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和乔治·伯纳·肖（中国习称萧伯纳）都是19世纪末冒出来的世界顶级剧作家，与更早闻名世界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相比，他们俩的剧作都以喜剧为主，似乎不如易卜生“严肃”，因而也赢得了更多观众，在当时的世界戏剧之都伦敦取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两人都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都是在伦敦的剧坛闻名于世。1854年出生的奥斯卡·王尔德像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生命在1900年就戛然而止；比他晚生两年的乔治·伯纳·肖（中国习称萧伯纳）则活到1950年，在世人眼中留下了一个老成持重的智者形象。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与现实主义作家兼社会评论家萧伯纳刚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前者标榜的“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后者反对的——我在另一本王尔德剧作的序言里就主要强调了他俩的不同。但一切概括性的对比都有例外，作家的口号和宣言往往只是代表了他们的艺术理想，未必能契合自己的每一部作品。这里就来分析一下王尔德那部看似最不符合他唯美主义理想的社会讽刺喜剧《理想丈夫》。
王尔德一生只写了六个剧本，个个都非常独特。在名气最响的三部中，《莎乐美》最彻底地别具一格，是他唯一的独幕剧，还是用法文写的，也是唯一有杀人情节的（但并不是传统的悲剧），而且是取材于《圣经》中的神话，远离当时剧坛流行的写实客厅剧模式。《文德美夫人的扇子》和《“认真”的重要》倒都是写实风格的中产阶级客厅剧，而且都是能不断引人发笑的机趣喜剧，迥异于严肃讨论社会议题的萧伯纳式辩证喜剧；但《文德美》着力于编织充满悬念和紧张的剧情，而《“认真”的重要》的最大亮点是人物关系的对称配置和舞台斗嘴的机巧睿智。相比之下，《理想丈夫》并不是王尔德剧作中演出最多的，这很可能是因为，这部戏太不符合他着力标榜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了。
这个剧本暴露的是政商勾结、利益交换——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点像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戏？也很像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人民公敌》揭露的问题。其实这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政府官员都可能遇到的千古难题。一个喜剧瞄准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过于严肃了点，不像王尔德的风格了？剧中那位摊上大麻烦的主人公罗伯特·齐藤爵士向来是个公认的“理想丈夫”——不但在他妻子齐藤夫人和亲朋好友面前，在公共事务的意义上也是这样。他是一位副部级高官，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刚正不阿，不徇私情；齐藤夫人更是个比先生还要高尚的贤内助，总是督促丈夫要大公无私。但这位外交部副部长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因为他很多年前的“一不小心”。正当他准备去议会勇敢地揭穿一个涉及一项国际大工程的金融丑闻时，一个神秘的女子出现在副部长在家举办的社交宴会上；她掌握了男主人的一个足以终结他政治生命的多年前的秘密——恰恰也是关系到一项国际工程。女子要挟副部长跟自己做一笔极大的交易——立刻反转他原来反对那垃圾工程的立场，变成大力支持，因为她在该工程上有大量的投入。这位女子恰巧还是齐藤夫人的中学同学，因为在学校偷过东西而为人不齿，后来就去了国外混。夫人最讨厌的这个坏女人，能让她那刚正不阿的“理想丈夫”屈服吗？
这个戏的悬念十分强烈——几乎可以跟《文德美夫人的扇子》媲美，让人在看完第一幕后绝不肯因为任何诱惑而离开剧场。罗伯特爵士在政界辛勤耕耘十多年一直左右逢源，如今踌躇满志正要为国家大展宏图，却在刹那间被一个“渣女”逼得左右为难。但他绝不是“渣男“，他这段话估计也能打动不少中国读者：
难道一个人年轻时犯过的错误——今天的人会把这种错误说成是罪恶，难道这种错误或罪恶应该毁了我的一生，应该把我关进牢笼，使我的所作所为、使我尽心竭力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一切都化为乌有吗？难道这是公平的吗？
“一个人年轻时犯过的错误”也是《雷雨》里的周朴园说到自己的过去时用过的托词——他说的只是自己私生活方面的“错误”。曹禺的剧本聚焦于家庭内部的问题，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周朴园这个“社会上的体面人”对社会所犯的“错误或罪恶”；但也正因为他是“社会上的体面人”，作者和大多数中国读者、观众就不会原谅他。而王尔德塑造的这位“理想丈夫”很不一样，这部戏是个喜剧，结局不但不同于《雷雨》，也和易卜生《社会支柱》的严肃批判相反，居然是喜剧性的皆大欢喜——罗伯特爵士最后得到了他渴求的“公平”，而且这结尾还能让大多数观众高兴。只看了开头的读者多半会诧异：这怎么可能呢？
齐藤夫人是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她对那要拉她丈夫下水的女人是如此直截了当：“一个人做了一次不老实、不名誉的事，就会再做第二次，所以对这种人应该敬而远之。”而车维莱太太的回应也是针尖对麦芒：“你能把这话应用到每个人头上吗？”观众都很清楚，她这是在影射女主人那个“屁股不干净”的“理想丈夫”。完全蒙在鼓里的齐藤夫人还是这样强硬地回答她：“对，应用到每个人头上，没有例外。”
矛盾如此尖锐，这个情节还能转得过来？这就是王尔德编剧技巧的奥妙了。因为不能过多地“剧透”，这里只能提一下剧作家从19世纪前期的法国佳构剧里学来的手段——能成为情节枢纽的道具。易卜生比王尔德更早学了那些“招”，如《玩偶之家》的全部情节都系在剧中的核心道具——书信上。债主柯洛克斯泰在威逼娜拉未果以后，给她丈夫海尔茂写信揭发娜拉违法借债。一封还造不出足够的戏剧性，很快又有他的第二封信，同时寄还了娜拉借债的借据——这也给了娜拉一个彻底认清丈夫嘴脸的机会。
《理想丈夫》里信用得更多，罗伯特爵士一个人就有两封——一封是被车维莱太太捏在手里的多年前的“罪证”，一封是他被逼以后写给车维莱太太的信；此外车维莱太太和齐藤夫人各都写了一封神秘的信。信里讲了些什么呢？就请读者去剧本里找吧。书信是前电话时代舞台上常用的东西，此外，王尔德还更直接地借鉴诸如《一杯水》《一片纸》等法国佳构剧，设计了一个可视度更高得多的核心道具——伦敦上流社会派对上必不可少的高级首饰。这件首饰四两拨千斤，既实现了剧情的大反转，又鲜明地刻画出好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
《理想丈夫》与中国常见的反腐倡廉戏不同，还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那任何人都难以模仿的王尔德式“糖衣毒舌”语言——几乎句句话都不留情面地机锋毕露，却又能让人挨了刺还会忍不住笑开颜。例如：一个人恭维对方的美貌，却又要暗示那不过是来自美容：“你有什么美容的秘诀妙计？”被刺的人不动声色“恭维”回去：“我的不二法门就是只和你这样漂亮完美的人交谈。”
车维莱太太是全剧中唯一无可救药终遭惩罚的反面角色，但就是这个坏家伙也是口吐莲花妙语如珠，让女演员都又恨又爱死了演这个角色，让观众都又恨又爱看她在舞台上斗嘴炫技——剧场的舞台差不多就是伦敦的社交舞台。面对正直无暇的齐藤夫人，她这样笑嘻嘻地回击：“你的丈夫是个不忠实的骗子，我们就搭配成双了。”她评论男人女人的话似乎还带点哲理：“我们女性力量的源头是心理学无法解释的。男性可以被分析，至于女性么……只能被爱惜和崇拜。”
车维莱太太还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后来竟成了被人引用最多的“王尔德语录”之一：“问题永远不会文不对题，倒是答案有时会答非所问。”这里的核心是“问题”，王尔德应该知道，“问题剧”的倡导者易卜生也有一句关于“问题”的名言：我只管提出问题，并不想提供答案。这两大剧作家似乎是在遥相呼应：提出问题并不太难，哪怕提错了也没关系；而提供答案就难得多，常常答了也是白搭。易卜生聪明地拒绝了提供答案，但他的说法就不如王尔德的聪明。既然揭露了社会问题，社会总还是希望有答案的，因此很多人认为没有答案的戏不够“理想”。有些剧作家就会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反映问题的戏里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的戏剧中国非常多。
然而戏剧常见的“问题”是，剧作者可以提供答案，但社会却未必会接受；现实中的问题总是错综复杂，而舞台上的答案常常黑白分明——也就是“答非所问”。特别是暴露政商勾结黑幕的“反腐戏”，自1877年的《社会支柱》以来，各国的观众都熟悉了这样一种“标准答案”：代表正义的力量几经曲折，终于揪出贪官加以惩治。但是，希望看到生活的复杂性的人很可能会问，有没有“年轻时犯过错误”但后来变好了的官员呢？他们还有机会得到救赎吗？暴露问题的戏一定要那么严肃吗？有可能用轻松的喜剧来展现吗？针对这些问题，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倒是提供了一些虽不十分“理想”但也未必是“答非所问”的答案。
（王尔德《理想丈夫·导读》许渊冲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