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给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深刻的影响，创深痛巨，历史教训值得反复思考。我曾撰文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分析。还有一个原因，未能深入探讨。这个原因，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贪腐。

一

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成军后就不再从事建设？为什么海军的一些舰船临阵脱逃？为什么陆战战场临敌的将军们见敌就逃，不能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这些都与政治腐败有关，政治腐败中，除了制度因素外，就是官员的贪腐，首先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贪腐。

实际上当权的慈禧太后是统治集团贪腐的典型。1894年11月，是叶赫那拉氏的60寿诞，她要仿效乾隆帝榜样，大做庆典，把祝寿当作国家头等大事，指定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一批大官僚专门筹备。为此在前一年就成立庆典处，专事筹办。有个统计，耗费在庆典上的经费账面上是541万两，拨给前线的军费却只有250万两。世铎等阿谀逢迎，大事铺张，指派地方文武大员来京祝寿，命令各省派道、府、县令先期到京城布置景点。那拉氏准备在生日那一天(11月7日)，在颐和园接受百官祝贺，然后回宫。自西直门外关厢到西华门，沿路搭盖戏台、经坛，陈设景物，争奇斗巧。那拉氏担心延误做寿，支持李鸿章主张，但求从速对日妥协。翁同龢等乘机攻击李鸿章，反对妥协乞和。这样，帝党、后党，主战、主和就连到了一起。形式上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两派对立。但哪一派也没有拿出对付日本侵略的办法来。

大典期间，正当大连湾、旅顺战事紧张，叶赫却在颐和园听戏三天，诸大臣陪同听戏，视国家大事如儿戏，视前线战事如儿戏。生日受贺也在颐和园举行，修缮颐和园耗费甚巨。根据近年学者考证，颐和园工程经费总计814万多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5万多两，出自总理衙门经费77万两，其中属于挪用海军衙门经费有705万多两。

庆典经费加上颐和园工程，共耗费1300多万两（账面上）。这两项耗费基本上是不当使用，如果其中一半用在北洋舰队建设上，用在军事费用上，甲午战争的结局可能就不是那样惨了。事实上，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以后，就没有再在海军建设上花钱了。海军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深深卷入中国政治事务，他在黄海大海战半个月前写信给中国海关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脱郎的火炮又无火药。冯·汉纳根(北洋海军聘请的洋顾问)……需要有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而据《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报道，日本在战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可见军事准备两相径庭，不可比拟。单从这一点看，战争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庆典既然是国家头等大事，就不只是叶赫个人的事。根据长期在中国作间谍工作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日记9月2日记载：“清政府为资军饷起见，扣发自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官员年俸三成，八旗、绿、步各营兵丁月饷亦扣发三成。各省盐税加倍征收；各省之养廉银亦减少三成，各送交户部以助军饷云。”事实上，这是借军饷为名，大事盘剥全国军民。日记又记载：“自前年以来，每省裁撤兵员十分之一，以充饷银充作修缮圆明园。又因明年为皇太后六十诞辰，拟效乾隆之盛时举行庆典。内外大小官吏以至兵卒，均献年俸之二成五，以营此贺典。”宗方小太郎批评说：“政府之措施日益陷于因循支绌，对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恬然粉饰太平。”“谄谀百出，丑状实不忍见。”朝廷对臣工的剥削最后都会转移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民间的痛苦日益加剧。“恬然粉饰太平”，这个日本间谍的批评是很深刻的，可惜那班帝后、大臣们只知道歌舞升平，那管他前线战败、死人。

二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是那时官场的正常现象。哪个当官的不是为了发财？据阿英编《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所载史料，有人揭露，当时的政治，就是坏于贪污。不管当什么官，不管官位是怎么来的（或由考试，或由荐举，或由捐纳，等等），一旦得到了官位，就不问社会风俗，不问人民良莠，要问的是这个官位所得几何。官缺有优有劣，其收入就不能光靠年俸和养廉银了。多的数十万，至少数万数千，官位极低的如佐贰小缺，也有数百上千。如果把22行省加起来，每年进入官吏荷包的就不止千万。这些不是国库的羡余，就是民生的血肉。揭露何其深刻。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记载：“中国为四千年来之古国，文物制度灿然具备。但其岁入与土广人众相比较则又甚少，不过97 749 643两及米5 234 346石而已。据实际调查，自人民征集者为表面数额之四倍。且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该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这个记载说，中国广土众民，一年财政收入只有9千多万两，的确是不多的，表明税收负担不重，但是正税以外的各种盘剥，超过表面数额的四倍，而且这些钱，一文也进不了国库，全部为地方官吏私吞。贿赂风行，全部来自民脂民膏，都是为了满足私欲。日本间谍宗方的观察，与上述《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所揭露的情况，如出一辙。

最近有人挖掘史料，发现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被处死的济远舰管带（相当于舰长）方伯谦，战前经营房产，在刘公岛有房产28套。在烟台、青岛、福州等地还有他的房产。据记载，他还把小老婆接到刘公岛居住。据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方伯谦兄弟在战后代替方伯谦出售土地房产契约，共出售土地38亩，房屋113间，原价4.4万两，售出价4千两。

根据学者研究，方伯谦官俸1296两，船俸1944两，两项合计每年3240两白银。购房产银4.4万两相当于正式年俸的13.6倍，恐怕是来路不明的。根据经慈禧太后审阅同意公布的《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北洋海军司令）可以在刘公岛上建办公处所和公馆（住家），其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济远舰管带相当于总兵，只能住在舰上，不能建衙门和公馆。很显然，方伯谦在刘公岛建房是违反海军章程的。这样一个有大量房产的海军管带，能够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吗？他的临阵脱逃，就是有根据的了。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上合法拥有衙门、公馆，还另在岛上盖房出租。还有材料说，丁汝昌自蓄家伶，在家里演戏，耗费30万。海军纪律废弛，军官和士兵在岸上住宿者，一船有半数。

三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本人是否有贪污，我没有确切证据。有外国记者说，一些外国军火商为了推销军火，大肆行贿，他们与李鸿章的部属和翻译交朋友，贿赂李鸿章的幕客和门房，甚至拜访李鸿章的厨师和理发师。当然，也免不了拜访领事和外交官。给他们送钱送物。贿赂这些人干什么？《泰晤士报》报道：“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应命。”显然，参与购买炮械的相关官员从中贪污的数量是巨大的。贪污受贿的结果，就是炮械不堪使用。这就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有关。

李鸿章也未必是干净的。1896年为贺俄皇加冕典礼，李鸿章曾访问俄国京城圣彼得堡，在这里与俄国外交部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这期间，俄国是否贿赂李鸿章，一直聚讼纷纭。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有此事，但俄国外交部的一个副司长沃尔夫却持肯定态度，他说，李鸿章同维特在条约上签字以后，还在口袋里装上二百万卢布回到北京。罗曼诺夫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根据俄国财政部的档案指出，维特曾向李鸿章面允三百万卢布的贿赂，但当时并未付款，直到1897年初才在上海交付了一百万卢布。看来，拿了俄国人的贿赂，出卖国家利益，不是空穴来风。

1894年9月平壤溃败不久，给事中余联沅沥陈李鸿章六大罪状，说他以投靠洋人得功，终身不肯改变。此次战事一起，就胸存求和成见，并无战志。李鸿章在中日开战前，不是认真做战争准备，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他首先请求的恰是俄国驻华公使，请俄国帮助调停。调停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不做战争准备。平壤大败后，李鸿章眼看局势于己不利，又忙着请列强调停和局。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历史事实证明，在战争的每一步进展上，李鸿章都把战争的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调停没有把中国带进和局。

总税务司赫德在战争爆发时就说过：“战争骇人地向毫无准备的我们袭来，李鸿章所吹嘘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都已证明远非一般所期待得那样厉害。”“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海军如此，陆军也好不到哪里。淮军将领叶志超从朝鲜牙山败退到平壤，通过李鸿章谎报大胜，还得到了朝廷2万两白银的奖赏。1万多清军守不住平壤，数万清军守不住鸭绿江防线，让日军长驱直入。辽东、山东半岛都让日军平静登陆，大连湾设防坚固，号称铁打的旅顺，防守将军七八个，居然抵挡不住。海城守卫战，数万清军被少数日军打败。将军们不是一个都没有抵抗，大多数将军见敌逃窜却是事实。这些人平时克扣军饷，战时不为国家卖力，只顾个人生命安全，贪腐在其中起了哪些作用，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