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2月6日，在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上，第三任首相山县有朋就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发表演说。山县在演说中提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执行了三百年锁国政策，虽然大体平安无事，但也因此未能跟随世界前进的大势，以至于延滞了发展。山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尽快地扩张日本的国势。为此，日本政府不但要确保“主权线”，还要保证“利益线”。

这是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政府首次对于周边战略进行明确的阐述。山县有朋的这番说辞，源自德国学者洛伦兹·冯·施泰因的地缘政治理论。所谓主权线，在此指的是日本国土，而所谓的利益线，则是那些“如果被敌国所支配就会威胁到本土的疆域”，再具体一些，山县在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半岛。

在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等明治维新元勋们的推动下，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国策。为了实现上述的战略构想，山县在国会上要求大幅增加军事支出，将日本的军事费用创纪录地扩充到财政预算的30%。而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伴随着间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争，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更是逐年累升。军事扩张与对外战争，成为日本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无法抹消的一条主线。

山县发表演说的3年7个月又17天后，清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日两国的政治对比

在当时的明治政府看来，朝鲜半岛不但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凝聚了多重的历史含义。13世纪，蒙元帝国曾经以朝鲜半岛作为主要的军事基地，分别举兵3万与15万，时隔7年两度进攻日本。尽管这两次战争都以日本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规模空前的战争压力，也对当时日本的国内局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战争激化了日本镰仓幕府与地方武士家族的矛盾，加速了镰仓幕府的衰落与解体。镰仓幕府之后，经过了较为弱势的室町幕府，日本进入军事权威更为强化的德川幕府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经过三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幕藩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幕府-天皇二元政治结构，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以及立宪君主制的产生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作为一个与东亚大陆隔离的岛国，日本在二战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从未被外来政权统治过。而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也屡次建立起由外来民族支配的中央政权。在民族与政治的不断融合中，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它的经济基盘是传统农耕，它的制度实体是官僚政治，而它的政治文化，则以外儒内法为显著的特色。

与严重抵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蒙元帝国不同，满清在建政初期就积极引入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第一代顺治皇帝登基仅两年后开科举，着手为帝国的权力体制招募官僚人员。作为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可以说，满清在统治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它不但大幅扩张了传统帝国的疆域，而且以中央帝国的身份，与周边的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小国构建起稳定的朝贡关系。在清朝浩瀚的编年史书中，对于这些小国的记述，通常只有简略的一句“是岁入贡”。

不过，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的内乱，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屡战屡败，满清帝国的中央权威已经严重衰落。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活动的兴起与扩张，清朝与周边小国的朝贡体系也趋于瓦解。至18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已是仅存的仍然与清朝维持朝贡关系的接壤国家。

朝鲜的人心向背

与一海相隔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在北部与中国大陆接邻，长期受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13世纪，统治中国的蒙元帝国将朝鲜的高丽王朝变为自身的藩国，并强迫高丽王子与蒙古公主通婚，将蒙古血统混入高丽王室。后来，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高丽王朝也衰落式微。1388年，高丽武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几年之后建立朝鲜王朝。为了获取中国明朝政权的承认，朝鲜国王主动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国。17世纪中叶，满清入关，再次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中央帝国，而朝鲜与中国的这种册封与朝贡的藩属关系则得以保留延续。

19世纪后半叶，政治制度与中国相近的朝鲜王朝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统治问题。凭借其子被立为朝鲜国王，1864年受封为兴宣大院君的李昰应，逐渐掌握了朝鲜的政治实权。为了应对危机，大院君试图强化中央集权，并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以隔绝外部世界对朝鲜国内的影响。而就在大院君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朝鲜国王高宗的宠妃闵兹暎，暗中培植党羽，并趁1873年高宗亲政之机，排除掉大院君的势力，独揽朝鲜的政权。闵氏集团为巩固自身的政权基础，借助日本势力，在1876年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实质上废除了大院君所实行的锁国政策。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突飞猛进，引起了朝鲜的一些青年精英的关注与羡慕。这些被称为“开化党”的青年群体，多出生于朝鲜的贵族官僚家庭，在思想上亲近日本，主张与日本联合，摆脱清廷影响，并像日本那样走上独立发展的近代化道路。然而，闵氏集团主政下的朝鲜虽然与日本签约开国，但其真实的意图不过是为了巩固权力与既得利益。闵氏集团不但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反而在政治上更加保守腐化，引起深重的民怨。由于缺少制度革新，开国之后的朝鲜也仅仅成为日本商品的市场，国内的经济形势则在传统农耕体系瓦解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以金玉均、朴泳孝为代表的激进派“开化党”人士，对朝鲜的统治上层日益感到失望，逐渐萌生了发动政变推动朝鲜变革的想法。

遣韩论和征韩论的此消彼长

当时的日本政界密切关注着朝鲜的国内局势。不过，在如何对待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187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并且一度活跃到1890年代初期。甚至在1890年的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上，以自由党、立宪改进党为代表的日本自由民权党派，在议席数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这些党派，在立场上倾向英式自由主义，对内强调提升民权、限制政府，对外主张自由贸易、和平外交。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向朝鲜派遣大使，和平劝说朝鲜开国改革的“遣韩论”，在舆论上胜过主张以武力征服朝鲜，将其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征韩论”，成为当时日本对朝鲜外交的主流声音。

与自由民权党派的基本立场相反，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明治时期的政府精英，主张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同时抑制英美式的政党活动。这种国家主义导向的政治观点，自认为超越了党派竞争，被称为“超然主义”。这些“超然派”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感到警惕，认为如果放置不理，则会致使日本偏离国家发展的轨道，危及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过，在这一时期，“超然派”同样反对立即对朝鲜动武，但这并非基于任何政治理念的价值观，而仅仅是认为日本当时的国力未臻完熟，过早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太大。

1881年，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政府中的最重要支持者、同时也是英式议会内阁制的主要提倡者大隈重信，被超然派的伊藤博文抓到把柄而罢免。一些主要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被逐出日本政坛。此即“明治十四年政变”。失去了上层的政治活动空间，自由民权运动的重心迅速向日本社会的底层偏移。在1881年到1886年的短短数年之间，明治维新以来长期被压抑的民间不满，以农民暴动的形式频频爆发，其中以1884年崎玉县秩父郡的“秩父事件”的规模最为庞大。秩父郡一度成立民间自治政府，数千乃至上万民众聚集起来，与日本政府军队武装对抗。至此，日本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终于以暴力冲突的形式正面对决。然而，当时大部分主张自由民权的智识精英，对此都选择了避而远之。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早期的日本自由主义者们所期盼的，只是一种政治改良，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种激烈的革命。农民们的暴动，被政府军队一次次地镇压下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浪潮，也最终随之消退衰亡。

国家主义抬头，战争势在必发

同时期，朝鲜的那些渴望变革的青年精英们，同样也在憧憬与幻灭的间隙中挣扎。1882年，失势已近10年的大院君终于等到机会，发动“壬午事变”，试图夺回政权。清朝唯恐朝鲜内乱引发列强与日本的干涉，遂派吴长庆率袁世凯等人引兵镇压，逮捕了大院君。经历此险之后，闵妃沉湎于巫咒秘术，生活也更为奢侈挥霍。同时闵氏集团也疏远日本，更加亲近对己施展援手的清廷。对朝鲜政局彻底绝望的激进派“开化党”人，决定铤而走险。1884年，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与日本驻朝大使竹添进一郎密谋，发动“甲申政变”，宣布朝鲜独立，颁布改革条文。朝鲜保守势力接应清朝袁世凯军队，击败开化党人与日本军队，镇压了政变。此时的日本政府，并无武力制胜清朝的自信，最终只能选择妥协，与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双方同意同时把军队撤出朝鲜。清廷为了进一步威慑日本，于1886年派出北洋铁甲舰队，造访日本长崎。清朝水兵在长崎引发治安骚乱，并升级为导致多人伤亡的群体械斗，史称“长崎事件”。事件发生之后，清廷态度异常强硬，拒绝道歉。双方最终在英德等国的斡旋之下，同意互相赔偿对方的损失，争端得以解决。而日本所付的赔偿金，超过清廷赔偿金额的3倍。

在内外激变的影响之下，日本政界精英的意见逐渐走向汇流，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此消彼长，亦然不言而喻。1889年，日本政府颁发《征兵令》，从全国人口中征调出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山县有朋等人一方面扩张军事开支，一方面则通过宣扬《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向军队与学校灌输忠、勇、孝的道德观，使得这些场所成为日后孕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为一场迟早到来的决战而准备，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现在就看这场战争何时开始了。

同时，在海峡对岸，被闵氏集团再次把持政权的朝鲜，已不再具备任何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经年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在草根底层爆发。1894年，宣称与西学思想对抗的朝鲜民间的东学党人，率领信徒在半岛南端的全罗道一带发动起义，并迅速席卷朝鲜半岛的南部。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王室，只能再次向清廷求助。在清廷的权臣李鸿章眼中，这不过是十年前甲申政变的翻版，依靠清廷的数百年国威与自己老练的政治手腕，应该还能勉强应付得过去。而在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以及外相陆奥宗光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等候已久的良机，日本将在此赌上自身的国运，孤注一掷，清日甲午战争就此爆发。

不过，包括山县与陆奥的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不会想到，这一条看似恢宏的国运大道，却是一条不归路。半个世纪之后，此时踊跃出征的日本，将走完军国的最后旅程，在这条血腥道路的终点，轰然败北。

◎项小凯，独立学者，著有《大国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山寨法西斯的梦魇》、《当下儒家政治的尴尬》等，现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