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之战，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文治型国家应对日本野蛮侵略的完败。晚清军备不振、避战或不战，与日军主动寻战、刻意进攻，形成鲜明对比。

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确立天皇制军国主义，建立了完整的对外战争指导体制。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893年，日本政府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不久，明治天皇率领大本营进驻“军都”广岛，就近指导对清朝的战争。

1885年，日本通过《天津会议专条》获得向朝鲜的出兵权。同时，全力推进陆海军十年军备计划。1888年，日本颁行《师团司令部条例》，以实现“外征所必需的近代军备的大幅度强化”。明治维新后，日军每隔5—10年便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以战养战。其战争频率之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其匹。可见，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大陆侵略政策与外征实战的直接结果。

清政府缺乏斗志

相比之下，清政府受制于国内矛盾，对日决策全面被动，散漫无为。晚清时期，八旗兵、绿营兵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完全丧失战斗力。按湘、淮勇营改组的练军与防军，也没有摆脱旧军队的窠臼。军备废弛是晚清战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筹办北洋武备学堂。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洋务运动工业化陆续深入，留学欧美的学生开始回国发挥作用。1887年，福州船政局建成2100吨的“龙威”号钢舰，已接近欧美造舰水平。该舰调入北洋舰队后，更名为“平远”舰。1889年，日本建造的“高雄”号钢舰，排水量仅有1770吨。可见，在若干技术领域，当时中国的实力并不逊于日本。

北洋海军建成后，李鸿章踌躇满志，自认为“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军并无改观，海军发展停滞，最糟糕的是，北洋海军缺乏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训练，浪费了战前最宝贵的10年。

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有所斩获。在朝鲜半岛，袁世凯等人果断出击，挫败日军的挑衅政变，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陷入被动。清廷国防、外交局势不乏转圜之兆。此时，就朝鲜问题的对日谈判，中方握有一定的主动权。然而，李鸿章一如既往，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

清政府对日本一直缺乏斗志，怯战避战思想严重。1874年，因日军进攻台湾而签订《台事专约》。1879年，清政府又坐视日本吞并琉球王国。何如璋曾指出，日人“必灭琉球，琉球既灭，必掠朝鲜。虽让一琉球，未见其果能息事也。”日本吞并琉球后，又大力向朝鲜扩张，通过1884年甲申政变，终于获得了向朝鲜的出兵权。

李鸿章在采取避战和不战策略的同时，试图通过“壮声势”的战略威慑日本，高调举办观舰式，派北洋舰队主力造访日本，旨在令“彼西洋各国方有所惮而不发，而况在日本”，北洋舰队一度名声大振。岂料，黄海海战宣告了李鸿章“伐谋”之计的彻底失败。

清军指挥无方

日本获得对朝鲜出兵权后，其后十年，大力发展陆海军备，整备外征师团。1894年，日本获悉朝鲜王室将邀请清军入朝，即于6月2日秘密决定，派出能够压制清军的优势兵力，抢先入朝。

清廷对于日军秘密入朝、所派兵力和必战意图懵然无知。6月5日，清廷决定派兵，并信守条约通报日本。清日两军在朝鲜已然对垒，然而，李鸿章却选择“守定不动法”，认为日军也会“守定不动”。

然而，日军连续出手。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25日，击沉清军租借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上千将士遇难。李鸿章事前无充足护航，事后则寄希望于英国调停，以达到日退釜山、我退平壤的预期，“似尚公允”。孰料，29日，日军在牙山向清军发动全面攻击。

面对日军的全面寻衅和必战攻势，大部分清军将士特别是海军主要将领忠勇可嘉、素质可用。然而，李鸿章选择避战或不战，弃置利器，转身苟且，自然导致全局崩溃。

甲午战败教训深刻

甲午战败的教训十分深刻。中华素有尚文传统，唐宋以降，“不赏边功”，明清对周边邻国实行“不征主义”，历代的文治主义扎实地推进了睦邻外交。然而，其反面则是绝对和平主义、抽象文化主义的衍生。《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被绝对化，成为李鸿章等避战和不战的经典依据。

清廷的避战与不战方针，贯穿了晚清军事的始终。对于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清廷亦无持久作战意志。既为大国，自废武功，不战避战，祸莫大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5日第6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