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是这个民族时代性发展的观念性表达。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的最新时代表达。它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而且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立足中华大地，反映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价值理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
关键词：新时代 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P4—P23
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过程，但是从来不忽视精神的力量，而且重视精神力量所体现的人之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根据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的客观动力来自人类的实践，而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其主观自觉性。人的实践不仅仅是生命活动，而且是人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但其中人的精神力量却发挥着某种结构性的关键功能。可以说，人们在精神和思想层面越是具有自主自觉的意识，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就越是接近“自由王国”的状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因此，唯有在一个时代精神上觉醒了的民族，才能够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创造性活力。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是这个民族时代性发展的观念性表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精髓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在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充满着艰难险阻甚至曲折反复。实际上，在时代进程中遇到的风浪越大、战胜的困难越大，就越体现这个时代的伟大。“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艰难困苦往往与灿烂辉煌如影相随。实际上，“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包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内的中国精神，正是支撑中国不断从各种危机中走出新路、战胜困难、跨越险阻的内在力量。
伟大的时代呼唤能够反映和引领时代的伟大精神，伟大的社会实践也必定孕育伟大的时代精神。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发展、国家强大、人民幸福而进行不懈奋斗的历史。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和壮观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当代中国人民提供了更具实践广度、现实深度、历史厚度、文化高度的精神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关于时代精神的内涵，大多数学者从其内容去规定，也有学者从形态的角度去认识时代精神，这显然限制了时代精神的范围，将其从狭义方面理解了。时代精神应该反映在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社会实践之中。我认为，可能应该从时代精神的形成、本质及功能方面加以规定。时代精神应该是在一定的时代回应了时代问题且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价值理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时代精神是不同历史时期先进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是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强劲的内在精神动力。但“时代精神”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这个时代中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作为时代的格言，问题就是表现那个时代人民内心普遍状态的最实际、最强劲、最持久的呼声。时代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表达，显然不是悬置在空中的存在，时代精神就体现在那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之中，并且通过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展现出来。“外形之于精神，就好比躯壳之于生命。……生命及精神向外展现具形时，精神及生命才自觉到自己的存在。” 德国学者这种晦涩的表达所说的，无非是精神必须通过人的活动及其创造物才能体现出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回应了时代问题、反映了时代要求的精神体系，这种精神体系就是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既是时代主题的反映，又对时代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果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新时代哲学就应该以思想观念和理论表达的方式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真正的哲学必须能够以理论观念的形态回应和解释所处时代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感情跳动的问题，能够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思想精华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而且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的最新时代表达。实际上，这一思想体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逻辑转换的历史性节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特定阶段历史特点、社会特征、精神状态的政治表达。政治不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也是精神生活的集中表达，人民精神生活往往会通过时代精神的政治表达而反映出来，经济基础变化往往通过政治过程中的理论表达与人民深层的精神生活发生持续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常说，党的理论往往被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精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进入了整体性系统推进的阶段。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了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总结的时刻，时代精神也必然呈现出崭新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以平视世界的心态，以自信自强的信念，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成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华民族的显著精神标识和强大精神力量，从而丰富拓展深化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对于凝聚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强调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重要性，与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并不矛盾。理由如下：一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产生的基础；二是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反映着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回应的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力量的人民群众的追求；三是尽管时代精神一旦产生不仅会对社会进程起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社会发展变化了，迟早会导致时代精神的变化。时代精神不是静止孤立的观念体，而是活生生的力量。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活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体现。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产生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而且也必定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任何民族的历史性发展都必然伴随精神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中，不同的民族往往交替扮演社会发展先导或“领头羊”的角色，从而成为黑格尔所说的 “世界历史民族”。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以民族精神的特殊形式依次展开，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 因此，即使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历史特殊性的“有限的生存”。“一个民族的‘精神’……它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成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 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并且意识到不同民族交替起历史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将特定阶段民族精神加以固化，将其视为这个民族永恒的状态，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模式，世界历史就像电影胶片构成的连续性，每个民族是静止的片段，而将这些静止的片段联结起来，就构成了世界历史不断跃升的发展史。显然，这种观点与黑格尔自身的辩证发展观是相悖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民族的历史同样也是发展变化的，都会经历从原始状态向文明状态的发展，都会经历从生产力低下的状态向经济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尽管有时快、有时慢，有时走在前列、有时被潮流带着走，有时被甩在后边、有时可能又跑到前列。每个民族的历史在时间节奏上都不是平均展开的，既有可能长期徘徊、缓慢、停滞甚至倒退，也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激烈变革和迅速变化。一个民族处于彷徨徘徊、停滞不前的时期，往往是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处于沉沦状态之中；一个民族处于激烈变革和上升的时期，往往是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得以勃发的时期。
历史发展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精神是历史活动的产物，但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实际上，越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实践活动，越是需要具有自由自主的精神支撑和激励。这里需要讲清楚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的进化是生物进化，而人类的进化则是文化的进化。“生物进化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对文化进化来说，群体选择要比个体选择更重要。同样，人类智慧更多地来源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首先与人们群体性的精神觉醒有关，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人民的群体性精神觉醒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精神觉醒了，生产、生活、文化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经历崛起的过程。“短短一代人的间隔之后，经济面貌对上一代人来说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想象。”在这里，强调民族精神觉醒的意义，与唯物史观并不矛盾。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一方面，在矛盾运动的量变达到一定积累时，精神的觉醒往往会推进量变到质变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的能动性因素越来越重要，譬如，标识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物化了的智能。
伴随着人类精神的最初觉醒，文明曙光出现在西亚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随后是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精神觉醒，构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伟大“轴心期”（雅斯贝尔斯语）。之后，则是印度的孔雀王朝、中国的秦汉唐帝国、西亚的波斯帝国、地中海欧洲的罗马帝国等，再后来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与奥斯曼帝国称雄的时代。在欧洲崛起过程中，有文艺复兴运动中精神上的崛起为先导；而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强盛，也与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等人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法国大革命后的崛起，显然有启蒙运动为其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再后来德国的迅速发展，也与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化界的狂飙突进运动有密切的关联。可见，一个民族精神觉醒了，这个民族就可能迅速崛起。但是，觉醒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地保持清醒昂扬的状态，也可能会因长期的成功而出现懈怠，导致精神的沉沦甚至自我窒息，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衰落。世界历史就是在不同民族的交替觉醒中不断前行的。
必须指出，中华文明自产生以来，就在东亚一直处于文明辐射中心的地位，精神的“火焰”一直燃烧得比较炽热。基于中国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思考和把握，《易经》中提出的思想理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最集中也是最贴切的表达。可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中国精神的最早哲学语言的表达。中国人遵循自然规律，故强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与此同时，也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在历史上不断延续又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转换形态的伟大精神，让中国人民具备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一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立于翘楚地位，直到18世纪，中华文化都是处于人类文明的高峰状态。欧洲，或者准确地说，西欧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15世纪时，如果郑和开启的“下西洋”船队一直持续开展的话，也许中国就是最早自主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了。但是，由于对当时的明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再加上在战略思考方面缺乏远见，这种特殊的历史偶然就导致了明朝政府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精神因此受到压制，精神上相对停滞下来。
由上述可见，中国的民族精神是“自强—变革”型拓展结构。历史上中国的核心区是农业部落基础上发展的，因而养成了靠自己努力而生存的哲学理念。谁不种好地，谁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衣食，就不能生存下去。中国的拓展和创新动力都是靠自己的内在动力，即自强不息。中国没有扩张的基因，领土的扩展是基于文明吸引力和外围民族入主中原而被融合形成的。中国悠久的历史让其对发展的时间有一种耐心，因此在中国更多是通过不断积累的改变和创新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中国国土辽阔，内部具有多样性，因而可以不断累积变革的力量而使文明保持活力。当然，在外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自强的意识也有可能减弱。
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和扩张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也曾经意识到时代“精神之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在音乐和哲学领域最突出的、最早期的现代性作品，似乎预示和点燃了现代经济体所必需的精神之火，这些艺术和哲学早熟的突破口是现代经济体出现的预兆。” 西班牙学者麦克伦南则认为，“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扩张和征服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需求让欧洲取得了远超自己想象的成就。”“基督教广泛传播，使欧洲获得了精神霸权。”“欧洲在文化维度上也获得了霸主地位。” 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欧洲精神也表现了欧洲人的精神觉醒，使他们走出了中世纪原有的“蒙昧”状态。不过，欧洲近代以来的时代精神仍然是欧洲传统精神的时代延续。正如美国学者麦克尼尔指出的，欧洲人时代精神的“特点是集尚武精神和商业精神于一身，这一特点植根于过去的野蛮时代。北欧海盗和商人是11世纪北海商人的嫡系祖先。海盗劫掠成功总得找地方销赃。在地中海世界，至少从迈锡尼人开始，贸易和劫掠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另外，我认为，西方人的征服意识也与欧洲的分裂有某种关联，欧洲大陆没有像东亚的中国那样形成统一的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博弈争夺霸权，这延续了欧洲精神的进攻性一面。直到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西方往往把自己的理念作为普世价值，要求他国与自己保持一致，这实际上体现的不仅是对他国特殊存在状态的不尊重，而且在背后隐藏的更是西方自身的利益。与之不同，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希望各国能够按照自己的特殊存在状态而确定自己的理念，不同的理念之间可以并行而“不相害”。
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欧洲精神的觉醒也是勇于在原来的社会生活基础上变革的结果。“革命是现代欧洲的伟大产物之一。”“欧洲之所以能够通过对外扩张获益，正是革命的结果”。“在欧洲近代史中，‘革命’一词频频出现，它不仅指欧洲那些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也涵盖所有影响人们生活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有能够改变人民价值观的新思想做支撑”。可见，就如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指出的，“……现代价值观是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国家诞生和持续发展背后的动力。这些国家实现了生产率的伟大起飞，推动了财富和工资的增长，把人们的工作从谋生手段改造成提供越来越多精神激励、挑战和冒险机会的源泉。”
由此看来，西方国家在发展与崛起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其内在结构是：“征服—革命”型拓展。西方的精神结构表现为：通过革命与征服推动创新和拓展，自身内部是“革命”，包括社会革命与科技创新；对外部是“征服”，这种征服在过去是赤裸裸的殖民，而现在则是贸易上不公正甚至是霸凌。西方的“征服—革命”型拓展结构与中国“自强—变革”型拓展结构相比，明显具有更大的张力。中国精神拓展结构的长处是内在张力的推进和历史的连续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精神的韧性；西方的精神拓展结构更倾向于在外部的扩展中寻找张力，而且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落差会让一个民族的精神保持高度紧张。近代以来，这种更具张力的西方社会通过内部革命变革，再经过对外殖民和不公正的贸易，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拓展自己的利益和空间。
无论如何，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时代变了，反映时代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也必须变，不仅要变，而且变得慢了或变得不彻底都会出现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的相对衰败，就是我们在精神和观念上的变化速度没有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更说不上引领时代了。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颟顸无能，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民族精神被压制在三座大山之下，中国时代精神的光芒被失败和屈辱的阴云所遮蔽。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强不息的精神让中国人谨记“其命维新”的责任。另外，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大的“他者”，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更大的内在张力。张岱年早在1933年就指出：“中国文化本来是先进的，不料以后停滞了，落后了。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作出新的贡献。” 可见，西方已经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超越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中国只有借助这个中介才能摆脱其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霸权。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虽各种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人民愈挫愈勇，精神之火从未被浇灭，而且不断酝酿新的历史性觉醒。“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人民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也随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即中华民族可以独立自主地走自强的道路了。
三、时代精神的内在矛盾辩证法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孜孜以求的自强道路上，迎面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西方最早经历的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在历史上，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是西方，西方也就成为中国遭遇的最显著的“他者”。在古代，中国一直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进行交流互鉴，但是这更多的是以我为主地丰富自我，而不是激烈地改变自我。近代以来不同了，中国遭遇千年变局，中国遇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他者”，中国要自强不得不大幅度地改变自我。中国要想摆脱落后，赶上时代潮流并且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这个“他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具备现代性的“自我”。只有将“他者”的优长学习消化，变成自身的有效成分，或按照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将“他者”变成构成自我的“部分”“要素”与“环节”，才能构成一个更加壮大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从过去跃升到现代阶段的“新我”。如果拒绝学习“他者”，不仅“自我”无法实现成长，甚至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我”的存在。清末以来的仁人志士开展各种“救国”“保种”的活动，实际上就反映了对“亡国灭种”的忧虑。1936年9月，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也言之凿凿地指出，面对日寇入侵，“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如不团结一致抵御外辱，那么“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
历史已经证明，完全拒绝这个“他者”的保守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是，试图完全放弃自我而通过“全盘西化”变成“他者”，同样是死路一条。首先，每个民族的兴起都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展开的，因而其历史活动方式是对不同环境挑战的反应，而一旦有了这个历史起点就成为这个民族文化或精神的“基因”，失去了作为根基的基因，这个民族不仅失去了“自我”，而且也难以保证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其次，作为中国“他者”的西方之崛起，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的，譬如，其殖民掠夺的因素，这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已经时过境迁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因素所不能够接受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类似于让食草动物改为吃肉，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在其现实性上，西方人从骨子里就将西方与其他民族进行了二元划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西方是通过“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崛起的，西方不会允许“东方”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这样构成的，有边缘才能有中心，有弱国才能有强国，有大量的“他者”才能有西方的“自我”。目前，西方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百般打压与遏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要发展不能通过变成“他者”而实现，只能是通过学习“他者”而超越“他者”，变成一个新的“自我”。因此，正确的道路就是，让“他者”成为激发我们民族精神“自强—变革”型拓展结构内在张力的因素。要复兴、要发展，不是回避“他者”，而是学习“他者”、超越“他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中国有了独立自主地走自强道路的基础和条件。但是，新的历史条件促使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超越原来的“自强—变革”型拓展结构，形成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精神结构必须有对外的视角，因此，中国精神的结构发生了时代性转换，原有“自强—变革”型拓展结构转换成为“自强—开放—变革”型拓展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开放”实际上是包含在“自强”之中的，因为自强就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在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的意思中，就内涵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只不过是由于中国历史长期“大一统”，能够自强的“我”把对“他者”开放的这一点给遮蔽住了。随着欧美列强的强势出现，推动我们意识到“他者”是不能忽视的，也是不能轻视的，必须“睁眼看世界”，必须面向“他者”而重塑自我。
蕴含在中国时代精神中的“自强—开放—变革”型拓展结构，不可能瞬间实现其完整的形态，它必须也有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过程，才能逐渐实现其整体性形态。在这个结构中，应该包括自立、学习、自信等方面。但是，在一定的阶段上，往往某一方面可能更加彰显，而其他方面则显得不那么突出。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饭要一口口地吃，竹子要一节节地长。用哲学的概念说就是，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曲折迂回中循环上升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本身就确证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的脉搏是合拍的。即使如此，在实践的过程中，时代精神的现实表现仍然为一个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历史性的活动与时代精神的轴线往往会出现某些波动式偏离，但这是矛盾运动过程的必然现象。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时期，我们也应该且愿意与平等待我之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也希望有更多机会向国外学习，尤其是向当时的苏联学习，但是那个时期我们更强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也就是说我们更强调“自立”。独立自主是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特别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持有敌意，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封锁”政策。后来，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我们对发展外部关系就更为迟疑了。另外，这个时候向外部学习不够，实际上也与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心有关系。在与发达国家往来方面，发展上的差距会让我们有一种自卑感，我们更愿意与发展中国家来往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总体上说，在那个时期，自立、学习、自信这些因素仍然让我们能够获得某种符合那个时期的平衡，因而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能够取得很大成就。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且在困难的时期能够坚持这个立场，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的时代精神，也鼓舞了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历史，独立自主给中国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这不仅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因失败而造成的自卑心理的精神抗拒与洗涤，而且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明底色。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从未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可见，独立自主的原则本身从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独立自主是伟大时代精神孕育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前提。
历史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独立自主与开放、自立自强与向外部学习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但是这些不同因素相互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以至于有些人以“独立自主”为旗号，批评主张多向国外学习的人是“崇洋媚外”的“洋奴”。不过，这种排外思想以“左”的面目出现，将自立的一面推向极端，造成国人在心态上与世界的疏离感，这在现实上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伤害。忽视了对外的学习交流，又让我们渐渐落后于时代了。当这种逻辑推向极端之后，历史的逻辑就必然走向其另外一面。中国人民越来越呼唤解放思想，需要再次睁大眼睛看一看变化中的世界。
改革开放之后，“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成为时代主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精神上解放思想、改革中锐意进取就成为新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推动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完全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媲美，就其如此快速深刻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一点上讲，甚至更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到时代性迸发，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推而广之，改革开放不仅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一次伟大觉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冲破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束缚，在新时期历史性地理解了独立自主与开放、自立自强与对外交流合作的辩证关系，以新的深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我们再次睁眼看世界，看到了世界的时代性变化、看到了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我们的差距，在广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华民族全球性空间视野。
显然，与前一个历史阶段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特别突出了开放进取的一面，鼓励对外的交流与学习。为此，邓小平鼓励大家“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在他看来，“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邓小平希望“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实际上，坚持正确的原则立场与不断创新并不矛盾，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让正确的东西有生命力。同样，向国外学习与独立自主并不矛盾。唯有不断学习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自立的资本。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进程一直没有脱离独立自主的立场。环顾全球，进行不合乎自身条件的“休克疗法”，的确因“血型”不匹配而造成经济社会秩序休克，让自身大伤元气；照抄“新自由主义”方法的国家，大都落入发达国家预设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成就了“画虎成猫”的结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甫一开始就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摸着中国河流中作为中国问题的石头，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历史既然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前行，就不可能完全走直线。在强调自立的时候，可能就忽视或遮蔽了向别人甚至向竞争对手学习的一面；而在强调开放，强调学习别人的长处时，可能就容易忽视坚守自己传统的一面。实际上，对外开放不是不要独立自主，学习他人也不是放弃自力更生。强调创新走新路，也不是要抛弃过去的好传统。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问题，邓小平后来就说过，“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需要“认真地尽快地纠正过来”。
改革开放的目的，仍然是通过自我革命实现现代化，达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实际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现时代的最新体现，这个精神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没有“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由于现代化在中国不是内生的，而是外铄的，那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成为面向“他者”的自我革命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我们面对“他者”的开放，首先就遇到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超越，就必须先解构自身，先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什么地方，然后把“他者”积极的内容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吸纳进自身。当然，我们的吸纳是有选择的，在这个“他者”之中，我们看重的一是当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管理经验，三是与科学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但是，第二、三中都可能有与我们文化“血型”不匹配的因素。我们的开放因而采取了渐进的逐渐吸纳适合我们自身发展壮大的要素的方式，或者通过改变要素的结构而转变成为与我们文化“血型”相匹配的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互鉴，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同样需要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得以实现。正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学习借鉴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成果，但绝对“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我们可以改革、可以开放、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本的利益，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反而陷入制度老化、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之中不能自拔。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展现了邓小平论断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正是这种正确的预见性规划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跃升式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再次证明，历史有时是以社会变化量的积累为主，长时段内似乎停滞不变；有时展开的则是社会发展质的飞跃，在短时间之内就出现结构性、革命性变化。当人们的认识和社会模式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时，历史就会大步前行；当人们的认识和社会模式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悖时，历史的脚步就会踌躇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属于江河奔腾、高歌猛进的时代。邓小平当时就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是由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自我革命和自我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 能否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机遇，乘势而上，往往是历史兴衰的根源。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国家和民族就能更好前进。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特别是故步自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伍。而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却让亿万中国人民走向了世界，走向了全球，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西方列强用武力逼迫中国打开国门，现在我们是主动开放，迎四海宾客、闯五洲市场。有国外观察家发现，“中国在改革起步阶段就致力于通过市场放开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与气度。正是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广博气度，让我们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让中华民族成为在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海洋中搏击，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奋进，才让近代以来备受欺凌与压迫的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之路，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可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们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越来越表现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新特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日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意志和自信心更加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是最具新时代特征的一个关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时代宣言。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担忧被“开除球籍”，很难说出这种豪气凌云的话来。然而，在新时代，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这种根据恰恰是几十年改革开放成绩积累的结果。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只有1.74%。到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超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到18.45%；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首次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GDP增速始终保持合理区间，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全部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首位。在经济总量上，我国已经十多年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我们还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也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位。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看，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和经济稳定之锚。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二字，就可以彰显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讲“特色”，其真实的内涵更多是我们意识到的当时仍然具有的“局限”；在新时代，我们讲“特色”，其内涵更多是指我们的巨大“优势”。
在新时代，我们仍然强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但是新时代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的自力更生不再仅仅是解决自己的温饱，而是在自身更具实力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主导权——自力更生，这种自力更生不再是“跟跑”中的自力更生，而是“并跑”甚至“领跑”中的自力更生；新时代的发愤图强也不再仅仅是学习苏联或赶美超英，而是朝向更高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愤图强。
在新时代，我们仍然强调“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但是新时代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也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的解放思想不再仅仅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是在更大的思想空间中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新时代的锐意进取更多的不是为了赶上世界潮流，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引领世界潮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同时胸怀天下，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自信的民族。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显然给这种自信增添了许多别样的内涵。泱泱大国为何沉沦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民不甘沉沦，奋起为民族复兴而斗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自信地断定：“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他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显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自信，更多的还是在遥望未来前景中的自信，而现在的自信则是有实力“平视世界”的自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我们希冀“超英赶美”，我们在爬坡中不可能没有一点仰视的心态；改革开放中，我们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羡慕追逐“原装洋货”，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仰视的姿态。在新时代，在年轻人身上，“国潮”越来越成为一种现象。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国不想仰视别人，也不需要被别人仰视；中国不会去俯视别人，但也不会接受被别人俯视。当我们说应该树立大国意识的时候，实际上，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让国人回归作为中国人的正常心态，不再仅仅纠结于过去的辉煌或屈辱，而是面向未来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也体现了一个矛盾运动过程。首先是自我肯定阶段，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新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可以看作正题，在这里我们更多地看重自立，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与外部互动。然后，在改革开放中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反题，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甚或自我解构阶段，同时也是同化外来因素的阶段：学习吸纳、以他者的因素充实自我。改革开放的辩证法在于，越是把外部的东西纳入自身，就越是充实了自己。不过，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有时候又容易遮蔽自立自强的信念，即对外学习遮蔽了内在的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新时代是合题，是前两个阶段的综合或集大成，也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阶段，即自我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上重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自信完整地包含了自立和学习（吸纳），而守正创新就是这种综合或集大成的路径和方法。
新时代的到来，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从人民日常生活的层次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羡慕地看着“洋人”悠闲地来中国旅游，现在中国人的旅游脚步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社会发展的实质上讲，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毋庸讳言，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但是西方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西方的精神也不是唯一的现代化精神。“最早焕发活力的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结合的产物。”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的第一种模板，但并不代表会是最后一种模板”。即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形态也早就遇到问题，“在经历了100多年的辉煌发展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被削弱了，并且处于危险之中”。在费尔普斯看来，“关于一个国家能否建立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经济，继续拥有活力、致力于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显然，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这个问题不仅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西方某些势力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如此恼怒，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问题和缺陷，而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和成功。
四、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新特征
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问题，只要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把时代不断推向前进。时代变化了，时代精神的具体内涵也会不断更新、丰富和发展，从而展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既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那么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发现问题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找到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路标和灯塔。可见，真实地把握时代精神的关键，就在于直面时代提出的问题，在解决或回答时代所面对的迫切问题中，不断总结、提炼和升华。
进入新时代之后，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显然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变，变的只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物质条件和基本任务。一方面，中国实行的是渐进性改革，这也是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因此，到现在可以说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分领域推进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颈问题。这就是说，现在要推进改革，就必须“啃硬骨头”，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阶段。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已经不能与最初启动时相比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深知：“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只能扩大，不能收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既然改革开放仍然在进行过程中，那么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仍然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主题，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只能是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加强调创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实际上，进入新时代之后，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跃升到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新时代的精神是立足中华大地，反映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价值理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改革是通过自我调整寻求发展的活力或动力，开放则是通过活动视野的扩展寻找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时代精神标志着一个民族在这个时代对自身未来前景的信念，那么中国人民越来越自信了，也越来越包容和理性了。历史表明，真正自信的民族也是更有定力的民族。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境遇，不再生活在列强的刺刀阴影之下。但是，在国家生产严重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自卑心理是无法彻底扫除的，即使站起来，但筋骨不强也难站立稳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意识到自身的经济不发展、生产力落后，因此当时更多的是羡慕地追赶“他者”。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令面貌大为改观。到今天，中国人民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筋骨越来越强劲，站得更稳了。抚今追昔，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多是心仪舶来的学说和思想，“尼采热”“弗洛伊德热” “萨特热”“海德格尔热”一浪接一浪，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分析哲学一潮连一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人开始从精神层面变得自信起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民族、对国家充满信心。国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观察世界。到今天，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
如果说时代精神标志着这个时代人民所能够达到的视野，那么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在新的时代天下胸怀和大同理想更加凸显。1949年，我们站起来了，特别关注自己站稳脚跟的自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逐渐走向世界，但往往主要是先解决好“自己的事”。中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让中国逐渐但也真切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近代落伍了，因此与世界历史似乎有些距离；中国只有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越是发展，也就越是进入世界历史。中国和平崛起势不可挡。中国不再寻求融入国际社会，它已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或有分量的成员了。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显得不再畏手畏脚，而是越来越有意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活动；与此同时，对自身问题和缺陷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于敏感和忌讳了，而是越来越愿意就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执导两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张艺谋对此做了比较形象的概括：从“我”到“我们”，从“讲历史”到“向未来”。《礼记·礼运》中所讲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理念，越来越能够体现当今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不仅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而且也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精神世界。中国人越来越能够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也越来越多地参照和借鉴外部的新鲜事物和积极成果。
如果说时代精神标志着这个时代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的境界与高度，那么基于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人民精神追求层次不断提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首先需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事业。也有人说，在没有吃饱之前，人只有一种苦恼；在吃饱之后，他就有可能出现无数种苦恼。如何把吃饱后的苦恼消解或转移？这大概就是人文精神的必要，也是任何社会希望能够解决的文化功能。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人民不仅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在政治参与、文化生活的需求方面也得到了明显增强。1982年，我国决定“六五计划”时就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随后，随着社会发展进程，我国先后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逐步扩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对在时空意义上都是有限的人来说，生活的物质需要也是有界限的，他并不能够真正占有或消费无限的东西。因此，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对人的生存而言，物质的追求就没有实质意义了。问题在于，人在本质上又是超越的，或者说，人是不断向前的、创新的。在物质的生存达到基本边界之后，人的真正有意义的追求只能是社会的、知识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提升。
如果说时代精神规范着这个时代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的价值取向，那么基于社会的现代化，我们正稳步推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怎么样的呢？根据东西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更强调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关系可能需要获得新的平衡。我们绝对不会走向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它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是产生问题的渊薮。无论如何，“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麦克伦南就在为当代欧洲叹息：“21世纪初的欧洲人与他们的祖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没有养成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习惯，也没有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出牺牲的精神，他们只是抓住那些政府再也负担不起的特权不放。欧洲的公共舆论常常讨论公民的权利，却不谈他们的义务。如果公民更多关心的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贡献，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溃。”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不可能按照古代社会的价值安排现代社会生活。物我不分的状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自然的状态。社会应该是有机的组织。如果社会是有机的，那么其内部的要素是有差异的。因此，社会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的个体的集合，而是互相合作和补充的结构。用古语说，和谐的社会大概是“和而不同”。既然和谐社会是差异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就应该是有矛盾甚至有冲突的社会，关键是把矛盾和冲突的烈度保持在健康的、促进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的和新的秩序的程度之内。和谐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是一个不断重建平衡的组织。因此，社会与个人、秩序与自由、权利与义务之间应该是平衡的。
如果说时代精神规定着这个时代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的基本范式，那么基于当前中国文化急剧变化和转换的现实，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会变得更加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性。从发展的角度看，时代精神也是一个历史继承和不断创新的进程。时代精神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而演进的，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文精神也有时代特点或时代性。例如，农业时代的人文精神肯定不能照搬到工业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显然不同于大机器工业时代。譬如，农业尊重自然节律，而工业使标准化生产突破自然节律，知识经济强调人的创造力。像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的那样重建儒释道人文精神，肯定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正确的道路只能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的理论境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守正创新成为新时代的思维范式。我们不再只考虑发展速度，而是越来越追求有质量的发展。因此，只靠模仿已经无法支撑发展了，我们不仅要习惯于与他人并跑，更要在并跑的过程中学习领跑，随着在某些领域并跑和领跑，国人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也有了明显的增强。过去，总是担忧“出头的椽子先烂”，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敢于展示自己，如“网络大V”“网红”现象就是明证。但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发展理念、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成绩。新时代的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在后边跟跑，而是越来越多地积极尝试领跑。
如果说时代精神决定着这个时代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的话语形态，那么基于当前的文化形态，中国的话语方式将更加丰富多彩。譬如，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如果说五四时期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精神话语，是面对中国沉重的现实对中国文化腐朽层面的批判，并试图探索迈向未来的时代之路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作品反映的往往是广大人民翻身解放之后的喜悦，表达的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中国生产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反思中国相对落后的原因，在借鉴国外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借鉴着世界文明的成果；今天，在特定的意义上，中国以科幻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精神话语，则是突破现实已有的“类型”“范式”“框架”，而直接构想人类的未来。
如果说时代精神决定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么基于全球环境气候变化的现实，中国人民“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意识明显增强。有国外评论家指出，冬奥会展示了中国优秀的精神特质，即责任感和适应力。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德理想，孟子也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这些思想已经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实现了转换，构成当代中国的新天人合一论。这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新的理念和意识正在开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变革。我们有理由惊喜：国土绿化行动大规模开展，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23.04%，森林面积和蓄积量连续多年保持“双增长”。各地各部门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更清新，水质更清洁，山川更清丽，已经从理想越来越成为现实。
总之，在新时代，我们“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因而“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但是，这不是说，在新时代一切都特别地顺畅了，社会仍然要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国际形势甚或日趋复杂，发展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改革开放都会带来社会利益的调整，从而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矛盾。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在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或问题中得到升华的。新时代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束，而是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起点；新时代也不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束，而是新的矛盾运动过程的起点。正是这些时代问题和不断产生的矛盾运动，将时代精神推向新的境界和高度。也正是有更宏阔的视野、更具包容的胸怀、更加自信和坚韧的定力、更乐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让我们勇敢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包容越来越多的世界差异性，应对越来越大的时代问题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