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偷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清光绪帝与日本天皇同日下诏，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事实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根源早在此10年之前就已经种下。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在朝鲜取得驻军权，自此中日两国各驻军于朝鲜，“成露刃对立之局”，是为中日甲午战争之序幕。日本自此后，以独立之说构煽朝鲜君臣，欺骗国际舆论，最终爆发甲午之战。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不可避免的碰撞。
站在甲午爆发的1894年，将我们的触角再向历史深处追溯，不用太远，在日本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主张侵略朝鲜、侵占中国的声音一直存在。从16世纪末期的丰臣秀吉至明治维新前的吉田松阴、福泽渝吉，200余年断续宣传的扩张理论，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培植土壤，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加快了扩张的步伐。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提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侵略扩张理论奠定基调。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5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中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提出“利益线”和“主权线”概念，将朝鲜半岛划入日本利益线。1893年，日本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并于同时派遣军事间谍至中国和朝鲜，为发动战争做最后的准备。
自吞并琉球后，日本逐步走向侵占朝鲜，对清政府开战的预定轨道。在做足自身方面的物资和理论准备的同时，其外交战略则是争取列强的“中立”，实际希望列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采默许态度。列强欲解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由来已久，1866年的法国和1871年的美国都曾作此努力。日本瞅准时机以“独立”和“自主”等近代国际法概念为幌子，游说有关各国，宣扬中国在朝鲜的干预，诋毁中朝宗藩关系。列强在无视传统宗藩关系本质的情况下，听信日本的外交宣传，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作为误为对朝鲜内政的干预。在争取国际舆论上，日本取得了先机。
与日本精心策划、逐步推进的侵略步骤相比，清政府并无一个明晰的应对策略，甚至当战争来临时并无一个指挥全局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30年的发展，使得朝廷上下被表面的成绩所迷惑。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再无新的进展。在日本悄悄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清政府则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边这个岛国的异常。
在朝鲜问题上，就外交而言，围绕“属国”与“自主”两个概念，清政府与日本展开了较长时期的外交斗争。面对日本基于近代国际法理论所做的片面引用和宣传，清政府无法摆脱已有的解释套路，在国际舆论面前陷入被动。战事即将爆发之际，对于战争的迫切性没有清醒认识，仍寄希望于请英、俄调停。日本则以朝鲜“改革”和“自主”的幌子昭示世人，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轻易地化解了两国均曾作出的调停努力。
中日正式宣战之日的皇帝诏书，或许更能反映出这种外交战略上的差距。光绪帝在宣战诏书中的第一句话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然后又指出“我朝扶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日本天皇则在诏书中宣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究竟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还是日本满口谎言，刻意侵吞朝鲜，相信甲午战后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