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中的“精神”是个复合词。“精”的原义有精微、精粹及精华的意思，“神”则意味着变化无端，不可预测，后来又升级为超越凡俗的神圣之神。“精神”合成后，它既赋予天地特殊的灵性（spirit），如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但又常用来作为人与具体的物相区别的特质。后者常常意指人具有意识，而物没有意识或者意识很弱（某些动物），所以把意识行为与精神活动互相替代。但是，即使用在人身上，精神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除了各种如感觉、知觉、回忆、想象等功能，以及相伴随的情感现象外，意识内容中还有不同的思考层次。
狭义的精神，便与层次的区别相关。可以借《庄子·达生》中一则制器的故事来说明。梓庆在制作鐻（乐器）的过程中，意识活动经历了若干阶段：“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庆赏爵禄是利，非誉巧拙是名，四肢形体是身，只有忘掉这些，才能专心致志，制成犹鬼神的神器。利与名是社会性的，身是生物本能，都是日常意识处理的内容。但意识最深层的是利、名、身背后的灵或神。这个层次的意识，与功利、世俗甚至本能都没有关系。它本身就是思想活动或意识行为的目的。相对于整体的意识活动而言，它是狭义的精神，即精神生活所说的精神。
一个人不只有精神生活，也有物质或社会生活。同时，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其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也不一样。这既与职业有关，也与气质有关。但它影响人的性格特征，或者说塑造其整体的精神风貌。与此相关，虽然精神生活是个人内在体验的事情，但精神有时候却被我们用来形容集体意识，如民族精神或者时代精神。前者表达空间规模，后者刻画时间层次。其所表达的含义，通常是抽象的共同理想、信念，或思想特征。它是无数个体精神活动中，可以外在化的现象的集合。
人们常调侃说，生活中缺什么我们就谈什么。这有些道理，但说法要略加调整。我们不是缺精神，只是目前精神的状态和精神的事业存在某些薄弱环节。这些现象很可能在历史上没出现过，至少在我们的传统中是如此。先说事业，其包括相关的知识生产与物质外观。狄尔泰把人文学术称作“精神科学”，这与我们上面对精神生活的描述是对应的。学术之外，还有社会活动及相应的物质建设，如艺术宗教还有博物馆之类也是这种事业的组成部分。以“精神”为核心的事业，同以“物质”控制为目标的科技事业相比，其历史位置从近代以来正在调换。由于追求可见的成就，高投入的科技领域不断挤压人文学术的生存空间。更甚者是某些科技成果很可能对人文事业的根基造成损害。以生物技术为例，基因编辑与人工生育是两项有应用机会的技术。基因编辑的问题，是可以从弥补先天遗传缺陷发展到全面改造优质基因的生物工程，后者会给种族主义提供潜在的技术支持，如在生育意愿普遍减退的情况下，启动批量制造人工婴儿的工程，这可能直接威胁以人性为基础的道德行为模式。这类技术如果未能有效得到控制，将带来不可预想的灾难。因此，我们需要重申捍卫人性尊严的精神信念。
退一步讲，即使不涉及对人的生物改造，普通物质设施包括娱乐工具的更新，对人的精神影响是否就没有问题呢？以电子游戏为例，至少有20年的时间，整整一代年轻人，几乎都接受它的“冼礼”。它的易成瘾性，使之成为与学校、家庭争夺孩子教育的对手。除了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外，在游戏中亢奋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也值得关注。在没有电子游戏的时代，孩子们也有游戏。过去的游戏和现在的电子游戏的区别之一，往往是前者会多人一块玩，后者则单独一人就可玩。面对面合作的游戏中会有合规、犯规，合作、对抗，主导、配合，勇敢、谦让，鼓励、指责，胜利、失败，等等，这些行为或心理状态的体验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体育活动是它的经典形态。但是，一个人（包括匿名参与者）的游戏，缺少或降低了这些经验或体验，即使有输赢，赢了固然欣喜，输了也不难堪，反正没人关注。沉溺于个人游戏的后果，就是自我中心，不擅于沟通，难以面对挫折、失败的局面，缺乏生命的韧性。这一点从抑郁症年轻化及有蔓延的趋势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佐证。当然，自恋和脆弱的性格特征形成的条件可能是多方面的。这个例子只想说明，只有快乐没有责任的体验，对健康的精神生活未必有帮助。当下社会中“躺平”心态的出现与上面的娱乐模式正好对接。
二
提振人的精神状态是人文学术的使命，新文科应坚守文科建设的逻辑，突出人文学术对人的陶冶功能，文学、历史、宗教、心理学、精神医学等学科都应各司其职，哲学也不例外。然而，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就与社会运动的兴起导致哲学更关注认识论和社会政治哲学，受西方影响而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哲学亦然。不谈西方古希腊哲学对情感问题的持续关注，就传统中国哲学而言，精神生活也是不言而喻的重要论域。以“乐”的主题为例，从孔子到孟子，从庄子到玄学，从汉儒到宋儒，相关讨论、讲求不绝如缕。涉及的论题包括：乐与仁的关系；共乐还是独乐；乐的对立面为什么是忧，而非怒或苦；万物会分享人类的快乐吗；如何克服平凡、乏味，甚至苦闷的生存条件，去拥有乐的心境。谁能说，这不是精神领域的问题呢？时下的世界与中国，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有必要让哲学再次聚焦到精神问题上来。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在汉语中，“世”是度量人的寿命的单位，表示时间；“界”原意是田地的边线，引申为空间。世界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时空，也即人是世界的主角。世界有人有物，但不是具体或个别的人与物，这种整体理解的视野，叫作世界观。由于每个人生存的时空节点不一样，从其立场看到的事物也不尽然。但是有限的视角往往会被默认为世界的整体观点，并起到世界观的作用。而这种世界观，不仅是认知事物的基本框架，它同时也塑造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不仅有意识活动，还包括经验所储存的供思索的思想内容。同时，精神活动并非孤立的意识活动，不是纯粹内卷的行为。以对物的态度为例。首先是物质的物，它是依其物理特性而被人类认知和利用的对象。如景物或艺术品，宗教或政治图案，以及文物等，有社会约定的，有文化形成的，还有个人趣味决定的，总之，与人的意识取向有关。相对于物质之物而言，另一些可称精神之物。当然，有些物存在多种可能的意义。或许同一物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有所变化（从特定的功能物变成文物），或许它同时具有不同的用途（如房子既是建筑也可以是艺术）。因此，精神活动不只是意识现象，同时是一种对经验世界产生影响的行为过程。研究精神与其投射物的关系，是精神哲学的应有之义。在因技术的发展而导致人对物质资料的支配能力空前强大的时代，如何强化或改进精神力量的参与，让未来世界更具精神品味，更能契合人性的要求，是哲学的时代使命。
三
如何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契合时代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今日提出精神哲学的问题，是为了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至少是阻止精神低迷现象的蔓延。精神哲学也是实践哲学，它赋予哲学一种精神治疗的功能，该功能有多重意义。其一是来自分析哲学对语言误用的诊断。它试图表明，在传统哲学领域，由于从语法到语义的不正确使用，滋生了许多与形而上学有关的假问题，需要通过分析的手段，予以消除。其二是指精神的治疗。这种功能，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也一直存在，如努斯鲍姆所说的“欲望的治疗”。前者是知识的问题，后者是精神的问题。更积极的说法，应该是阿多说的“精神修炼”（或灵修，spiritual exercises）。
如果用中国经典思想的用语，就叫做工夫。灵修或做工夫有许多对应之处，例如，都有通过静坐的方式对身体与精神的控制的措施。它力图达致对身体及世俗欲望的屏蔽或排除，同时学习对负面或激烈的情绪反应的平复，例如都有“制怒之道”。最后的境界当是对万物一体的体验，在心存敬畏的宇宙秩序中安身立命，成己成物。
欲望成为精神修养控制的主要对象，原因在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其实，欲的不满足不仅会导致秩序的混乱，还会带来精神的痛苦。所以，在加强社会秩序让欲望得到均衡满足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欲望的控制，把它变成美德的要求。然而，欲望既是人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人类存续发展的条件。欲望需要也可以节制，但不能消灭，即使低欲望对社会发展也具负面的意义。一般来说，低欲望不是贫困社会的现象。相反，有一定的物质积累，而又找不到个人追求目标的社会，才可能滋生这种观念。失去目标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愿为目标的实现付出代价，从而获得与世无争或无压力的状态，是一种生存策略；另一种是不知道什么才是值得奋斗的，即丧失生活甚至生命的意义感。后者则是一种精神的病态。传统当然存在大量没有自觉高尚生活理想的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就传统中国人而言，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让下一代更幸福，是本能的愿望。但在一个知识水准更高，且个人主义观念更强的社会里，一旦理想与现实距离遥远，更容易导致心理的绝望和精神的空虚。因此，精神哲学必须同时对过高或过低的欲望倾向。前者是过去就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新现象。哲学必须揭示这种现象形成的心理机制，阐明生活的多样性与精神生态的完整性。同时，必须强化责任感对生活理想的作用，自恋者的生活是精神容易枯竭的人生。
精神哲学是寻找意义的学问，揭示生活的希望与责任，是它的要义所在。在哲学乃至一般人文学科中建立起这种人文主义态度极为重要。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