分工，经济才能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