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杨第甫老很晚，大约是在1996年吧。此前，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吹尽狂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印象是，杨老敢说真话；并与朋友说过，如谁要了解湖南建国头30年的高层斗争内幕，读他的回忆录或许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尽管我知道，回忆录是不一定靠得住的，但杨老这本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记得我第一次拜见杨老时，话题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我曾写过一篇《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的两本书》，在《博览群书》和《同舟共进》等先后发过。我给杨老送去样刊，他读了是满意的。1999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他曾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将《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作这个修订本的代序,我当然同意了。后来他秘书告诉我，因有人向他进言，说我此文是散文，还是不收为好，于是他又放弃了。这里还要交待一句：他决定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曾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去他家，要求我为他整理此书。但那时我还居无定所，有漂泊之累，恐延误他的时间，于是没有答应。看得出，有一段时间，杨老还为此有点不高兴。?
在我印象里，杨老虽是党的高级官员，但骨子里依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官员，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放弃自我；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想竭力坚持一点自我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于是，他常常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踌躇。共产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决心做到，但具体行事，他又是“秉性难移”。这一点，从杨老的《吹尽狂沙》里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我是普遍性，爱国是我的特殊性。我从来没有要建大同社会的想法。那时大学毕业为了找出路，去了延安。我之所以反蒋，是因为蒋不抗日。我有许多机会，我可以通天，升官发财什么的，门路很多，但我一概不去找……”这是1998年9月20日杨老对我说的。而这时，杨老离开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位子已整整13年了。?
杨老的晚年，有反思意识，虽然耄耋之年，但思想敏锐，对当下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我这个自以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也有许多共鸣。我曾应省党史委之约采访他，以访谈形式写了《我所知道的黄克诚》。文章末尾,我借他的口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绞在一起，尤其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不回避问题和矛盾。要知道，在当前，任何空话、大话、套话都是有害无益的。去年，任仲夷在《南方日报》发表《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谈得实在，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想到让他过目时，杨老竟将说到任仲夷的几句话删掉了。他说：“这要不得。哪有一个党派领导下的民主?这是一党独裁。”我后来将任老全文拿给他看，他同意了，并说：“四个坚持本来就不对嘛。为什么只能让共产党领导?”我当时很谅讶，因为杨老是1938年冒死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呀!我想，杨老思想的变化，很可能是受其儿子杨小凯的影响。杨小凯是澳洲拉莫什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7岁时曾写出《中国向何处去?》，并因此蒙冤入狱十年。杨老承认，儿子的中文著作他是必读的，除非是很深澳的“经济学原理”。?
杨老生于1911年，长我42岁，但我们交流没有代沟或障碍。我要是读到估计他感兴趣的好文章，就送给他看看；他也一样，要是看到好文章或是好书，就打电话告诉我，要我一定读读。记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就是在杨老那里最先读到的。(杨老在美国的女儿以电邮将此文发给在深圳的姐姐，其姐姐再打印寄给杨老)读完之后，我复印一份，立即推荐给当时的《书屋》主编周实先生。我说：“此文令人灵魂震颤，稍经处理就可发表。”后来此文在《书屋》发表了。如果没有杨老，不知大陆读者要推迟多久才能看到这篇20世纪写母亲的杰作。还有，潘旭澜的《太平杂说》出版后，他立即让秘书买了一本。待我去看他，他说此书一定要读。他还说，太平军曾打到湘潭，杀了几个家族的人。当时老百姓叫他们“长毛贼”。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太平天国》，我不看。有人说，太平军比法轮功还坏，因为法轮功没武装，他们有武装，杀人如麻。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愚弄人民，控制人民，杀了多少人呵。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历史早有定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失和。蒋介石当时曾以曾国藩自命，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视为太平军一流。于是共产党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这就是当时贬斥曾国藩的背景。历史早翻过了这一页，今天还这么写，就有失历史的真实了。杨第甫1991年出版的《吹尽狂沙》，谈到曾国藩等湖湘旧人，也是这个观点。?
杨老三次去延安，前两次去了又要他回来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他从南方局去延安后就进了中央党校，直到1945年调去东北。在延安4年，他被“整风”整了3年。1942年妻子陈素来延安了，但不能见面。3年里，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一面，彼此没说一句话，妻子只是将他的手捏了一下，就离开了,因为杨老是整风对象呀！“捏手”这个细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我读到这个细节，心仿佛被刀绞了一下，有一种痛切骨髓的感觉。2000年8月18至28日，得杨老之约，我每天去听他谈一个小时。我想让他详详细细谈那延安4年，想让他把“捏手”这个细节再前前后后细化一下，但他只记得这些了：延安搞大生产，每个人要积肥，陈素希望能碰上每天清晨捡狗粪的他，但就是没碰上一回，直到1945年后，他才被“解放”，和妻子一起去了东北。我问他：“你想妻子,近在咫尺而不得见，从人性的角度看，你不感到残酷吗?”他说：“残酷。共产党本来是最残酷的,但那时不这样认为。”杨老这些天的谈话，可惜我没录音，是笔记的，大概有一两万字；如实整理的话，发表还有困难，于是至今我还没有整理。?
写这篇小文时，我把那本笔记又翻出来，见我当时不仅记其谈，而且每次谈话后，我又小结了几句。8月21日下午小结有这么几句——这次见面，杨老说：“我可能要走了，你也在抢救文史资料哪!”我说不会的。8月24日下午，我因事没去，下午四点多他打来电话问：“今天怎么不来了?”8月25日下午我去他家，杨老正靠在卧室的滕椅上。他夫人说：“杨老今天有点不好过。”我说：“那我明天再来吧。”他夫人却又说：“那你还是去见见他，他心里好过些。”我见了杨老。他说：“我不住院，我要自己抢救自己。”8月27日我去了，他说，你不是要我谈周小舟吗?周小舟可谈，华国锋也可谈，但张平化我不想谈——他的意思是不屑于谈。周惠整他最厉害,使他仕途遇挫。1980年代周惠任内蒙古书记时,把他接去内蒙，与他促膝长谈。周惠说,“第甫，我要向你检讨。当时我们太蠢了,要是现在，我就不会那样做了……”之后,周惠又陪他去延安旧地重游一趟。杨老说,对周惠,我原谅他了。杨老的宽容，在《吹尽狂沙》中也可以看出。这天谈话后,我说，我们谈话就告一段落了，以后你想起什么要谈,就电话找我吧。第二天，他秘书告诉我说，杨老要你上午去他家里，他还有两件事跟你说说。我去了,原来是他看了香港《镜报》杂志上的文章，说“江李体制”如何如何，他同情朱?基，说他“把经济稳住了，又把他踢开了”，云云。?
我编的《湘声报》“文化”副刊，后来改名“文化·沧桑”，杨老每期必读。2002年1月10日副刊版发了一则简讯，开列了2001年第四季度本版被《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读者参考》等刊物转载的文章篇目，他看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小报，一个季度竟有十多篇文章被转载。确实是小报办出了大气象。”他还要我去他那里谈谈。我去了，他就评点起这一期的版面了。这一期我发了丁东的《失职的年代》和党国英的《什么是好学风》。杨老说，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是讲同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很有现实感。也许知识分子读了，更有共鸣。本期还发了篇评说两部电视剧的随笔：《孙中山为何斗不过康熙》，作者是针对“孙剧”收视率大大低于“康剧”问题说的。杨老说，他读此文，首先想到了这两个人——康熙盛世，国泰民安，传统的中国人只望生活富裕而安定，所以喜欢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好，但没有实现。孙中山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募捐、革命、打仗。他为了民主，让出了总统位子，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袁世凯复辟了。这篇文章好就好在它批评了中国人的“好皇帝”思想。到今天，中国人还指望出现一个“好皇帝”，而不去追求有一个“好制度”，这说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调来省政协报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杨老虽管不了这些，但他问我，还问过他的秘书，“向继东怎么不分房子?”有一次我曾对杨老开玩笑说：“杨老，要是您在位时我认识您就好了。”杨老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假如他真的在位，我也真的在他的治下，也不见得会有多少接触，因为我向来不会攀附什么，况且像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政务繁忙，也很可能无暇垂注我辈人物。?
杨老是2002年10月18日去世的，记得进医院前两天还给我打来电话。那时网上有关于杨老儿子的传言，说杨小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了，杨老当然希望儿子得此大奖。那次电话就是说这事儿。末了，我问他这两天还好吗?他说：“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到哪里去。我只想无疾而终。”这回杨老真的“终老”去了。参加完杨老的追悼会，本拟即写这篇小文，但因俗务缠身，久未动笔，一拖竟过去了半年多。记得有一次，在杨老身边工作过的刘正莲女士曾和我开玩笑说：“向记者，杨老托梦给我，催你写纪念他的文章呢。”这下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不知杨老在天之灵有知否。
2003.6.23.?
