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以清廷割地赔款的悲惨结局而告终。《马关条约》签订后，割台消息传至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江山渊《徐骧传》）。在这一历史事件的强烈刺激下，台湾诗坛迅速崛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爱国诗歌创作高潮。在众多诗人中，洪弃生及其创作尤为耀目。

洪弃生（1867—1929），原名攀桂，字月樵，台湾彰化鹿港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军侵台，任抗日团体中路局筹饷委员。台湾沦陷后，归隐故里，潜居不出。其诗多以写实笔法揭露日寇在台暴行，歌颂台民反抗，以诗著史，素有“台湾诗史”之称。今存《寄鹤斋诗集》《寄鹤斋文集》等。

风雷激荡的时代诗史

甲午时期，诗人以诗著史的自觉性和诗史意识大大增强，自觉构建诗化的甲午战争史，大大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性和纪实性。1895年，台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战役，洪弃生《台湾沦陷纪哀》完整地记录了这一段风雷激荡的斗争岁月，昭示了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日军侵台时，“弹枪前队仗，炮子后筐箱;马蹄行郭索，剑佩带锒铛。头有髡发冠，腰下无体裳;皂袍长至地，犹存古时装。纠纷穿阛阓，住宿占民房;杀戮幸不生，老稚得踉跄。成群争越海，流离事堪伤”（《台湾沦陷纪哀》），大量台民亦被迫“担簦蹑屩，扶老携幼，累重载舟，纷纷蔽海而浮，妓女、丐妇亦有去者”（《台湾战纪》），岛内一片风云惨淡之象。正当岛内形势阽危，大厦将倾时，转机出现，“香山苗栗间，义民起如蝗。鏖战不得前，敌马徒披猖;自言海上来，未遭此颉颃。倡之者为谁？义士吴徐姜。用矛赴齐师，争推为徐骧;绍祖亦悍斗，视死如阳阳。吴君能统率，亦未易低昂。村妇佐磨刀，耕农自裹粮;力抗已兼旬，太守来共襄。可恨县令李，掣肘不为倡！无米巧妇炊，有沙道济粮;揭竿御坚炮，无成亦足强”（《台湾沦陷纪哀》）。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台民坚持不奉清王朝弃台之命，誓死与入侵日寇血战到底，肩负起“艰难复社稷”（连横《柴市谒文信国公祠》）的历史重任，满怀报国之志。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毁家纾难，带领义军坚持抗日，先后英勇殉国。正当岛内抗日斗争如火如荼时，苗栗县令李烇不顾情势，急征年赋，致使义军粮饷匮乏。加之日军攻势凌厉，炮坚人众，台湾最终陷于敌手。在交战双方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义军虽未成功亦足称强者。

情势危急下的台民情状若何呢？洪弃生对当时岛内各阶层的反应与生存状态亦多有描绘。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接连溃败，战区的统治机构亦随之瓦解，出逃官吏之多难以胜数。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后，许多通过捐纳晋升的官员“大都非战罪，先已挈家行”，纷纷不战而逃;而八旗军兵亦“苍黄悲出走，相对泣哭声”（房毓琛《杂感》），争相弃城而去。割台消息传出后，同样的丑剧亦在台湾上演：“前车载囊橐，后车载妻孥;壮丁夹傍路，布地黄金铺。江山方鼎沸，官府争首途;国事彼何知，鼠窜保头颅！何来庾吴郡，载去飞舳舻;始知朝庙上，多此误国徒。”（《台湾官府纪事》）战祸骤至，台湾官员竟争相携款出逃，诗人寥寥数语便将其贪生怕死、张皇失措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直斥其为“误国徒”，抒发爱国之情外，更显示出士人的担当。殖民统治下，官员尚可出逃、内渡，黎民百姓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洪弃生《老妇哀》中借老妇之口描摹出的惨状尤为震撼：“有室无可归，残年丧子儿;一家八九人，遭杀不胜悲！大者能扶耜，小者仅知饥;爱女倚房居，刺绣手牵丝;大妇在炊下，淅米玉如脂。一夕闻兵来，悚息泪交颐;聚泣共吞声，忽有兵人窥。闯入掠衣饰，索钱勒藏赀;刀枪交股下，大者死阶墀。回头视幼子，身首已分肌;女妇骇啼走，并命于一时。”乱世之中，家破人亡的老妇是千千万万受难台民的缩影。老妇对一家和睦安居到全家惨死这一整段过程的回忆，仿佛也带领读者历经了一遍老妇的心路历程，造成了强烈的共情效应。全诗虽皆白描，但字字血泪，感染力极强。诗人对日军暴行的强烈谴责和痛惜民瘼的淑世情怀亦深蕴其中。

洪弃生这些充满诗史性质的纪事诗，忠实记录了台湾沦陷的全过程，描绘了沦亡时岛内风起云涌的社会画卷，丰富岛内诗坛面貌的同时，对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华民族文学版图的充实与延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纷繁复杂的文人心史

洪弃生的甲午之诗除纪实外，也充分表现了其自身及台湾士人群体共同的情感流向，描摹了这一时期他们的心路历程、精神状态。层次丰富的爱国情感与对时局深刻的反思与认知共同构成了甲午战争时期台湾士人的心灵史程，彰显出洪弃生甲午之诗的又一重独特价值。

台湾沦亡之初，岛内处处弥漫着凄然沉痛的氛围，痛哭沦亡之祸成为诗人最迫切的呼声，洪弃生《登临感作》悲叹道：“日色落海天，青山余一发;苍苍海波中，何处是闽粤？帆断浙江风，城堕吴风月;痛哉海东山，竟与中华绝！”月色苍茫中，诗人独自登高，远眺大陆，近望故乡，内心陡然生出无限凄楚。在饱尝国破家亡之痛的诗人看来，此时的台湾早已是残山剩水，无奈之下，只能发出“今世方沦落，教予老泪多”（《台湾哀词》）的哀叹。

台湾沦陷后，期盼台湾光复就是诗人行思坐想，一刻不能忘怀之事。此时的洪弃生虽身在台湾，但始终“戴汉心未忘”（《台湾沦陷纪哀》），抱定“衔石今后同精卫”（《割地议和纪事》）之心，矢志收复台湾。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前，诗人展现出来的，已不单是对清王朝和统治者的忠诚，而是内涵更为深刻的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这种爱国情怀，早已突破了忠君的狭小范围，因而也使得诗中所蕴含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

台湾诗人群体在割台后的经历各有不同，或居留台湾，或被迫内渡，或漂泊南洋，但思乡怀国之情却是他们共同的情感流向。台湾沦陷后，洪弃生亲身经历了日寇种种残暴的殖民措施，但他宁死不屈，隐居不出，将凛凛汉节融铸于一首首思乡怀国之作中，倾诉着自己和万千台民的祖国之思和民族之念：“海上山长在，人间世已非;中原天万里，远地日孤晖。水阔闻鲸吼，云遥羡鸟归;不堪搔首处，风景尚霏霏。”（《登临感赋二首》其二）登高远望，抒发情思，本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洪氏屡赋此诗，除继承传统外，更多的是受爱国情怀的驱使。怀国思乡之情促使其屡屡登高望远，但望之却是满目靡靡之景，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见一斑。

丰富的体认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大陆相比，台湾文学的历史相对短暂，也并不十分灿烂丰厚，直至明末台湾文人的创作才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1895年，割台消息传至台湾，诗人激愤不已，爱国情绪骤然爆发，促使台湾诗坛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创作高潮，书写了一曲曲慷慨悲歌。

甲午时期的台湾诗歌，虽诞生于台湾为日本占据的历史大环境中，但其精神内核与情感流向却始终是爱国情怀。国破家亡之际，洪弃生之外，丘逢甲、许南英、连横等台湾诗人的创作不仅是台湾人民英勇斗争的忠实记录，是台湾社会生活的真实体现，更是激勵、鼓舞台湾人民奋勇抵抗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下，这些诗作有力地保存了祖国文化，抵抗了殖民者的文化侵略，在培养、激发台民的祖国意识、民族气节和构筑民众心理防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以来，伴随着一次次国难，内地诗坛爆发了一次次爱国诗潮。特别是因甲午之战爆发的创作高潮，其参与诗人之多，诗人群体构成之广，对封建制度批判之强烈，救亡图存呼声之高，均堪称晚清之最。而以洪弃生为代表的台湾诗人及其创作，以其独特的风姿与鲜明的特性与内地的爱国诗潮相互呼应，有力地支持了梁启超等大力提倡的诗界革命，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台湾诗人的甲午之作，是以爱国为核心的晚清诗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诗界革命在海峡彼岸的宝贵收获，因此别具意义。

时至今日，台湾地区的“洪弃生们”以血泪书写的宝贵诗篇虽已成为百余年前的文化遗产，但在弘扬爱国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